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成立百年，海里党主们自应欢乐自庆；普通党员也该跟着朝贺。我作为比现今党主们的党龄还多几十年的普通党员，既无资格自庆，又不知该贺什么；幸好还记得一首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倒合自己的体验。因为成立百年的中国共产党，前二十八年为创立新中国战斗时，我只活过那后十六年，懂事以后就相信那个编辑《新华日报》的党所宣传的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反对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统治，因而跟着一群可爱可敬的哥哥姐姐拥护中国共产党。只有此党建立新中国以后，我才亲身参加这个创建新中国的共产党，并且亲身体验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的真正含义了。
我进入"革命阵营"后，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第一个体验是：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数不清的"阶级"和"斗争"出现于新中国
我于1951年18岁时奉命参加工作，机关里同志们的关系非常和谐友善，像我这样的小小小干部，对于科长部长书记等上级也都视同哥姐叔伯，出自内心地听从他们的教诲服从他们的指挥。只是意外的第一件事就是……吃饭！那时的工作待遇实行供给制，伙食很好且不付钱，只是吃过几顿饭以后发现同餐的怎么没有部长书记哥姐叔伯们，原来新中国的干部用餐是分等级的：我们吃的是"大灶"，他们吃的是"中灶"（部长）和"小灶"（书记）。那就是以后我才知道的王实味同志攻击延安革命老区实行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制度了。不待我消除这个惊异，更多的惊异陆续来了：我们机关的一把手、延安来的老领导召集会议严肃宣布：上下级同志之间不得按照小资产阶级绝对平均主义张哥李姐地胡乱呼喊，必须按照职务称呼书记部长科长，只有什么头衔都没有的普通干部才能叫叫名字而非外号。这种区分自然不是孤例，也不止于吃饭和称呼，而是全党干部身份的"普适"区分，从科处级县团级地师级省军级到中央的正副部级正副国级的划分，实行工资制以后就直接成为钱财收入的多少，加上按职务高低享受的工资以外的高低"待遇"，构成区别严格的高低阶级了；再加上他们和"人民"、党员和"群众"之间更加严密的高下区分，成为新中国著名的"两类矛盾"中"人民内部"的种种阶级。至于"敌我矛盾"中大量消灭已经投降肉身以后的幸存者属于"敌对阶级"以外，再经种种政治运动，陆续造出种种新"分子"：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特务走资派等对象收为阶级斗争的目标，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这种敌我之间的斗与被斗关系和各自内部的划分，无情地纠正了我对于新中国会走向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深信，眼看着它成为全球最丰盛的阶级社会和斗争舞台啊！
顺便说一下："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这几个大词，都非中华的古语，我们的祖先没有那样的智慧，古书史籍都无收存。我作为一个苦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少年，也是从《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里首先学到的，知道：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
首先，关于"阶级"，毛泽东对中国"旧社会"按经济地位划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实在那个"旧社会"，上述阶级虽然存在，但是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倒更是亲属、师生、朋友、买卖以及恩怨情仇等等更为切身的关系；更无工人见了别厂的老板、农民见了邻村的地主就打就杀的事件。所谓"阶级仇恨"，正是共产党独特宣传教育的结果。
其次，关于"斗争"，和"阶级"的划分相反，它倒是人类出现以前就有的故事：为了夺得食物，禽兽相斗；人类出现以后，既与禽兽斗更与自己斗，前者为了保身与觅食，后者就为争夺财富了。不过人类的自斗属于"野蛮"，因为它不能为文明世界增加一分财富，而人之为人，却正因为他们朝向彼此合作创造财富的方向，从野蛮走向文明。此为"一切社会的历史"的更重要的一面。反观"社会的历史"里所有的"斗争"，最终目标不过就是抢钱，结果都是财富的转移，而绝对不是它的增加。社会财富的增加，绝对无法通过斗争集会罢工运动打土豪分田地乃至世界大战而取得的。即使小小的螺丝钉，也不能从一颗抢夺成两颗，而必须是人类分工合作包括资本、知识和劳动按照契约相互结合的产物；也只有这样的结合才能增加社会财富，使人类有别于禽兽，人类社会才能向文明前进而非向野蛮倒退。所以我以为也应该为《共产党宣言》增加一句：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人类协作的历史"。
这点认识，自然不是我当年的；当年丰盛激烈的阶级斗争，却相反地给我对于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第二个亲切体验：
坚信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站立起来"
这句有名的话，见于毛泽东于1949年9月21日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词：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作为一个热烈拥护革命党的少年，那时我虽远在首都的政协会场之外，居然也和讲演者及代表同志们们有"共同的感觉"：十分自豪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人"从独裁政府的压迫之下"站立起来"了！只是随着历史的演进，我的这种感觉发生了两层变化。第一层是那时并未弄清楚，他说的"中国人"并不包括当时和以后被赐名为"反动派"的人士，虽然后者也都是"中国人"，似乎没有一人主动放弃或被判取消国籍；而随着历次阶级斗争运动的发明和进行，这些必须继续被踩在脚下的"中国人"的数量还高速地与日俱增，包括我自己也成了中国人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当然不够资格和那些一直站立的同胞抱"共同的感觉"了。不过那些一直"站立起来"的同胞的处境，就涉及我的第二层感觉了，那就是为何他们总是"站立"着呢？脚酸了不能坐坐吗？疲倦了不能躺躺吗？辛苦了不能玩玩吗？而事实的答案竟是：不能！
这就得回顾到前述第一个体验，我们的社会已经出现层层新阶级了，如同我的那位尊敬的首任上级教导那样，革命的社会是不容许"绝对平均主义"存在的，于是就建立了一个绝对不平均的社会，下级对于上级绝对是"站立"着的，如此层层递站，全国只有一个人（至今也只有一死一活两个人）能够随便坐下了。其次，就如那个第一人在前述讲话里号召的："让那些内外的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我们"这些革命人民（"我"在当右派以前）也就没有功夫在对付不斗就不抖的"内外反动派"时找出空闲坐下休息了。回顾他从1949年5月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训导人民从事激烈的阶级斗争起，又不断指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旋接受建议改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到他辞世的那年，都还严肃地质问"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在这些最高指示下，哪个斗人者和被斗者还敢坐下歇气呢？就以刚才提到的我那位首任上级为例，他的新阶级成分自然已经相当高贵了，可是一生也只有在上级领导下站着拼命的份，直到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任上于"文革"中跳入未名湖中，才得以躺下休息啊！至于已经属于最下层阶级见谁都站的中国农民，先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斗争从地主手里夺得土地房屋牲畜刚刚高兴一会儿，夺得的一切以及自己生产的成果就被统统收归"公有"，在中华大地上演出千年未有的数千万人集体躺下饿死的惨剧，演出他们"站起来"的最终下场。
关于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以上解释，我曾于多年以前把他写进一篇评介刚于去年逝世的邵燕祥先生名著《大题小做》的文中。针对他在文中的深刻描述"领导闹事于前，群众闹事于后"，我插嘴说：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它所以需要养着一群"领导"，自然不是请他们来闹事，无论是领导群众闹事还是对着人民闹事，而是要他们做事。做什么事？做给他们佣金雇他们干活的主子们的公共事务。这个举世承认的公理，本来也是当今执政党公开宣布的理念，还把国家命名为"人民共和"国，在每个官府前刻个"为人民服务"的招牌。可惜这些东西从问世起就只是"招牌"。关于这段历史，有段描述它的有名红歌唱道："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正是它的准确写照。"我们""当家做主"，自然相当于 "共和"，相当于享受"服务"；可是它的前提却是"唱着东方红"，感恩于"大救星"，为本该服务于自己的领导人领导党趋前跑后拼命服务，从一开始就把关系搞颠倒，人民一旦如此"站起来"，就再也不得坐下了。
该篇题为《领导闹事三部曲》的短文为邵先生看到后，立即致我一信说：
我从尊文又得到一重要启示，乃一九四九年九月政协会上宣布之"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并非从趴着改为站着，而实为从坐卧状态命其"站起来！"以便垂手听训，并且驱使奔走，入得朝堂，也须像《法门寺》中奴才刘瑾之"站惯了"也。
由于以上两种永不能忘的体验，使我活到老年还增加了一个体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两头真"的中共党员
回顾上世纪40年代的国共内战时期，我这个十分憎恨专制独裁国民党的中学生，在一批学友哥姐的教育下十分尊敬和热爱倡导民主自由的共产党，在学校办壁报发表政见斥官僚骂特务并参加学生运动。到了中共在内战中胜利，才知那些哥姐们大都是中共地下组织成员，好些人都成为我的领导了，几十年间一直是我敬爱的的师友。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像他们那样的和比他们还老的老党员头上出现了一个称号："两头真"！这是全球任何共党甚至任何政党都没有的衔头，可称如假包换的"中国特色"。
一位"两头真"的理论家、曾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政治改革研究会干事长的杜光同志，对他们自己的这个称号有过一个解释，说——
"抗日战争前后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积极投入了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并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他们是真心实意地为理想而奋斗的一代。这是'真'的一头，是青年时代的'真'。近年沿着这条'真相-真理'的'两真'之路，他们热切地探求历史真相，寻觅超越传统观念的真理。找回了青年时代的真诚，重新焕发出民主革命的激情，致力于揭示真相，探讨真理。这是另一头的'真'，老年时代的'真'"。
这位杜光同志，尽管也曾被中共打成"右派分子"，无法"站立起来"凡二十来年，但是在讲这话时究竟已经被"改正"，又当了党内负责同志，所以在讲"青年时代"和"近年"时，略过了"中间"；在解释"真"时，不好讲它的对应面"假"。他们开头相信某种"真相-真理"，到老还在探求真相寻觅真理，说明从开头到后来的几十年间，都遇着假象假理了。那么，谁在制造假相假理呢？
谨考："两头真"们拥护中共参加革命之日，正是中共厉声教训国民党必须"诚意实行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引自毛泽东：《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之时。正是中共的这样的价值声明，吸引了"抗日战争前后和解放战争时期"至少两代正义青年的真心拥护，并且舍死忘生地跟着它亲手建立新中国。可是一到建国之后，党就收起民主进步的许诺，开始制造种种专政对象，并且创造一个"民主专政"的新名词：它也立宪法（民主），但是治国的手段不是"宪政"而是几十次制造"少数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专政）。就在新中国新宪法颁布不到两年半，就演出了第一部祸及全国震动世界的"彻底打垮胡风反革命集团"政治运动，公然违宪剥夺一批作家的"通信秘密"权，全国共清查了2100多人，同时在各党政机关企业学校中开展"内部肃反"， 卷入运动的有5,864,238人，最后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共37,288名。从此全国"运动"不断，"敌人"丛生，从此全国"运动"不断，"敌人"丛生，而三十年间连一条刑法都没有却"依法"对"敌人"判无数案杀无数人没有民主只有专政了。按照它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定性"法西斯主义"，那么它的"民主专政"也就就叫很难听的"民主法西斯主义"：口称民主手行法西斯，直到到1989年6月4日，才脱下最后的伪装，公开实行反革命军事政变和法西斯独裁，以吃民饭护党锅的党卫军攻入首都，推翻党内职务最高的"两头真"赵紫阳，彻底脱掉"为人民服务"的伪装，命令人民为党服务；全国改姓都姓党（"一个党"）、不准妄议中央（"一个主义"）、当家教主自定于一尊一锤定音（"一个领袖"），真正露出它和当年国民党完全一致的的初心了。而当年那些拥护假话的"一头真"青年们，除了在途中被专政甚至被消灭，到"近年来"其幸存者才走上"揭示真相，探讨真理"之路，这也正是共产党从锐意说假话到不怕露尾巴的"党史"啊。
以中共的正式文件最先在党内自陈其真实初心并彻底批判当年之假话的，是2014年的中央"九号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文件本来也属于机密，尚未决定对外露面的，可是却被记者高瑜采访到手且替它向外发表了。此举虽然惹怒当局且刑拘记者，却有幸免去了他们继续撒谎的需要，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国大党的龙椅上，向世界批判当年欺骗"杜光"们的假语，口吐诚实的真言，也成"一头真"了。
以下就是中共当年的谎言和现代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情况的通报》对它批判一览：
关于宪政民主
谎言："宪政是什么？就是民主政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2月20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一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1941年10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
批判："宣扬西方宪政民主，企图否定党的领导。""要害在于把党的领导与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对立起来。"
关于普世价值
谎言："天下有一定的道理，不为尧存，不为舜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民主原则》，1943年10月28日重庆《新华日报》）；
"英美民主政治这两大精华——人民的平等和自由，……这是人类共同的宝贝。"（《论英美的民主精神》，1944年3月30日重庆《新华日报》）
批判： "宣扬'普世价值'，企图动摇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把西方价值观说成是超越时空、超越国家、超越阶级的人类共同价值，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具有普适性、永恒性。"
关于公民社会
谎言："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中共二大宣言》，1922年7月）；
"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切实保障人民权利》，1941年5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
批判： "宣扬公民社会，企图瓦解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借公民社会宣扬西方政治理念，称在中国建设公民社会是保障个人权利的前提，是实现宪政民主的基础；将公民社会视为在中国推进基层社会管理的'良方妙药'。"
关于新闻自由
谎言："……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这样的新闻政策，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权主义的原则，……到很像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的法西斯新闻政策呢！"（《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1943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近代文明的道路就是要建设一个进步的、民主的、丰富的、持久和平的世界；因此，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的研究……而文明批判与自由研究就需要不仅在一个民族内，而且在诸民族间自由的精神交通，人民的自由出版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文明的交通机关。"（《出版法之修正》，1946年2月18日《新华日报》专论）
批判： "宣扬西方新闻观，挑战我国党管媒体原则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否定我国媒体的党性原则。""标榜媒体是'社会公器'、'第四权力'，攻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宣传西方新闻观的实质，是鼓吹抽象的、绝对的新闻自由，反对党对媒体的领导，企图打开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的突破口。"
于是这就出现了现在的一对"两头真"，一头是相信过且依然坚信党的谎言的"杜光"们，一头是老实吐露真话不惜痛骂谎言的中国共产党。后者自然希望前者完全忘记过去的谎言衷心拥护现在的批判。可是如果当年的党居然不撒那些谎，那么跟着它走的还能是"杜光"们吗？它自己和法西斯专政的当年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吗？
我说"当年"国民党，乃是由于该党败居台湾以后，居然痛悔过去、锐意革新，居然把当年对手共产党的谎话全部兑现于中华民国了。那是否——
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呜呼！
2021年7月23日（中共建党百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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