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琳 2020年09月23日
2020年8月28-29日，中共在北京召開了第七次西藏工作會議。習近平親自到會幷發表講話。中共中央在1980年召開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帶有反思糾偏的性質，目的是讓黨內涉藏工作統一認識，看到前三十年治藏的問題。1984年召開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整整談了一個月，胡耀邦在會上發表了一系列講話，我所見過的幾位漢藏老幹部都說，這些講話是中共民族政策的最高水準。但是，從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和李鵬的講話開始，中共西藏政策再次轉回頭。習近平出席了2015年第六次西藏工作會議幷講話。可見，中共歷次西藏工作會議都是最高長官出席幷講話，這實際上是對以後的西藏政策定調。
在最近的第七次西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提出了十個「必須」，被稱爲「十大治藏策」。其中有一條是「要積極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這個提法有點特別，言下之意是藏傳佛教還不夠「中國化」。是哪些地方還不夠中國化呢？他沒明說。但是這在邏輯上和中共一向堅持的「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是矛盾的。如果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那麽已經有千年歷史的藏傳佛教就也是中國的一部分，早就中國化了，一千年的時間還不夠中國化嗎？既然治藏策包含「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說明藏傳佛教還沒有中國化，還不算是中國的。那麼，藏傳佛教中是什麽東西不夠中國化而讓中共不放心而欲治之呢？
藏傳佛教的特點
佛教誕生於古印度，傳播到漢文化地區而形成漢傳佛教，傳播到東南亞一帶形成南傳佛教，在青藏高原的藏文化地區，形成藏傳佛教。在傳播的過程中，各地高僧大德付出極大心力翻譯佛經，加以注釋和闡發，各自積累了漢文、巴厘文和藏文的經典。這些經典的源頭，都是古印度佛教的梵文典籍。由於是同一出處，所以各流派的典籍雖然語種不同，翻譯風格不同，卻是可以互相引證的。
在印度佛教衰落後，原始梵文經典也散落被毀，大量消失，但是佛教精華仍然存在於各流派的翻譯佛經中。然而，由於社會動蕩，征服和戰亂等等因素，各流派的翻譯佛經也有被毀和缺損的遭遇。而翻譯最完整、保存最好的，是藏傳佛教的藏文佛經。其原因是，古印度最大的佛教經院那蘭陀被毀後，很多僧侶往北逃生而進入了西藏，西藏成爲古印度佛教最好的繼承者，拉薩三大寺被稱爲是西藏那蘭陀。在曆世達賴喇嘛治理時期，政教結合，西藏政治上十分穩定，再加上西藏全民信教，交通不便，與外界相對隔絕，有利於保存古代經典。到二十一世紀，藏傳佛教就成爲佛教經典保存最齊全最完備的地方。在中共1958年的「宗教改革」和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藏地寺院幾乎全數被毀，佛教經典卻一息尚存地保留下來了。當紅衛兵要燒毀藏地最大最著名的德格印經院的時候，被關押而失去自由的甘孜州藏人州委書記楊嶺多吉冒生命危險設法將消息傳遞到北京，讓周恩來出面予以制止，保住了藏地最重要的印經院，以及數以萬計的經版。
這是藏傳佛教的一大特點。這個特點有什麽地方讓中共不放心而需要「中國化」的嗎？如果有，那麽就是藏語文本身。語言文字是民族共同意識的核心。中共多年來一直在非漢地區推行漢語教育，在藏區則限制甚至禁止傳統寺院的藏語文教育。藏區學校的語言漢化已經很明顯，特別是在漢藏混居的四省藏區。但是藏傳佛教寺院至今仍然是藏語文保存最爲完好的地方。
第二個特點，組織結構
藏傳佛教的第二個特點是完備的組織結構，各流派都有自己的寺院層級、教學和考核體系，以及修行的傳承體系。這樣的組織結構是長期形成的，幷且和西藏及各地方的政治權力體系互相滲透。藏傳佛教寺院爲藏地提供精神和道德倫理指導、文化教育和傳承、曆法、醫療衛生服務，而各地政治領袖則爲佛教寺院提供保護和供養。這一相互依存的關係千百年來相當穩定。1950年代中共在藏區建政，幷通過歷次運動和戰事摧毀了原有政治結構，然而從八十年代開始，藏傳佛教寺院的組織結構漸漸恢復。
現在，藏傳佛教各派的最高領袖和主要的高僧大德都在境外，傳統的大寺院在境外都有同名寺院。藏傳佛教非常講究法脈傳承，僧侶學法必須以個人對個人的方式從高僧處得到各部佛法的口頭傳遞，所以境內寺院的青年喇嘛都盼望著到境外寺院留學。這樣，藏傳佛教的寺院體系，無論是境內還是境外，都在同一個組織體系內。中共多年來試圖影響和控制寺院，把公安派出所設在寺院旁邊，甚至設在寺院裏面，強迫境內寺院成立「民主管理委員會」（寺管會），但是幷不能隨心所欲地管住寺院僧侶的內心。
第三個特點，融入藏人的生命之中
藏傳佛教的第三個特點是佛教滲透到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佛教是藏人生命的一部分。歷史上，寺院和僧侶是藏人社會幾乎所有一切文明積累的載體，藏人有「佛，法，僧」三寶的說法。藏人的寺院建立在該地民衆供養的基礎上。藏人豐年將盈餘貢獻于寺院，荒年從寺院獲得救濟或借貸；藏人家庭經常將最優秀的孩子送往寺院。除了宗教功能之外，寺院也兼有社會功能，它同時是學校，也是診所。藏傳佛教的仁波切（活佛）畢生對民衆有自己的責任，他要關心這些民衆的生活，給他們排除困難，解答疑惑。我在印度的寺院裏，見過很多次從境內來拜見他們的仁波切的藏人，他們男女老少結伴而來，往往要經過多年準備，千辛萬苦，通過各種途徑來到印度，有時還要冒極大的風險。來到印度後，他們要等待機會拜見達賴喇嘛尊者，還要拜見他們家鄉的仁波切，奉上他們早就準備好的給寺院的供養。他們拜見的仁波切，很可能很多年前就流亡印度了，他們以前從沒有見過，但是對於他們來說，仁波切永遠是他們精神上的依靠。
我在南印度等待采訪四川巴塘的一位仁波切的時候，看到了來自他家鄉的幾位牧民。這幾位鄉親激動地在仁波切面前下跪叩頭，奉上供養，隨後向仁波切訴說家裏的情況，提出問題。我請陪同的藏人大學生翻譯給我聽。有的提問家裏老人生病臥床不起，問仁波切該做什麽。仁波切在念經打卦後告訴她，這位老人時間不多了，但是你們不要太悲傷，要好好照顧，早做準備。還有一位問家裏的嫂子結婚幾年，沒有孩子，該怎麽辦。仁波切念經後，一邊安慰她，一邊在紙上開了一個藥方，囑咐說不要焦急擔憂，按方吃藥，照此辦理，會有孩子的。高僧和民衆之間恭敬、謙卑、休戚相關的互動，非常令人感動。
這三個特點是藏傳佛教所特有的，在中國大陸， 不僅漢傳佛教的廟宇和尚們沒有這種精神品質，漢地其他所有文化機構和建制都遠遠及不上藏傳佛教在精神上的厚重。這大概就是藏傳佛教不夠「中國化」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藏傳佛教和藏語文是藏人共同民族意識的核心。「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有什麽好處？爲什麽？習近平沒有明說。我還想問的是，藏傳佛教中國化，可能嗎？毛澤東用戰爭沒能做到的，習近平能做到嗎？
※作者為江西南昌人，作家、歷史學家， 1982年獲復旦大學英文系學士學位，1988年獲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8年留學美國，獲布蘭戴斯大學猶太歷史碩士和紐約皇后學院圖書館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當代西藏史。曾在《動向》、《明報月刊》、《開放》等雜誌發表過100多篇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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