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按：北京亂了營。外長防长皆失踪，經濟熄火，青年失業嚴重，美中全面對決，北戴河元老們焦急萬分，但是我看這些問題，都歸結為一個問題：打不打台灣！習近平明白，拿不下台灣，他就歇菜；而外事口、軍方衡度情勢，斷然沒有決勝的把握，這軍方，首先就是火箭軍嘛，拿台灣，海軍陸軍都使不上。習性急也有道理，經濟下行了，中國實力開始疲軟，強國快成明日黃花，不只爭朝夕就全黃了！然而這一切的前因後果，還得從鄧小平說起，要說晚了一步，從他那會兒就稍遲了點。當代中國，一切都是彎道超車，你說打仗、征服、軍事的事兒，也能彎道嗎？火箭井蓋打不開咋辦？司令員為此自殺嗎？核潛艇機械失靈、缺氧咋辦？雖然如同我在《海慟》的序言裡說的，「共產黨也終於讀懂了西典，這回不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而是麥金德的《陸權論》和馬漢的《海權論》，陸權與海權的對峙，令這個從黃土高原走出來的「小米加步槍」政權要造航空母艦了，此後經過二十年瘋狂海軍擴張，截至2022年共装备各类舰艇837艘，总排水量约265.36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海軍，其中战斗舰艇493艘、航空母舰2艘（不含尚未服役的福建舰）、驱逐舰43艘、护卫舰93艘、导弹艇81艘、两栖舰艇169艘、常规动力潜艇61艘、核潜艇18艘，大量水面舰艇如同「下饺子」一般駛入太平洋。」這就像「大煉鋼鐵」那會兒一樣，沒用！】
海牙法庭裁決中國對南海沒有主權。"千年孤獨之後的黃河，終於看到了蔚藍色的大海。"這是《河殤》解說詞的最後一句，我至今可以感覺到它的滾燙。然而大海並沒有邀請黃河。"黃河來到了偉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二十九年前《河殤》就預言了這痛苦，如今成了互聯網上愛國憤青們的咆哮，讓我覺得很荒誕。
八十年代只有少數知識精英"崇洋媚外"，大部分成年人還在黃土地上睡眼惺忪，而年青人則哇哇叫地往海外、往沿海城市蜂擁而去，雖然鄧小平戰戰兢兢只敢開放一個深圳。那時候，趙紫陽在想海外來料加工、胡耀邦在想中國人能不能從吃谷物改成吃牛奶肉類、鄧小平則總在琢磨陳雲又會使什麽陰招兒。他們都絕對沒有關於航空母艦、南沙築島和"九段線"的想象力。那時中國只有"西洋幻想"而尚無海洋欲望，民間只湧動著一股掙脫封閉、無知、內陸的激情。
費正清寫《劍橋中國近代史》提到：不知為什麽，當海上已經出現了來自西方的堅船利炮以後，整個中國政府的注意力，財政、軍備，重點還在對付西北──那時西北正在發生太平天國後期所引起的捻軍和"回亂"。中國政府的主要力量還在西北，沒有海軍，也沒有真正懂得海戰的人。高陽的小說《紅頂商人》也說，左宗棠率軍征西，清朝政府都沒有錢給他，他是靠胡雪巖去向西方人借銀子。中國當時有內陸的麻煩和壓力，一直沒有處理好海上來的問題。
鄧小平的"回亂"發生在天安門廣場。大清還沒找到"海洋"的感覺就垮了，鄧小平的政權卻存活下來，是靠屠殺學生娃娃而沒垮掉。所以當時中南海哪有心情做海洋夢？這不僅讓中國的"海洋欲望"晚了三十年，也叫這個政權受了釜底抽薪的戟傷。改革變成維穩。激情早已糜爛。
大一統欲望的延長
"六四"合法性危機，使北京喪失了對邊陲的凝聚力，也引發了"邊陲對中心的恐懼癥"。疆藏兩地抵死（自焚、武力）抗爭；香港人則從疆藏的今天，看到了他們的明天，懼怕有一天港澳"中國內地化"；香港的淪陷，又激出台灣抵制"服貿協議"的"太陽花"學運，讓國民黨丟了江山。繼而，東南亞和環太平洋周邊的國家，也感染了中國邊陲的恐懼癥——這恰是"中國崛起"的本質：中國不僅不會"分裂"，這個壞制度得勢了還要開疆辟土，對外擴張，於是東海南海從此不靖。
毛澤東一生沒有"統一"中國，此所以鄧小平高度重視"回收香港"，並視其為一生最大滿足，但他還是飲恨台灣。這漸漸慣出中共的一種"領袖情結"，誰上台都要以完成"統一大業"為最高業績；又則，"統一大業"也是這個政權代價最便宜的合法性補充劑，因為被"民族主義"馴化的老百姓最吃這一套，馬克思已經不靈光了。
以壞制度統合邊疆、民族地區，是近年來中共的成功經驗，因為它無須以老百姓感受為準，而是以試煉體制壓制社會的"馬基雅維利式"技術為準——今天我們看到，在其徹底控制下的新疆維族已近絕望，而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被拖成一盤死棋，藏族也看不到其他出路；香港人因特殊地緣而在無操作性的"獨與不獨"之間掙紮；北京唯有對鞭長莫及的台灣極盡訕笑。中國其實沒有什麽"海洋戰略"，它只是搞定了四個邊陲，心里說何不索性去南海撒潑？
《河殤》當年沒說，黃河其實沒有流到出海口，就幹凅了。
造島：內陸型思維來到海洋
南海唯一的誘惑是石油。八九年鄧小平殺了人就說："必須把經濟搞上去"，於是將中國轉換成一座"世界工廠"，近二十多年"掠奪式"的耗竭型發展，搞得資源匱乏非常嚴重，必須到海外去搶了。一個海洋地質學家大聲疾呼："鄧小平的海洋政策就是把近海守住，韜光養晦，不與人爭利。但現在不行了，中國的石油有一多半都從國外運來，貿易也要依靠外國市場，如果再不爭取海上利益就會為人所制。"這是六四屠殺的邏輯後果。
可是南海既無島嶼，更無土地，如何說它"自古屬我"？中國喜好搬出歷史來證明領土歸屬，乃是一種標準的內陸性思維，因為華夏漢族兩千年來，便是從北方幹旱的黃河流域，漸次墾殖到潮濕的長江、嶺南、雲貴地區來的，這種文化是離了土地就心虛的，腳下無寸土甚至不敢強詞奪理，哪里像橫行大洋的海盜，搶到你家門口也理直氣壯。
所以中國南海造島，立馬勾起我的一個回憶：當年在山東煙台，我坐上一條小船，劃過蓬萊水城的拱門，一看到黃海就想：為什麽島國的倭寇可以渡海來打明朝，而中國人只能守在海邊，連想都沒想過要去日本看看究竟？為什麽歐洲的海軍炮艦可以全球遊蕩，而中國的戚繼光只知道把長城修到海邊來？
西方人分析，南海造島是一個"維護國家面子、但缺乏戰略邏輯作支撐"的政策，因為即使中國把整個南海變成它的內湖，也確保不了從太平洋一直通向印度洋、波斯灣的各條海上通道的安全，而投資研發新導彈對付美國航空母艦，對於解決中國的潛在安全難題作用不大，反而無端引發美國的對抗。
可是中國的想象力只有島，只要在海上堆土，心里就踏實了。中國並沒有從大陸運載沙土石料去填南海，而是跟德國合作建造了一艘大型自航絞吸挖泥船"天鯨"號，以"吹填法"，采用南沙礁盤周圍大量的海砂造島，但依然造價不菲，據《金融時報》報道，以永暑礁為例，工程總造價約為736億元，連國人都驚呼：這哪是造島，分明是造大陸。這造價是個什麽概念？就算折價美元一百億，恰是美國地產大亨川普的身價——這爺們只值南海一個人造島。
政權保衛戰契合海洋戰略
對中國新的全球戰略"一帶一路"，西方分析家蠻讚成"一路"而批評"一帶"（海上絲綢之路），說中國計劃在中亞地區開發一條通向歐洲和中東的新"絲綢之路"，可以替代過度依賴脆弱海上航線的"一帶"——其實"一路"穿過社會秩序徹底瓦解的戰亂中東，恐怕更"脆弱"。
不過這是中國人的business，不管洋人痛癢；只是西方分析家看不懂，中南海在南海怎麽玩，都不會輸掉什麽。如今大多數人已經淡忘，中國興起的後八九民族主義，直接跟太平洋有關，眼下遭遇"南海危機"，可以說早在預設之中。
九十年代初，人們預測歐洲已經衰落，北美也要衰落，而東亞崛起，將是下個世紀高度發展的地區。1993年鄧小平說了一句話"國際環境對我們有利"，指前蘇聯垮掉了，中國沒有北方威脅，可以走向太平洋了，當時中國出現很多說法："太平洋時代"、"中華經濟圈"、"天時地利對我們有利"、"走向大洋練兵"、組建遠洋海軍，向俄國買航空母艦，等等。
誰知中國面向海洋最先遇到的是"第一島鏈"，其中台灣島扼其咽喉；再往東又有第二島鏈，從日本群島向南鏈接印尼群島，封住了關於太平洋的一切。我們不妨以此來解釋近兩個十年里在東亞和兩岸發生的所有摩擦，諸如台海"導彈危機"、"釣魚島"紛爭、東海防控識別區、美國"圍堵戰略"、中國反日狂潮等等。然而壞事變好事，這也給中共創造了一種極好的外部環境，它對此的投資極具"戰略眼光"，將老百姓引向太平洋上最靠近的兩個島國，盡力釀造仇外情緒，馴化大眾的狂熱民族主義，恰好可以轉移他們對內部腐敗、專橫、不人道的憤怒，因為一個沒有聲音的族群是深仇大恨的。這里還有一層歷史鋪墊：新中國對太平洋只有痛苦記憶，毛澤東1950年派兵攻打台灣而全軍覆沒；蔣介石從台灣派飛機深入大陸，據說是激怒毛澤東搞"大煉鋼鐵"要造航母的誘因。情緒化常常是歷史的真正奧秘。
從文化角度描述這幅景觀，比政治、國際關系角度更準確。"反太平洋狂潮"（涵蓋反日、反台獨）及其伴隨的中文語境中的單向口水戰，極致是所謂"情節雷人台詞低俗的抗日神劇"大行其道，被網友用"四化"形容：戰爭遊戲化、我軍偶像化、友軍懦夫化、日偽白癡化——在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里，人性受到某種禁錮，社會人格的發展就被限制在一定的宣泄區域，如逞口舌之快，又借互聯網獲得長足發展 ，泛濫無度，以此解釋中國人靠低俗、下流過嘴癮靡然成風，再恰當不過。這絕非僅僅"文化商業化"而已，背後須有制度化的政策和財力支持。
海牙一裁定，網上出了一個段子：中南海決心打大仗，是不必懷疑的，現在的問題是：一、戰場選在橫店還是中山影視城？二、戰役任務到底交給八一廠還是華誼兄弟？三、前敵指揮選馮小剛還是張藝謀？四、還用不用抗戰神劇名角、嫖娼被抓的黃海波？反正中國只贏不輸。
長程歷史的陰影
南海危機，說到底就是海洋和內陸的問題。
歷史學家余英時曾提出他的一個觀察，認為中國的歷史是從西北，從內陸亞細亞逐漸向海洋推移的一個過程。最初從漢代帝國唐代帝國所遇到的敵人，都是來自西北的，到唐以後，遼、金、元都是從東北西北，都是從不靠海的內陸開始，這是一個壓力，是少數民族對中國的壓力，不斷地把漢民族從黃河流域推到長江流域，從長江流域逐漸向海洋發展。余英時說這是一個從內陸來的政治壓力，一個代表西北的文化。中國的發展是從西邊向東邊，然後從北邊到南邊，慢慢地越來越接近海洋，這種發展一直沒中斷，但是遭遇到西北力量的影響時就有轉折。
他舉例，第一個轉折就是蒙古人的入侵。永樂的心里想的依然是蒙古人，明朝對大知識分子的侮辱不是中國的制度，自漢唐以來對宰相、三公九卿是非常尊重的，何以有後來這些嚴酷的制度，當然是從內陸民族帶來的，最早是金人，後來是蒙古人，然後是明朝人繼承下來。但到明朝，向海外發展已經很大了，永樂有鄭和下西洋，西方人研究文藝覆興的，研究航海歷史的，都承認中國可以向西發展，它何以沒發展？主要是政治原因，永樂的宮廷政治不允許這樣的海外發展。由於滿清王朝比後期的明代帶著更濃厚的內陸取向，海洋中國的發展在十七、十八世紀受到了嚴重的政治阻擾。余英時總結：
我覺得海洋和內陸的問題是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政治是被內陸所左右的，經濟文化是慢慢向海洋發展的，所以政治與文化，經濟與文化有一種沖突，不是合一的，甚至是背道而馳的。這個沖突可以說一直延續到今天，我甚至可以說包括共產黨。它真正的基地是陜北，是在最貧窮的、也最能滋養原來內陸政治那一套的土地上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土地上發展的政權，有一種封閉性，就是關門主義，對外面是恐懼的，不放心的。歷史有時是奇詭的。近三、四百年來，中國內陸取向的政權雖然千方百計阻撓海洋中國的成長，但傳統的內陸文化，特別是家族組織和勤勞節儉的工作倫理，卻是中國人海外發展的主要的精神憑借。 脫離了內陸政治的羈絆，中國的傳統文化反而能在新的經濟領域中發揮得更為暢快。
所以今天坐在中南海頭把交椅上的是一個陜北娃子，你不應該看成是一個偶然。
——《海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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