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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年間，中國、土耳其、印度等第三世界強權，相繼借「民族復興」之名，挑戰歐洲啟蒙運動承傳的民主自由普世價值，在國內外進行政治壓迫，但不少西方基進知識分子竟冷眼旁觀。中國現代史與後殖民研究學者德里克（Arif Dirlik），在臨終遺作「殖民之後？：臺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便批評，西方沈溺於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正確，加上對歐美殖民歷史充滿愧疚，以致一再忽視第三世界國家的內部殖民暴行。
年輕時身為學運領袖的土耳其學者德里克，1960 年代開始留學美國鑽研中國革命史，90 年代轉投後殖民和全球化理論研究，成為相關領域的權威。2016 年受邀到台灣進行學術講座，翌年便與世長辭，其台灣講座論文集「殖民之後？」於是成為他的最後遺作。事隔數年，德里克書中的見解不但未有過時，對應當下更是洞若觀火。
當今全球局勢紛亂，多個地緣政局瀕臨戰爭邊緣，可在 30 年前冷戰結束時，沒有太多人預料到今日的亂局。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倒台，全球資本主義被視為最終勝利者，隨著第三世界也陸續透過資本主義取得政治經濟成就，不少輿論相信世界有望在相對平等的關係下共享繁榮。德里克指出，如今我們耳熟能詳的「全球化」概念，正是 90 年代的樂觀氣氛下興起。
對於後冷戰世界的解讀，當時不少基進知識分子採用了後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的文化揉雜（hybridity）理論，傾向相信文化之間可以互相滲透，有可能在相對平等的基礎上交流協商，邊緣文化可以不受歐美霸權壓制，世界可迎向多元的未來。
與此同時，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同期提倡的「文明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s），卻對未來提出南轅北轍的解讀。他相信世界終究是由不同的文明圈組成，如印度文明、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等，文明間互不相融，不能共享西方的普世價值，文明衝突在所難免，這意味著冷戰結束後，迎來的不會是和平盛世。
德里克指出，當時很多基進知識分子把「文明衝突論」視如敝屣，批評杭廷頓對異文化存在偏見，刻板的文明劃分既粗疏又經不起考驗。可是，歷史發展總是不經意幽我們一默，文明衝突與揉雜理論聽起來相悖，一邊廂帶有戰爭意味，另一邊廂是和平共存的許諾，但兩者竟然在某種意義上殊途同歸。
一方面，文明衝突論把世界劃分為不同文明，強調文化之間的隔閡；另一方面，標榜消除隔閡的揉雜理論，在著墨多元文化互動交流時，也不經意強調各種文化內部的同質性 —— 像「華裔美國人」這樣的標籤，雖然描述了兩種文化身份的碰撞，卻又無意間把「華裔」和「美國人」視為兩個同質的文化實體，抽離歷史脈絡，漠視這些身份內部充滿不相容的矛盾衝突。
在實踐上，文明衝突與揉雜理論同樣把世界簡化為多個文化實體，令冷戰後的世界支離破碎。揉雜理論許諾多元文化未來，初衷確實不壞，但現實中未有為人類提供出路，還間接助長民族主義的興起 —— 在「尊重多元文化」說辭下，相繼有政權公然違抗普世價值，中國愛國主義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印度教原教旨主義者都是佼佼者。
民族主義就是一種殖民活動
這些通過資本主義得益的第三世界強權，不僅在「文明復興」或「民族復興」口號下伸張自己的全球權力，也提出自己的霸權主張，否定歐美霸權同時，也否定普世價值。文明衝突與揉雜理論把「文明傳統」等同「民族文化」的傾向，終究也迎合了民族主義者建構「民族純粹性」的想像。歐美便時常片面把現代中國理解為「傳統儒家文化」的繼承人，孔子學院正是這種文化條件下的產物，以孔子為品牌滲透全球，背後正迎合外界對「中國文化」的天真想像。
德里克提醒，在歐洲殖民帝國退場以後，當今世界最頻繁的壓迫形式，其實是前殖民地崛起的民族國家，對國內少數族群的迫害，促成各種「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偏偏以批判殖民主義為宗旨的「後殖民研究」未有正視問題。究其原因，德里克認為是西方學院充斥著很多來自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他們自詡「左翼」，卻只關心批判歐美霸權，想要奪取西方「話語權」，又否定普世價值，對本土政治不加批判。
2019 年 12 月，印度有民眾上街，抗議政府推出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 圖片來源：路透社
本身出身自第三世界的德里克，對這類知識分子嗤之以鼻。他在訪問中批評，歐美學術圈在贖罪意識驅使下，往往對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有浪漫想像，給他們道德光環，但其實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根本沒有甚麼好自吹自擂」，當中有人有強烈批判意識，但更多其實是法西斯主義者，動不動就拿多元文化主義為政權暴行辯護。「我也是從第三世界的抗爭中冒出頭的…… 我人還在那裡時，就得一直對付這些傢伙…… 根本沒有甚麼好尊重的，他們就是一堆法西斯流氓。」
他又指出，在民族建構過程中，一旦面對國內存在的族群文化差異時，過程通常都難免有暴力征服和壓迫，這時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的「近親關係」便相當清楚。假如少數社群追求自主或獨立，國家鎮壓目標更可能是他們身份認同基礎，消滅這些群體的宗教和語言都是常見手段，這些歷史事實往往說明「民族主義本身就是一種殖民活動」，甚至可以比歐美殖民手段更殘暴。
多元文化的揉雜理論，沒有為我們帶來開放的未來，政治趨勢更不幸被「文明衝突論」言中，而普世價值也在「尊重多元」藉口下失效，究竟當全球邁向四分五裂的戰爭邊緣時，人類還有甚麼出路可言？德里克認為，答案在於回歸普世主義。
雖然歐洲列強過去確曾借助宣揚普世價值、啟蒙理性與道德之名，為殖民擴張賦予意識形態的正當性，但其實全球各地的殖民地解放運動，也同樣催生自歐洲啟蒙運動的普世理念。即使當今歐美社會，啟蒙思想已幾近成為社會現實，但我們亦不應抽空歷史，把自由民主視為歐美文化與生俱來，要知道這是人民漫長抗爭得來的成果。當有第三世界國家以「文化特色」辯護、否定普世主義之時，不要遺忘其國內還有無數抗爭者，前仆後繼為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公理而犧牲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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