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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2日星期一

廖亦武:《約旦河穿過成都》選自未完成的王怡評傳

黑皮禁書
有一天,王怡找到我,說要搞地下出版,希望得到老一輩地下黨的協助,令我錯愕。隨即質疑他還愁發表麽?他答不愁,幾個雜誌的專欄正火著呢,專欄不能刊登的,就自己朝網上貼,反響也不會小。我說那就算了。他說不能算了,寫點什麽已不過癮,還得自己印點什麽,才算體驗了禁地雷區。
他的娃娃臉猛然泛起兩朵蘋果紅,我頓時明白自由如同性慾,是抑制不住的生理反應。雖然王怡婚姻美滿,但地下出版帶來的綿綿不絕的偷情高潮,超過任何受法律保護的正當蜜月。我是過來人,多年偷情多次,從早期自印叛逆詩集,到六四淩晨自製長詩《屠殺》磁帶,再到自印獄中詩《古拉格情歌》與主編綜合性雜誌《知識分子》,從不悔改,哪怕被警察屢屢捉姦,人贓俱獲,以至二度家破人亡,也不悔改,何也?除開自由偷情的毒癮難戒,更有為將來製造出土文物的衝動難戒。
如今是2019年6月,王怡還在坐牢,他可沒想到在我的德國書桌上,就碼放著他當年的偷情結果——四本被查禁的地下黑皮書。耶魯大學高級教師康正果的《我的反動自述》,已由台灣允晨文化出版,叫《出中國記》,據說賣了近萬本,很不得了。康正果在文革前夕坐牢的原因,是用俄語寫信給莫斯科大學,借閱在蘇聯和中國都受到批判的《日瓦戈醫生》,他想讀原著,弄清楚一本小說如何能顛覆革命政權,不料信剛投進郵箱,就被舉報并抓捕,一段坎坷人生由此揭幕。王怡看得拍案叫絕,非盜版不可;接著是在報社上班的特務汪建輝的《中國地圖》,寫的也是特務,一個潛伏多年、被改朝換代的國民黨諜報機關遺忘的特務,不得不向共產黨投案自首,坦白反革命史,卻沒人相信。只有當街砍人來證明自己的超常能力;再接著是我的《中國冤案錄》,王怡作序,並將序言節選到自己當版主的"關天茶舍",引來跟帖無數,儼然要開共產黨的批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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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廖與《嚴打幸存者左長鐘》一樣,是被羞辱者,被踐踏者。老廖的意義早已和詩人的意義相去甚遠。他的生活早已全無詩意可言。他甚至根本沒有私生活。他的生活不斷地遭遇當道者留下的大糞和罪惡,不斷被當道者強行插入,不斷在夜晚和凌晨被身穿制服的人帶走。不斷的在親人眼前無端的消失,甚至在自己的婚禮上消失。他在無力為繼的生活中所堅持的底層訪談和冤獄訪談,是令那些以社會底層的保護神自居的左派知識分子、令那些空喊與失敗者、與窮人站在一起的知識分子無地自容的寫作。
對曾經的詩人廖亦武而言,活在這個國家,就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災難。
像狗一樣的活著。然後寫作。寫作僅僅為了見證像狗一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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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後一本《美德驚動了中央》,不對,應該是《美得驚動了中央》——錯別字都上封面了,可王怡還自我解嘲:"美德也不錯,地下出版就是一種美德,早晚會驚動中央那幫龜兒子。"話音未落,雙耳垂肩的劉曉波在北京聽到,就連夜赶寫了一萬多字的序言《王怡驚動了我》,極力誇贊他談論極權統治時的幽默感。老劉是風雲際會的前輩,小王自然受寵若驚,乃至在《後記》中寫道:"我把劉曉波先生為我作的這篇序,視為我精神世界的一種驕傲......我在精神上是六四之子。有人說你才多大。我想說,我是誰啊,我是屠殺現場的一個未成年人。當初你們殺人,不能避開我這樣的中學生嗎?就像你們做愛時都避開我們一樣......"
也許有人要問,殺人怎能與做愛相提並論?況且,避開未成年人的屠殺不更陰險毒辣嗎?問得正確,可一聽問得這麽正確,就曉得這位不是我们四川國人。四川國人總是幽默過頭,讓周邊國家的人難以接受。比如北京國人劉曉波傳來《零八憲章》,當晚幾個籤名者聚會慶祝,有人喝高了,說何不叫《零九憲章》?因為"九"和"酒"的發音一樣,大凡醉鬼都願意籤名。有人糾正道,你娃搞錯沒?《零八》是改變社會的,《零九》是拿來喝的。可到了第二天,不管主張《零八》還是《零九》,都被國保請去喝茶,交待籤名的動機。王怡的動機我不曉得,我的動機是"友情贊助"。國保彆嘴譏諷道,老廖,你我也相識多年,你咋個不贊助我呢?我說如果你闖紅燈過街去雞姦交警,我就贊助。國保氣得拳頭捏出水來,但沒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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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遠了。再回頭說黑皮書,總之,除了約稿,我和汪建輝都幫不上忙。因為王怡是本世紀最早的"网紅"之一,聯係印刷、討價還價、封面設計、交稿取貨,乃至提前數日在全國各省市徵訂,并一一確認剛剛興起的快遞業務,都通過網絡聊天平臺搞定。其雷厲風行之效率,比我等年齡偏大、辦事全憑兩條腿的原始人類高出數倍。記得我也曾提醒過網絡監控,王怡嗯啊一聲,反問一句:你娃娃也懂這個嗦,就扭轉話題,吹噓一個月起碼印行一萬套,不僅能收回成本,完成原始積累,還能滾動推出系列禁書,眨巴眼就顛覆官方作協,再眨巴眼就顛覆新聞出版署——這胖子的盲目膨脹實在不敢恭維——因為接下來,國保稽查大隊就發動突襲,查封印刷廠,扣壓了大部分剛裝訂好的成品。可還是有少量樣品已經發貨。經連夜審訊排查,國保快馬加鞭,上網在全國範圍追查快遞公司,無奈當時好些地方還是局域網,動不動就掉線栽入盲區。
话說快遞中巴駛達王怡家樓下,齊腰高的幾箱書剛搬進電梯,國保就趕到了。二話不說朝裡擠,王怡不得不背轉身,把住兩邊,以超肥的屁股相抗。蒼天有眼,電梯嘎吱升騰。國保兵分兩路,一路從樓梯朝上撲,可王怡還是提前數秒上來,并閃電般搶救了兩三捆書進屋,給蔣蓉窩藏了。他反鎖住門,在樓道間與國保大吵大鬧。國保要抄家,他拒絕;要帶他走,他問手續呢?氣喘吁吁的國保拿不出手續。王怡說我是維權律師,一概拒絕沒有法律手續的执法行為。
於是國保悻悻然劫走小半車書及快遞工人,鳴金收隊,把我們的胖子心痛得肥肉直抖。通宵失眠之餘,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起草了洋洋万言的"行政訴訟文書",狀告成都市國保稽查大隊。當然,法院,還有其它什麽雞巴院,都不可能受理,最後只能貼在網上。那時的網絡相當原始,等到管理員或其他手工五毛發現并刪貼,差不多路人皆知了。
王怡空耗數月,不了了之。倒是唯恐天下不亂的藏書家冉雲飛囤積了數十套,待風頭過後,遂大張旗鼓拍賣,價格翻幾番,還十分搶手。
寫到此,有些神思恍惚,就抓起案頭的黑皮書之一《美得驚動了中央》,這多年前的夢想,如今,作為基督教牧師的王怡,終於驚動了中央,在全國範圍的打壓中被關進監獄。能否走出來,就看上帝的安排了——這可是十幾年前的他意料不到的——這本禁書的第一篇叫"國家安全是一個套",王怡寫道:"一個以國家安全為名的圈套,在後極權時代無限膨脹,結成一張民眾中間隱形的偷窺之网。我們只看到被揭露出來的東德'國家安全部'那龐大的綫民網絡,就能推測我們自己的處境。獨裁者躲在套子裡面意淫、手淫和行淫,他們竊聽、審查、綁架、監控,他們整肅、收買、報複和恐嚇。他們保護的是強姦犯的安全,而不是受害者的安全......"
接著王怡寫下"每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這個標題,這句注定不朽的詩。在異國他鄉的我,細細品味,內心一陣刺痛。"淪陷"原本指外邦入侵,比如1930年代日本入侵中國,還有收複失地的可能,而現在,每個中國人的家鄉都已萬劫不復——最近的佐證是黑皮書之二的作者汪建輝輾轉托朋友捎信給我,他出事兒了:沒被逮捕,也沒出逃,而是停職審查,並極有可能被單位開除,原因是他自費在台灣出版了三本反動小說——天哪,怎麽辦?他老婆深度抑鬱,女兒正讀大學,他丟掉飯碗全家吃什麼......與卡夫卡公開在銀行上班,私下卻是天才作家相似,老汪在一家報社工作二十多年,寫作是唯一的精神寄託。他沒在國內公開發表過任何作品,可劉曉波出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時,卻被授予"自由寫作獎"。也沒出事兒啊。老汪的文字很小眾,我曾向台灣允晨文化推薦出版過兩本,都賣不動。獨裁之所以可恨,就是逼迫人人平庸,老汪寫小說並不影響政權的穩定,可連這點空間也不給了,世道真是越變越險惡。如果退回去十來年,王怡在外面,劉曉波沒死,還能為之解燃眉之急。
"誰也幫不了誰。"我無法甩開這個念頭。我無可奈何。我寫過"為他人的自由而戰"。王怡和劉曉波也曾寫過,可他倆都眨眼就失去自由。
劉曉波是我第一個進去就沒出來的朋友。當然,中共監獄關死過無數人,可誰都不相信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也會這樣死,可他就這樣死了。最後躺在那兒,乾瘦如骷髏,渾身插滿管子,嘴巴洞開,似有什麼話要說。中共對全世界公開播放的視頻中,他身邊環繞著好幾層面容模糊的白大褂,如同虛空幽靈。他的雙腿上上下下,走路似的,不停地起落了一個多小時。乍一看挺有詩意,我還為此作了曲,叫《劉曉波的最後時刻》。可後來我醒悟,那是彌留之際的痛苦掙扎,似乎被注射了某種藥物——也只有"似乎"——沒有證據,沒有真相,兩天之後,圍繞這次死亡的種種謎團,都隨骨灰沉入海底了。
王怡是否會重蹈以上覆轍?劉曉波從沒想到進去出不來,所以他在2008年第四次入獄前夕,還微笑著接受香港的電視訪談,說"做任何事都有代價,坐牢是一個政治反對派必然要付的代價"。王怡大約想到了。因為劉曉波永訣人世,他還沒進去,坊間又傳出南京的政治犯作家楊天水即將刑滿釋放,卻突然查出腦癌。比照劉曉波,楊天水也被強制保外就醫,在重兵把守下昏睡二十多天,再也沒醒來......

——转自作者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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