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社會有很多拍紀錄片和劇情片的絕佳題材。例如1948年底的「中央研究院人才緊急救援計劃」事件。
這一年，國府敗局已定，部署逃往台灣。蔣中正先生直接下令：教育部長朱家驊、北大校長傅斯年、教育部次長杭立武、蔣經國等要人於南京緊急磋商謀劃了「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搶救計劃」，局勢危急，並擬定「搶救名單」，全部是當時國內最傑出知識分子。
其中最受注目的是當時影響力最大的自由批知識分子兼首席KOL的胡適。
北大歷史學者錢穆、毛子水、化學家錢思亮、英文系教授英千里、法學家梅貽琦選擇上機。南開大學創辦人張伯苓、學人陳寅恪、熊十力、吳宓、馮友蘭、工程專家茅以昇等選擇了共產黨，拒絕上機，決定留在大陸。
去留之選，一瞬間定生死命運，因為「解放」之後，加上「反右」和「文革」，那些留下來的如何收場，香港人今日大多數隱約都知道。
這件大事，顯露了非常有趣的人性。首先蔣介石拯救的只是第一流人才，有許多人不在名單上，包括作家沈從文、冰心、巴金、曹禺之類。或蔣介石覺得這些人不重要，或知道這些文人已經被共產黨洗腦，帶去台灣，只會麻煩。
另一些是藝術家，如張大千、梅蘭芳、馬連良之類，蔣介石或許讓他們自己選擇。藝術涉及品味，但對於國家緊急存亡，並非優先，蔣介石讓他們自己謀出路。至於張愛玲之流，蔣介石還不知道是誰（一個小女子兵荒馬亂中也以自己的觸覺來決定，其判斷居然比許多大學者更準確）。
還有另外一種，如企業家和江湖領袖：航運巨子盧作孚、麵粉業家族榮毅仁、汽車老闆嚴慶齡、杜月笙、黃金榮等，另在上海。名單只限於平津，飛機班次有限，這些人蔣介石也讓他們自己決定。
最後一班飛機，名額有限，局勢危急。這份名單的取捨，顯示了蔣中正先生身為國家領袖，要做一位中國真正的舒特拉，緊急關頭的眼光、胸襟、價值觀。
其中傅斯年也是文人學者，他也是名單前線的擬定人，尤其是北大清華南開這個學術圈，誰的學問大、誰對國家元氣的保存更有用，傅斯年比蔣介石蔣經國更清楚。
此位置此時決定許多人的命運，傅斯年一定要是公正的君子，不可以有學術界辦公室政治的偏見。若平時「文人相輕」，此時是公報私仇的機會，名單上勾進誰、剔除哪個，最後還應該對蔣介石建議或哀求多包括哪一個，傅斯年有最後的把關權。
這個搶救過程，名單上的人，留下還是離開，對故土的不捨、與老婆孩子和朋友之間的商討和爭論，To be or not to be，已經是一場好戲。
打聽到別人在蔣介石傅斯年的名單上、自己為什麼沒有份，那種揣測和失落的滋味，也是另一組人物角色、另一條線上的戲。
比較奇怪的是蔣介石似無候補名單。亦即如ABC不肯上機，可以有D E F來補上。但候補的人，永遠不知道自己是第二流，自己不是國家精英的第一級，純粹是因為前面的人退出了、自己的幸運。這條側缐，在拍劇情片的時候，可以大膽加上去。
蔣介石、胡適、傅斯年這三個關鍵人物，處此大時代的痛苦心情，更是這場戲的主線。
而且我常常想： 1948年，如果已經死去的徐志摩、梁啟超、張季鸞還在生，他們會如何取捨？還有幾位高僧：弘一法師和虛雲和尚，知道共產黨來了，他們會選擇留下，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與眾生共劫；還是去香港、美國還是台灣，弘佛光於海外？
最後一班飛機，中央研究院學人的只有四份一，大部份學人精英，一來捨不得，二來不相信離開了中國，可以繼續他們的文化和科學事業。三來最重要的是，他們更相信毛澤東會帶領他們進入一個更民主自由的新中國。飛機座位空蕩蕩，傅斯年和胡適看見了，悲哀至極。
這就是余英時在晚年時在大悟大悲中說的：「我在哪裏，中國就在哪裏」的由來。
香港文青導演許鞍華拍過一部「黃金時代」，其實更應該拍這一齣。其實是一部史詩級的群戲，驚心動魄的歷史一幕，或者大陸有許多導演都更能勝任。但不可能。這一點，不論GDP有幾多，人民有沒有飯吃，一個民族是不是懂得反省，尚存幾分靈魂，要看這部電影能不能面世。
我相信如果胡耀邦趙紫陽當年能捱得下去，他們曾參與管治的那個國家，沒有發生過「六四」，這樣的電影，應該至少二十前可以面世，全國公映，張藝謀可做導演。觀眾感動的程度，格局視野之別，當會比香港的「十九歲」之類更深遠。
當然，在1948年，如果也有一個導演，將這個過程拍成紀錄片，背景是北大和清華的校園內外，而不是香港的英華中學生和家庭，所拍十日，連剪接不必十年。
1948年年底，這最後一班飛機，由北平到南京，衝上灰暗的天空，飛去台北。時代的巨輪無情輾過，事已至此，多說無益。這個民族，那個城市，在無休止的亢奮、怒哮或哀號的喧騰裏，許多人不知道自己百年來失去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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