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落泪了。1979年大年初一的上午，我亲历了一个十分动人的场面：《买猴儿》的作者何迟坐着轮椅，老泪纵横，喊着马三立的名字，到医院看望因演《买猴儿》而被打成“右派”的马三立：“我是向你负荆请罪来啦……”马三立也流下了热泪……——孙福海（今晚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正是爸爸事业大展宏图的时候。《文艺报》对何迟先生的相声作品——《买猴儿》组织过讨论，一些知名人士对作品热情赞扬、支持作者的创作思想和方法。另一种意见认为《买猴儿》的作者丑化新社会的商业职工，给社会主义抹黑，甚至说相声里群猴闹干货公司的情节象征着一帮作家“大闹”社会主义。何迟先生的发言强调了作品艺术的真实性，相声的夸张语言和喜剧效果。对于一些人给作品扣了很多帽子他表示莫名其妙，他重申自己的创作初衷是严肃的，是负责任的。就这样，一场没有结论的讨论结束了。（文/马景雯/江淳编辑）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1957年夏秋之际，何迟先生却仍因创作《买猴儿》而被第一批打成“右派”，爸爸自然也在劫难逃了。这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离“右派”还有多远。
爸爸是运动领导小组成员，他清楚电台有五百余名职工，先是揪出四名“右派”，有关部门嫌“太少了”又分出十一名“指标”来，要求各个单位落实。曲艺团领导小组先报一名老艺人，没批下来，又报一名年轻演员还未批准，说还是不符合条件。这不禁让人想到“合格”的人选条件是上级领导事先已拟定好的喽！直到一天下午，一位领导告訴爸爸说：“马三立，从明天起，你就只盯晚上的演出吧，不用参加领导小组的会了！”爸爸在惊愕中暗想到“这回轮上我了！”
果不其然，不久的一天，爸爸被带到南市的一间楼上办公室。“整人”开始了。问：你说过相声《买猴儿》吗？答：说过。问：你知道《买猴儿》是大毒草吗？答：不知道。问：共产党干部有“马大哈”这样的人吗？你得找出来，不然，你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答：我上哪找马大哈去！那是根据作者原文说的。问：好！你提到作者，何迟就是大“右派”，听说你为改编《买猴儿》下了大力气，是不是一唱一和？你就是“右派”的狗腿子！答：演出本子是领导批准的！问：嗬！马三立你可不简单，学会“以攻为守”了，把责任往组织上推！“那你也难逃罪责！”一句“马三立不老实后果自负”，又一句“只有老老实实向人民交代才有出路！”，再一句“想找个靠山吧”，数不清的恶语一齐倾泻下来。有几个人向爸爸冲过来横眉立目指手画脚……
爸爸受气不是第一次了。可是“挨整”却是第一次，他明白现在等于是“一头官司”，对方可以无中生有，罗织罪名强压在自己头上却不容自己分说、分辩，只有一条路，就是按照“整人”的人逼的、喊的条条“招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走狗。”他看了看冲过来的几个人都是昔日自己的麾下，这些年来我何曾对你有半点儿……怎么一旦间就变得五官异位、面目可憎了呢？“别想拖延时间！”“休想蒙混过关！”又一次反扑过来，其气势是想“速战速决”。爸爸被逼无奈，全身战栗，气往上撞，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喊了声：“你们，你们这是往死路上逼我呀！”话音刚落，哗啦一声，临街的窗户被推开了，一个整人的手指窗外说：“呦嗬，你拿死吓唬谁？行啊，你要真有那么大气性，从这儿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种！”
爸爸愤怒了，他忍无可忍，他觉得这样活着不如死！他忽地站起来一头向窗外扑去。当大半截身子已经悬挂在空中时，两条腿却被好心人紧紧抱住了……
爸爸是被同事送回家的，妈妈吃惊非小。细心的妈妈看见爸爸手上皮肤青紫，流血的破口已经结痂。
爸爸被扶到里屋床上，妈妈给他脱了鞋，便问：“是没留神摔了一下吗？”爸爸没有回答只是两眼瞪着前方。妈妈没有再问，叫我们先出去让爸爸好好休息。
当天晚上妈妈全知道了，只因演《买猴儿》，爸爸差一点竟被逼得跳楼！妈妈强忍着悲愤劝了爸爸好长时间，妈妈虽然对“右派”的事不懂，但她认为没错就是没错。任他们处理，是非自有公论。面对爸爸胳膊、手腕、胸部及下肢多处流血的伤口，妈妈心疼的流泪。事过多年，爸爸谈起这段往事时说：“我现在也有些后怕，我不是怕死，真要是这样死了还不一定被扣上多少罪名，算是畏罪自杀。那才叫冤沉海底呢！”
1979年，何迟先生和爸爸先后平了反，证实是错划“右派”。在单位当众传达并在《天津日报》上公布于世。在为爸爸落实政策过程中竟然发现这样一件奇闻：经办的同志在档案中找不到爸爸当初被打成“右派”的材料，包括言论、“罪行”和上级关于“戴帽儿”的复批等。为了负责任，他们从文化局一直追踪到曲艺团原来的上级单位广播电台。而“反右”时的经办人却不以为然地摇着头回答：“咳，本来定下四个，后来又追加到十一个，就是凑数，哪有过什么材料呀？”爸爸被“整”了二十年原来是个始终没有罪证和任何手续的“右派”！连告诉爸爸这个消息的人都气儿不忿儿。爸爸听后只是苦笑着蹙额点头，习惯地说了声“是呀”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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