他失去自由，是由於和平集會和遊行原來需要警方事先許可，否則即屬違法。第一次是2019年8月18日的「煞停黑警亂港、落實五大訴求」集會（約170萬人參加）；另一次是2019年10月1日的「沒有國慶，只有國殤」遊行（參加者超過10萬人）；第三次是2020年六四集會。他三次都成為檢控對象，每次判刑9個月至13個月不等。還有，他身陷囹圄，也由於《蘋果日報》違反租約，他將自己名下一間公司搬進報舘的一個房間，被當局控以欺詐罪，最後判刑五年九個月。
當然，這一切都源於他的辦報人身份—《蘋果日報》的創辦人、最大股東和領導人。他被控以幾項國家安全罪行，由煽動到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都與《蘋果日報》刊登的言論有關。儘管他從不呼籲暴力抗爭，警方也找不出他勾結了甚麼外國勢力（除非指外國受訪者），但卻要還押候審三年才正式開庭審訊。更甚是，在未有裁決之前，《蘋果日報》已於兩年多前因國安調查行動已被迫倒閉，而黎智英三個銀行戶口的資產，以至《蘋果日報》的股權，均按照《國安法》全部凍結，完全無須法庭裁決。
反觀特區政府面對一些涉嫌違法的舞弊行為，執法行動卻非常鬆散。例如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綠石數字資產平台」（JPEX），兩年前公開營運，去年更發行虛擬貨幣，並通過長期鋪天蓋地的廣告宣傳，引誘散戶入市。但一直以來JPEX未經發牌也無申請牌照，當事人甚至無須向當局登記個人資料，即可經營，在不受監管下，收取投資者的金錢自行運作。至今報稱被詐騙的金額接近15億元，但當局連經營者是誰也不確定，更不說拘捕歸案。
至近日，證監會才亡羊補牢，公布四份名單和四項措施，也等於承認過去監管不力，當中有否涉及人為疏忽，造成投資者損失，也值得深究。不過，證監會今年六月才有權監管虛擬資產交易平台，而誤導廣告和經營手法有問題，早已有之。政府早該立法加強規管，立法會也該督促當局迅速行事，保障投資者利益，奈何立法會只是配合政府施政的橡皮圖章，缺乏民意壓力下，當局慢條斯理，也就理所當然了。
其實證監會無權監管之前，不等於法律真空，一些執法部門實難辭其咎。例如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的訛騙調查組及情報組，目的就是打擊詐騙活動，而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更專門負責跨境科技罪行。他們何以後知後覺，任由騙案在光天化日下發生？發生後，何以不能如對付黎智英那樣凍結資產，禁止騙徒運走投資者的款項？據知國安部門連企業虛報資料騙取疫情期間政府的資助，也參與調查及檢控，何以對一宗涉及十多億元、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騙案，可以無動於衷呢？
又如上市公司創辦人梁鳳儀，被控挪用公司款項超過七千萬元，罪成的最高刑期達到10年，但候審期間不但可以保釋外出，更可以自由離港，並居留於香港無法引渡罪犯的加拿大。反觀黎智英的政治控罪，未經審訊，早已令他失去自由、財產和事業，過百萬讀者失去一份報章，兩者何以有天淵之別？
再看紅山半島獨立屋的僭建問題。根據網媒《集誌社》的調查報道，78間臨海獨立屋，起碼22間有僭建物，以增加樓宇面積，興建游泳池等，也有佔用公地作私人用途。僭建者的所作所為，符合法官對黎智英違反租約的兩項定罪原則，一是隱瞞違反契約，二是行為目的是「自肥」或「自我方便」，即從中取利。其中屋主有身份特殊者，如全國政協委員之類，看來也該遭到法官對黎智英的同樣指責，批評他利用其地位令執法部門投鼠忌器、自我矮化，不敢突擊巡查，因此需要加刑。
換言之，香港如果只有一套法律，上述行騙者及僭建者該與黎智英的命運相同，判以詐騙罪成，並且加刑重罰。倘若網開一面，不作刑事檢控，法庭亦不予嚴懲，又如何彰顯法治，以示香港的執法和司法有規有矩，不會因人因事而異，造成政治控罪寧枉毋縱，經濟罪案卻寧縱毋枉的畸怪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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