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4日
法广/作者：艾米
蔡霞教授曾在中央党校教了15年书，2012年退休。在接近中共核心的学者当中，她被认为是极少数敢呼吁民主改革的声音之一。她在最近的讲话和文章中严厉谴责了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称习近平是“黑帮老大“、中国共产党是”政治僵尸“，最终导致中央党校开除了她的党籍，且剥夺她的退休金。但蔡霞没有因此停止发声。她最近也接受了法广专访，从捷克参议院议长访问台湾引发与中国的外交事件风波谈到捷克和平民主转型的启示，以及中共以党性反人性，中国缺乏人文主义精神带来的后果。
法广：捷克参议院的议长维斯特奇尔9月1号在台湾立法院演讲时，用中文说出了“我是台湾人”，被媒体广泛报道，让人联想到1963年肯尼迪总统在共产铁幕写的西柏林用德语喊出的“Ich bin ein Berliner ”（“我是柏林人”）。时间上的巧合，捷克议长访台的同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正在柏林访问，他对捷克议长访台直接发出威胁，说这是“与14亿中国人为敌”而且“一定要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也引发欧盟多个国家一致反弹。从肯尼迪到维斯特奇尔的喊话，之间隔了近60年，时光荏苒，但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世界之间的那块铁幕似乎依然存在？
蔡霞：我的感觉是这里面有个东西：首先，无论是肯尼迪总统还是现在的捷克参议院议长，他们都有很大的政治勇气。这个勇气就是对着从来就不把“人”当“人”的极权意识形态喊出了不论是“柏林人”还是“台湾人”这样的声音。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喊出来，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人”这个字，因为“人”这个概念在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是不存在的，他们只有政党、所谓的“国家”、政权及其所谓的“政治目标”，所有人都是他们的工具。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或者在人性的角度恢复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主体意识，在极权意识形态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因此，我认为王毅外长才会有这样野蛮和强悍的“战狼”姿态，公然去威胁一个国家的（参议院）议长，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对于王毅或中国的极权统治者来说，他们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的基础何在？就是“人”，把人作为主体，把尊重人作为很高的要求和目标，自觉遵行这种道德规范，这是一个国家制度理念的基础和出发点。但在极权者眼里，根本没有“人”。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认真地去承认过人民的权利，从来都是以人民的代表者自居。当他们需要人民做话题时，就说“我后面站着多少人“；当他面对国内民众的时候，不论谁对他们发出一点不满的声音，就会立刻被指责为”寻衅滋事者“，”颠覆国家政权“、”国外势力插手“或者”必须消灭的阶级敌人“、”敌对力量“……在面对国内的民众时，他们的眼里没有”人“，但是面对国际舆论时，就会说自己代表谁谁谁，而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代表的资格，也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因为他们没有经过民主选举，所以我们说这个政权本身是不合法的。但是，对外又会把14亿人当成是他所需要的政治话语和政治工具来使用。
其次，说到没有“人“的概念这个事实，我认为，实际上他们（共产党）从来都是拿数字来讲人的。比如，讨论到中国国内的工作时，往往说”人手不够“，指的就是干活的手不够；讲到粮食储备，他们就会说”口粮供应“是否充足。一个口，一双手，一个是吃饭的，一个是干活的。从来没有”人“的主体意识。当讲到国内经济发展时，就会说”人均GDP“；人在他的眼里就是数字，是统计的数字和百分比。
在武汉的疫情期间，有那么多去世的人，连个数据都没有。这就是武汉人民特别悲哀的地方，就是说，他承认和认可你因疫情死亡，才纳入死亡人数的统计，如果死亡前没有诊断出或者没有诊断而延误了治疗，就不承认。所以就可以看出在他眼里是真的没有“人“。
法广：说到“人“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再谈谈捷克的民主先驱，也是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哈维尔先生，他曾经遭受过共产政权的各种迫害，但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时，他就提出”要求人性和真实的生活“，他唯一的主张就是”人人都要凭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做实事“。您如何看哈维尔和他这种人性主张在一个前共产主义国家带来的影响及启发？
蔡霞：哈维尔的文集在2000年左右就有中国学者翻译后进入中国。我们也都非常关注，因为捷克和中国曾经都是由列宁主义掌权控制的政党，都施行过极权主义统治，捷克成功完成了民主转型，而且后来经济发展得很不错，所以我们都会高度关注捷克的情况。
可以说，中国也要经历政治转型，无论当权者是否愿意，这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这个过程是否能够平和完成和实现都是关注的焦点。我曾在访谈中说过，希望中国实现和平转型。而捷克的“天鹅绒革命“——虽然称为”革命“，但前面的”天鹅绒“三个字就说明，这是非常平和非常平稳的过渡，在整个捷克的政治转型过程中，都没有出现流血冲突和死亡的案例。这是令我感触很深的地方。
哈维尔作为捷克政治转型的领导人，他拥有深厚的人文主义关怀的情结和人道主义的思想。他特别关注人应该有尊严和有价值地活着，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他呼吁政治转型，呼吁每个人秉持自己的良心说话，说真话，做实事，他是将人性中的“善“和人道主义的理念，对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以及人文关怀的情结，都深深地结合在一起。
作为一个主导政治转型的领导人士，他的政治理念感染了大家，捷克也就能够比较好地转型过来。在未来中国的政治转型过程中，我很担心的也就是这一点，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共从来就是以党性反人性。
在2016年批任志强的时候，其中批的一篇文字就是任志强当时批评中央电视台写的条幅“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验”。中央电视台本来是中国国家的电视台，但却将自己定位成党的喉舌，党的工具，而且要习近平去检验他们是否绝对忠诚。因此任志强当时就说“党库和国库还分吗？”，如果什么都是党的，人民站在哪里？他很深刻地提出“人在哪里？”，但恰恰在他的这篇微博出来后，有人就批判说：任志强是党性泯灭人性猖狂“，这八个字就是很自然的流露！为什么？实际上，在极权主义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从来就只有党性，没有人性，而且是以党性反人性的。
所以，他们（共产党）将人放在服从党的需要，人只是实现党的政治目标的政治工具。在这个意义上讲“人“，从来就没有人的主体概念。所以，（共产）党在教育党员时，从来都只讲党性，泯灭人性。谈爱从来没有人道主义的关怀情结，从不把爱植根于对具体人的爱这种情感里边，而是将热爱放在“爱党“”爱国家“这样大而空的政治概念中，现在甚至还要提”爱领袖“！为了维持极权统治，他们又把一切异己分子都看成敌对的力量，将仇恨落实凝聚到每个具体的人这个对象身上。因此，他们宣传的爱是抽象而空洞的概念，而仇恨则是凝聚到个体的人身上。所以才可以毫无人性地一个个去绞杀，在党内变成一个绞肉机，在国家政策中毫不留情地将反对者和政治反对力量用肉体消灭，用各种各样的残酷的手段去打压。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型中，可以说，这个国家面临的环境极为险恶，还达不到捷克这个国家的水平。
哈维尔他们的国家相对还有人文主义关怀情节，他们有深厚的欧洲文化根源中的人道主义理念。欧洲从启蒙运动开始就产生并形成，人文主义的积累相当深厚，但在中国不存在这个东西。所以，中国在未来的政治转型中，我认为，和平转型之路将非常困难，哈维尔的思想和他的人文关怀的情节，恰恰是未来中国政治转型中应该汲取的一种思想和理念上的指引，我认为可以将这些东西在中国未来政治转型过程中加以普及，让大家更加够理解和接受，为未来中国的政治转型培育些思想文化的氛围，这是非常必要的。
法广：从中国目前的社会和政治现状看，您对未来实现民主转型之路的前途感到悲观？
蔡霞：我对大的历史趋势不悲观，因为这是任何人的主观愿望都不能改变的，只是中国社会的进程相对艰难。
中国现在的确有“岁月静好“的说法，实际上是掩盖了很多东西.如果说2018年之前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世界的发展轨道上，还没有因修宪而带来的国际环境的不断恶化——修宪是恢复帝制，是历史倒退——就导致国际社会开始警惕，加上今年的疫情……
如果这些都没有发生，中美贸易战也没有打，外部的环境没有这么紧张，那么国内中产阶层就可以做到岁月静好，因为他们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舞台上可以获得相当的收入，但是这种岁月静好的局面难以掩盖底层社会的尖锐矛盾，而现在的疫情，去中国化和中美两国目前的紧张关系，大量国外公司撤出中国，底层和中产阶层的人都在失业，”岁月静好“这几个字谁都很难再维持下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的矛盾就会很快呈现出来，会表面化，而且不仅仅是在社会底层，也会蔓延到社会中层，同时外部环境的压力也会影响到社会高层，他们不可能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继续维持他们的统治，就会更加依赖暴力，依赖高精度的监控设施，加大统治成本，导致财政支出面临很大的危机，这些都会让中国的社会矛盾加快发展……
我认为，中国的民主转型会到来，我对这个问题不悲观，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转型的结果如何，这才是我很担心的问题。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和平转型，“和平“二字对中国来讲何等艰难，我只是做出个人愿望的呼吁，不希望中国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发生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屠杀不是中国转型的途径，而只是在中国再一轮血海，再一轮灾难的过程。
所以，刚才讲到哈维尔的人道关怀，以及欧洲文化中很深厚的人道主义的文化，以及将人当人看，讲人性的这些方面，都是我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担心而思考的。因为，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毒害的不仅仅是中共的党员，干部和体制内的人，实际上对全社会都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在中国社会 一直蔓延着仇恨情绪和仇恨意识，但仇恨没有结果，如果仅仅用“仇恨“二字，用仇恨情绪去主导中国的政治转型，出现的一定是屠杀。
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政治转型需要更多的思想理论的指导，有更多的人文关怀的精神和理念来培育中国的社会转型的文明氛围，提升人的文化素养，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尽可能的减少在政治转型过程中的血腥屠杀和为之付出无辜生命的灾难性的过程。
我希望尽量避免这个过程，我的担心不是可能不会社会转型，担心的是未来转型过程中可能会出项什么样的血腥场面，这是我最深刻的担心，也是我特别关注哈维尔的思想，捷克转型过程中好的经验如何去吸收的原因。
感谢蔡霞教授接受法广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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