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同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自信。不论顺境逆境，他总是精神抖擞，振振有词。14年前，我们曾在《中国青年报》，请他口述历史，回忆生平往事，几段故事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1966年7月，李大同14岁，还是中学生，就对文革的过火行为提出了十个不理解。当时他父亲在农业部工作，每天回家很晚，他见不到，就把十点疑问写在一张纸上。母亲在团中央办公厅，负责内参《团的情况》编辑工作。觉得儿子的思考有价值，拿到团中央书记处，团中央的领导们如获至宝。很快刊登在《团的情况》上。引语说：14岁的干部子弟李大同，向其父提出了十个问题，代表了中学生中的一种倾向。《团的情况》实际上是上报中央的内参。这种倾向当时被认为是保守思想。现在看来却有某种前卫性。
后来，李大同到内蒙牧区插队。他所在牧场原来管理混乱，牧民到年终见不到一分钱，牧场还欠国家好几万。1972年，总场把核算权下放到分场，让分场独立核算。这就需要有管理人员，有会计。开会讨论谁能当会计，分场老乡一起举手喊——大同！大同！为什么选他？一是因为他蒙语学得最好。二是因为他生性老成，很有主意。牧民看中他的能力。他担任分场会计后，建立了严格的财务秩序，开源节流，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经他一番整顿，分场的工分值连年上升，他当会计的第一年工分值是1.2元，第二年是1.6元，第三年到了1.8元。李大同的私章在当地有了名气。任何人批条子，如果不盖李大同的篆字印，休想拿走一只羊。书记来要也不行。先问：有没有大同的印？年底分红时，李大同宣布：80%以上的家庭还清了欠分场的款。到了第二年，100%的家庭有了收入。除去他们所有借支，平均一家能拿五、六百元的现金收入。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钱。李大同拿着自己年终分得的收入，回北京探亲，有了大款的感觉。
李大同政绩突出，在当地牧民中威望很高，三次被推荐上大学，都因父亲受审查，未能录取。他当了九年牧民。1978年，父亲平反，他被安排到旗党校工作。内蒙古自治区开团代会，把他借调去起草报告。这时，《中国青年报》复刊，要招收第一批记者。李大同讲述了他被招收的经过：“招第一批记者，报社是三个人去考察：记者部主任、人事部主任、编辑部一个部门主任。每一个记者，当面考察，所有的作品都要拿来。我呢？没有在报上发表过一个铅字，没有上过几年学。后来他们问我：有没有写成文字的东西让我们看一看？我告诉他们：有一本《赛马日记》。另外有给家里人的信。那时，给家里人写信经常讨论局势，一写就是上万字。我说只有这些。他们说拿来看看。一个报社副总编辑看后说：‘很好。《赛马日记》证明文字功力很强，信证明思想非常解放。’结果，一纸调令就发下去了。”
进入《中国青年报》，他先在内蒙古记者站当记者，两年后提升为机动记者，然后当编辑、编辑部主任。在北京，他参加自学高考，两年后顺利拿到文凭。这样，一个只上过两年初中的老知青，成为《中国青年报》的中坚。在报社，李大同率先发掘了很多有价值的新闻。比如周有光在汉字信息处理方面的贡献，就是他和记者俞敏最先在1984年1月2日以长篇通讯《于无路处辟通途——记我国汉语拼音语词处理机研制成功》报导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李大同还是中国新闻改革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所谓新闻改革，说白了，就是告别《真理报》模式。在这方面，走在前列的是一南一北。南边是从《南方日报》中孕育的《南方周末》，北边是《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南方周末》的开创者是左方，《冰点周刊》的开创者是李大同。《冰点周刊》不像《南方周末》，有独立的报号，可以单独订阅。最初是1995年开始每周一版的“冰点特稿”，2004年发展为每周四版，仍然是《中国青年报》的一部分。李大同和他的同事，就在这每周四版的园地上，掷地有声，引起举国瞩目。我和谢泳也应副主编卢跃刚之邀，以对话方式，一起在《冰点周刊》开设专栏，由此认识了李大同。
开办“冰点特稿”之前，李大同有一段相对清闲的空隙。他还参与了一件有影响的事。那是1993年，中青报老领导钟沛璋受东方文化研究会之命，创办《东方》杂志，他请李大同参与。创刊号的全部内容，就是李大同一个人组稿编辑完成的，为后来的《东方》奠定了一个很高的起点。报社召回李大同办“冰点特稿”，钟沛璋又邀请朱正琳、梁晓燕参与，使《东方》在1993到1996年的三年多时间里，成为知识界聚焦转型期中国的高端思想平台。
2006年初，因为刊登袁伟时教授反思义和团的文章，李大同从《冰点周刊》去职，在报社内再度赋闲，直到退休。一个不甘平庸的报人，能够施展抱负的时间太短，给历史留下了不尽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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