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 2023-2-27
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受到了全世界舆论的严厉谴责，这场战争对台湾的影响，就像1951年朝鲜战争对台湾的影响一样，使台湾面临被共产党“武力统一”的危机下，脱身而出。朝鲜战争后的台湾，避开了被毛泽东政权吞灭的危机。这种改变实际历史进程的影响，是人类社会“元历史”的力量。
乌克兰战争对中国大陆的影响是“元历史”的影响，自以为可以凭借独裁权力随意创造中国历史的独裁者，不得不改变直接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方式。然而，台湾前景存在一种可能性，北京还会不断用武力威胁台湾，不断用军机军舰越过台海中线飞航，扩大台湾内部的“亲习派”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将不再使用邓小平“一国两制”，而用其他“政策口号”，扩大台湾内部分歧，等待时机，扶植“亲习派”取得台湾政权，从而，使北京的独裁权力全面渗透台湾。
台湾问题的两个视界
台湾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台湾独立”问题。经过国共内战，到1949年，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国土，被共产党用暴力革命占领，中华民国的国土只剩下台湾，但中华民国仍然存在。1949年后的台湾，并不存在什么“台湾独立”问题。现在的“海南”脱离北京政权控制，可以说是“海南独立”，而台湾从来不在北京政权控制下。所有藉口“一个中国原则”指责所谓“台湾独立”的说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从国际法看，也是不成立的。
台湾问题有两个不同的视界，一是台海两岸的视界，二是国际法视界。
从台海两岸的视界来看，主要有三种不同主张，一种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解放台湾”、或“一国两制”统一台湾。第二种主张是以中华民国名义，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第三种是，拒绝统一，在中华民国的名义下或台湾的名义下长期维持台海两岸现状。
这三种主张，具体来说，还有许多具体内容的不同。
从国际法视界来看，对“国家”的承认与对“政府”的承认是不同的。承担国际权利与义务的实体，并不是当时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府，而是国家本身。政府发生变动後，这些权利与义务仍然存在着。一个国家的政府按合乎宪法的程序变动，无须其他国家政府采取承认与否的行动。当一个政府为革命、军事政变所推翻，这时，就发生一个是否承认新政府的问题。如果一国中出现兩个敌对政权，如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其他国家就产生在兩个敌对政权中选择一个加以承认的问题。
新国家的产生，存在“国家承认”问题。因革命、叛乱、军事政变而产生“新政府”，存在“政府承认”问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按中国大陆的习惯说法，1949年建立了一个“新中国”。然而，1949年以来，中华民国在台湾仍延续它的存在。北京在与其他国家建交谈判时，要求其他国家与中华民国断交，这样才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北京这种做法，在实质上是要求外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不是要求承认1949年後亚洲东部建立了一个“新国家”。这一点，在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就逐渐明确。在中美建交公报中，美国對中国的承认，用的是“政府承认”概念。建交公报是这样寫的：“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內，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有许多分裂时期，魏蜀吳三国鼎立、五代十国、南宋与金的对峙都是历史事实，因为当时没有“国际承认”问题，没有要求外国政府在敌对的几个中国政权中选择一个政权认为它代表中国的问题。中国如此，欧洲历史上也如此。十七世纪三十年宗教战争后，德意志帝国（又称“神圣罗马帝国”）虽然仍有皇帝和议会，但已分裂为三百六十多个各有主权的大大小小邦国，最大的兩个邦国——普鲁士、奥地利互相争霸，但不存在“争誰代表德国”的问题。
七十多年來，台海兩岸同时并存着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如同中外历史上“原来一国范围內多国或多个政权并存”一样，是一个政治事实。
同历史上“多国、多政权在原来一国范围內并存”不同，台海兩岸“中华民国”政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同时并存，存在一个“国际承认”问题。台海兩岸在“国际承认”上有兩大特点：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承认。
没有一个国家同时承认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北京後签署的《上海公报》中說：“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兩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由于北京的坚持和美国的态度，使“国际承认”中的只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为世界各国所接受。
“一个中国原则”是一个原则，而不是指台海兩岸的政治现实。“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是指外国对台海兩岸的兩个敌对中国政权只能选择其中一个承认的问题。把“一个中国原则”同“现在式”、“进行式”、“未来式”相联，无助于理解“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
区分“两岸问题”与“国际承认问题”
七十多年來，台海兩岸存在兩个敌对政权，存在兩个敌对政府，这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公认的政治事实。美国在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下，承认在台湾海峡的一岸存在着一个与中华民国敌对的政权。早在1954年召开日内瓦会议时，美国不得不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由美、苏、英、法等国共同召开的会议。
兩岸关系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要解决好兩岸关系，必须把“中国人自己的两岸问题”与“外国选择兩岸中那一个政权承认的问题”区别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北京在要求国际社会在对兩岸兩个敌对政权上承认的原则，由于台海兩岸在七十多年中始终处于敌对状态，在对台海兩岸的“国际承认”中就产生了“没有一个国家同时承认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象。
现在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在台湾选举投票时，兩岸关系缓和，主张“三通”和政治对话的力量就要占上风；如果北京接连不断用武力威胁台湾，兩岸关系紧张，“台湾安全至上”政策就会赢得台湾民心。为了解决问题，一定要承认政治现实。1954年，为了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美国，都能正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存在的事实，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与美国共同参加会议。处理两岸关系，对北京来说，首先要正视现实，正视台海兩岸是“任何一方的法律以及政府的行政权力无法施行到对方的区域。”对台北来说，一些人反复强调坚持三十年前的所谓“九二共识”，在这一大框架之下探讨两岸议题，只能强化习近平“武力统一台湾”的决心，无助于台海和平。
兩岸的敌对状态不发生在兩岸人民之间，也不发生在兩岸不同政党之间，而发生在兩岸兩个政府之间。结束敌对状态就需要兩岸的政府的相互承认，承认兩岸是“任何一方的法律以及政府的行政权力无法施行到对方的区域。”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同一个中国，以不同制度治理着兩个区域的政府。”
现在看来，兩岸政府相互承认对方的存在，无关“国际承认”中的“一个中国原则”。 兩岸兩个政府相互承认，结束敌对状态，签订和平协定，走联邦制的道路，才是兩岸和平统一的途径。
“不对称联邦制”构想
中国实行联邦制，前提是中国大陆产生了明显的政治民主化趋势，实行联邦制，将有助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从习近平的全部作为来看，习近平正在走上袁世凯那样复辟帝制的道路。在21世纪的今天，习近平的复辟努力，完全逆历史潮流而动，无法持久。就像袁世凯、张勋一样，习近平复辟的努力，将适得其反，只是为中国彻底扫除陈旧腐朽的“帝制”开辟道路。
中国的帝制不仅是最高权力不容分割的专制主义，而且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主义。全国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权力完全被一人掌握，选举只是一个形式。实现联邦制，有助于强化地方分权，发挥地方各自优势和积极性。
就台湾问题而言，实行联邦制，要从台海两岸的现状出发，要实行带有邦联特征的联邦制。当中国成为一个联邦中国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将同时结束自己的存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将为“台湾成员邦”、或“台湾共和国”取代，作为联邦中国的一个成员。中国大陆的西藏新疆等“自治区”和香港澳门，可以“联邦化”为“西藏成员邦”、“新疆成员邦”、“香港成员邦”、“澳门成员邦”等成员邦。
【图1】1992年严家祺在香港和台湾出版的《联邦中国构想》一书
2016年1月，在蔡英文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后十多天，美国华盛顿DC召开了一次研讨会《Asymmetrical Federalism：Would It Work in a Democratic》，Stanford大学、Duke大学、纽约Columbia大学、Penn State大学、香港大学、美国Naval学院的专家学者做了主题发言。我第一个感觉是，这次会议预示着美中关系的改变。当时我在读《动物精神》一书，我在会上首先谈了“国际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区别”，国际关系受三种“精神”的影响，一是“植物精神”，二是“动物精神”，三是“人类高度的理性精神”。植物精神，就是“国家”象植物一样，不能行走，所以“地缘政治”起着重要作用。我在谈“动物精神”时说“老鹰不会与蜜蜂竞争，当中国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有‘平衡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因素。”因为“理性精神”，美国崇尚自由民主，主张用和平、理性、智慧解决各种地区争端。美国反对用武力和武力威胁解决台海争端，民进党在台湾执政，联邦制问题就为成为未来台海两岸关系的重要问题。我在会议上说美国的罗德岛只是阿拉斯加州的429分之一，而台湾是中国大陆的265分之一，联邦制下成员邦土地面积的大小，无关大局。我觉得无需运用“不对称联邦制”概念。实际上，在邦联式联邦制下，不同成员邦实行有重大差别的管理制度，也可以称为“不对称联邦制”。我现在要说明的是，“不对称联邦制”也可以大行其道。
未来中国的走向，第一大事不是联邦制，而是中国大陆的政治现代化、民主化，是走向新共和，使所谓的“人民共和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实行宪政民主的共和国。邓小平时期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一规定，是对毛泽东一人27年长期一人掌握最高国家权力的否定。从大尺度世界观看，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什么“中国特色”，什么“伟大的新时代”，当成为历史后，所谓特色都暗淡无光，“伟大的新时代”能够留下的不过是陈腐的旧事物穿上了新衣裳。2017年，人们发现，所谓“中国梦”，全是为了一个人的“三连任”，这个人竟然放弃了文革总结的惨痛教训——禁止个人崇拜和实行最高权力限任制。2018年3月11年，海陆空三军仪仗队穿越整个人民代表大会会场、走向主席台，展示军威，3000人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修改1982年禁止三连任的宪法条文。
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任何人也不能长期阻挡信息自由流动。遍布中国的公路铁路和经济联系，使中国无法分裂，21世纪中国的前途，充满光明，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民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能解决专制独裁的主要弊端。在中国大陆民主化的过程中，联邦中国各成员邦，各自选举产生成员邦首脑的制度，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有两千年历史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帝王体制，走出王朝更迭和分裂统一两大循环。
“元宇宙”和”元历史”
自然界的进程，遵循不可变更、不可阻挡、不可动摇的道路前进，这种必然的历史进程，简单明瞭，就是人类社会的“元历史”。“元历史”Meta是指不受偶然性干扰，遵循必然性道路、方向的历史进程。当然，并不是说一个人宣称这是“元历史”，就是“元历史”，虚构的“元历史”往往就是“乌托邦”。从信仰和理性的关系来说，相信“元历史”的存在是一种信仰，就是相信有一种人类不可抗拒的力量，主宰人类历史进程。
由于人有智慧，在地球上不同地区创造了不同的制度和文明，掌握大权的人，既能为他人和社会做好事，也能用权力强制、阴谋诡计做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坏事。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就充斥了形形色色的偶然性和突发事件，这种弯弯曲曲的历史进程，就是人类社会的实际“编年史”。从百年、千年看历史，就会发现，现在的中国向帝制倒退、在全球范围内全球化进程的局部倒退，都是短暂现象，全人类的历史，是一种被Meta精神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前进的“元历史”。从百年、千年看历史，很多在当时严重的事件转瞬即逝，被人遗忘。Meta精神，就是“元宇宙”本来意义的精神，“形而上学”的精神。Meta的历史，就是“元历史”。
联邦制不仅是民主中国的前途，而且是未来全球联邦化一个起点。我在《元宇宙的世界观》中说：“公元第1世纪是耶稣基督的世纪，第6世纪是罗马帝国大分裂的世纪，第7世纪的穆罕默德世纪，第8世纪是东方大唐帝国的世纪，13世纪是成吉思汗的世纪，14世纪是但丁世纪，15世纪是文艺复兴的世纪，16世纪是大航海和宗教改革的世纪，17世纪是科学革命的世纪，18世纪是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政治革命的世纪，19世纪是殖民主义和大英帝国的世纪 ，20世纪是共产主义革命、衰亡和世界大战的世纪，21世纪是信息革命和元宇宙的世纪。”【同 注1】 现在，全球化进程出现一些困难，产生了局部倒退现象。在21至22世纪，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世界联邦制是全球化必经之路。
21世紀也是人類走向太空的開端。2004年3月，美國天文學家宣佈發現了一個新的行星——塞德娜（sedna）。2005年7月29日又發現了一個比塞德娜和冥王星大的行星2003-UB313。可以称2003-UB313为第10大行星。在人類走向太空的21世紀，更要關注、開發一個離我們最近的第11大行星。這個第11大行星，相當於5個火星表面的面積，超過了火星、水星、冥王星、塞德娜面積總和的兩倍。這第11大「行星」，就是我們地球的海洋。【注2】
火星表面積 7220萬平方公里
水星表面積 7478萬平方公里
冥王星表面積 1662萬平方公里
塞德娜表面積 984萬平方公里
地球海洋面積 36294萬平方公里
【图2】地球海洋面积有5个火星（上图右侧）表面大
21世紀，人類面臨四大任務，一是永摒戰爭，二是文明對話，三是走向太空，四是開發海洋。21世紀，人類進入太平洋時代，這個時代，在全球联邦制下，國家依然存在，爭奪霸權的方式将發生改變，武力爭霸將會從地球上排除出去，這是邁向不同國家和平競賽、在全球联邦制下，不同文明友好對話的一個新時代，這是邁向第3千紀的第一個世紀。
美国作家霍桑说，人生的过去是一个梦，未来是一个希望。对全人类来说，人类过去的历史也是一个梦，而未来也是一个希望。人不是动物，动物想不起自己的过去，对未来没有憧憬和希望。
全球联邦制
从大尺度世界观、外星世界观来看「全球联邦制」时，我们会感到，探讨「全球联邦制」这样的关系人类前途的问题，与探讨鱼类全球洄游问题、全球气候问题、外星殖民问题一样，不是只有几个政治家有专权谈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通的、未来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探讨、可以研究和发表意见的问题。
世界联邦制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因为实现它比较遥远而今天无需考虑。对世界各国来说，有没有这个目标，国家的行为模式就会不一样。如果接受世界联邦制的目标，对导弹、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行全球控制，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销毁这些武器；成立世界中央银行，在保留本国货币前提下发行全球无国界货币、建立全球总账本；实施全球工程，包括全球太空计划，南北极开发、海洋开发、地幔能源开发；以全球规范实施人权保障；建立全球自然保护区，就是一件可行的事。
实行世界联邦制不是“全球一国化”，不是建立一个“一国化的世界中央政府”，未来的世界联邦制是在保留国家的情况下的联邦制。在未来一、二百年内，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军事力量、生活水平仍然会存在种种差异，国与国之间的人口流动仍然会有若干限制。世界联邦的政府机构，只是在若干领域掌握世界权力，剩余权力仍然属于各个国家。特别是，除了对导弹、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由世界联邦政府实行全球垄断外，各国仍然保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世界联邦政府按世界联邦规定征税，但无权用世界联邦政府名义把一国财富转移给另一国。
世界联邦制的实现完全是一个和平进程，是在世界各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不断让渡一小部分、一小部分主权给全球机构的过程，大概要在22世纪才能实现，有了这一目标，有助于世界持久和平；有助于确立由全球中央银行发布的「动态汇率」控制的「全球无国界货币」的共识；有助于各国在「金融一体化」过程中，认识到「绝对主权」时代已经过去，各国经济政策与全球经济环境的协调是必要的。【注3】
全球核心區的转移
【图3】全球核心區的转移，地中海时代历时20个世纪，大西洋时代，从16世世纪到20世纪，历时5个世纪，21世纪进入太平洋时代。
国际关系从来不同于人际关系，人有动物性、理性和追求真善美和大爱的神性。国家永远不会有神性，永远脱离不了“动物性”。专制独裁、战争暴力是典型的动物性，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联邦化，是增强国家理性的表现。人类直到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没有摆脱动物性，国家争霸也是国家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动物性的表现。
从“元宇宙”的世界观看，人类的“元历史”，世界核心區是不断转移的。有“无中心”、“多中心”的时代，也有“一个中心”的时代。最早的一个中心是“地中海时代”，历时近二十个世纪。古老的中国虽然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但与地中海文明只有微弱的沟通。从15世纪到20世纪，进入了“大西洋时代”，中国处于边缘。从21世纪下半叶开始，一个民主化的联邦中国，与围绕太平洋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太平洋国家，必将开创人类历史上将历时几个世纪的波澜壮阔的“太平洋时代”。
参见《新世纪》网站，2023-2-18、《光传媒》2023-2-18：严家祺：《元宇宙的世界观》，纽约《当代中国评论》2022冬季号P.19-P.36，博登书屋（Bouden House NewYork）
参见严家祺：《霸权论》P.228 、P.276-286 香港Thinkers Publishing
严家祺：《世界联邦制》，参见《在人生的列车上》P.315-323，Oxford 大学出版社香港2012年中文版
（2023-2-27写于华盛顿DC近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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