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江谈民主制度（粤语部制图）
Photo: RFA
上周末，与几位朋友在香港聚会，就如何看待西方民主和中国制度等问题产生了些争论。事后觉得这些争论颇有代表性，扼要叙述如下，与读者们分享。
争论中的两位与我观点不同的朋友，一位是企业家，他本人是香港出身的"富二代"，接受过良好的中西教育，现在从事的投资经营业务横跨五洲，很成功也很有教养；另一位是科学家，出身于中国中部的一个贫苦农村家庭，凭借勤奋和天赋，在中国和美国的最顶尖学府获得学位，三十出头便成为美国一所顶尖学府的终身教授，现在回到国内，为中国的科研和教育出力。我们彼此手互相尊重，相信对方是真诚地为了人民的福祉对制度问题进行认真思索。
那位企业家朋友首先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近些年来的经济和政治乱像发表看法，他通过亲身观察到的事实批评到，发明了现代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经济一蹶不振，政治混乱不堪；那些试图推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也困难重重。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过去三十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他的结论是：以西方为代表的民主体制无法解决他们本国的问题，也无法解决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问题，更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
那位科学家朋友对企业家朋友的观察表示赞同，他进一步补充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印度和中国发展程度基本相同。但是，过去六十年中国的发展成就远远超过印度，这也说明西方的民主制度并非是一个好的制度；中国目前的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一种不错的制度。可能知道我是一位普世价值的拥戴者，经常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谈完上述观点之后，那位企业家朋友希望我谈谈看法。
我谈了四点看法：首先，人们对民主的期待值过高，把所有的经济、政治、文明发展的目标都放在民主的肩上，这是不切实际的。民主政治制度是现代制度中的一个因素而已，它主要解决的是社会政治稳定的问题，而不可能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经济的问题、军事的问题还需要有专门的政策应对。有了好的政治制度，但是在其他政策上犯错误也会妨碍经济社会发展，当然民主制度可以保障一条底线，那就是社会不出现灾难性崩溃。
二，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经济上的进步可圈可点，但是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视野看，实行民主政体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要大大高于非民主政体国家，简单根据三、四十年的观察便说民主不如集权，这种结论似乎有些草率。更何况，中国的现状远不是一个均衡状态，人类追求自由的本性和政府控制的内在矛盾无法解决。现行体制不变，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能否保持长久的稳定、矛盾累计之后的社会经济成本有多高等等，这些都是未知数。
三，允许跨国界资本自由流动的第三波经济全球化对民主和地缘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使得西方的资本所有者可以逃离本国民主制度的制约，到低人权成本的东方集权国度寻求超额利润。结果是：缺乏高素质的人的参与，西方国家的民主质量下降，成为民粹主义的舞台；同时，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发展中国家的专制者合流，强化了专制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增加了他们在全球文明对抗中的软实力。这种现像不公正，也不会持久；资本和专制者的结盟也不会永久。
四，至于中国和印度的对比的问题。给定文化、宗教、文字、人力资源等多种因素，假如实行中国特色的极权制度，印度也未必能快速发展，事实上，在英甘地和国大党统治时期，印度的确采用极权制度，但是在发展上并不见效；同时假如中国采取民主制度，中国也有可能发展得更好。例如在没有外乱的民国初年中国的民营经济也曾达到高速增长。民主对社会的稳定和公正至关重要，但是将增长和不增长仅仅归结为民主和不民主，则太过于简单化了。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研究表明，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大规模的饥荒悲剧只会发生在控制人们自由的非民主集权国家，而不可能发生在民主国家。假如你可以通过杀害三千万人的方法来保证经济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你应该这样做吗？中国的极权制度导致了三千多万人死亡的悲剧，即使这种制度能够促进增长，也无法证明这个制度的合理性！更何况中国的增长背后的因素很多，并不能归功于集权制度，它只不过与这个制度在时间上并存而已。
我和朋友们很有礼貌地结束了争论，讨论转向了其他话题。我知道，制度比较绝不是这样的简短的讨论所能叙述清楚的，但是如果更多的人能用更理性的方式思考这一问题无疑是有益的。
争论中的两位与我观点不同的朋友，一位是企业家，他本人是香港出身的"富二代"，接受过良好的中西教育，现在从事的投资经营业务横跨五洲，很成功也很有教养；另一位是科学家，出身于中国中部的一个贫苦农村家庭，凭借勤奋和天赋，在中国和美国的最顶尖学府获得学位，三十出头便成为美国一所顶尖学府的终身教授，现在回到国内，为中国的科研和教育出力。我们彼此手互相尊重，相信对方是真诚地为了人民的福祉对制度问题进行认真思索。
那位企业家朋友首先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近些年来的经济和政治乱像发表看法，他通过亲身观察到的事实批评到，发明了现代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经济一蹶不振，政治混乱不堪；那些试图推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也困难重重。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过去三十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他的结论是：以西方为代表的民主体制无法解决他们本国的问题，也无法解决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问题，更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
那位科学家朋友对企业家朋友的观察表示赞同，他进一步补充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印度和中国发展程度基本相同。但是，过去六十年中国的发展成就远远超过印度，这也说明西方的民主制度并非是一个好的制度；中国目前的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一种不错的制度。可能知道我是一位普世价值的拥戴者，经常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谈完上述观点之后，那位企业家朋友希望我谈谈看法。
我谈了四点看法：首先，人们对民主的期待值过高，把所有的经济、政治、文明发展的目标都放在民主的肩上，这是不切实际的。民主政治制度是现代制度中的一个因素而已，它主要解决的是社会政治稳定的问题，而不可能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经济的问题、军事的问题还需要有专门的政策应对。有了好的政治制度，但是在其他政策上犯错误也会妨碍经济社会发展，当然民主制度可以保障一条底线，那就是社会不出现灾难性崩溃。
二，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经济上的进步可圈可点，但是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视野看，实行民主政体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要大大高于非民主政体国家，简单根据三、四十年的观察便说民主不如集权，这种结论似乎有些草率。更何况，中国的现状远不是一个均衡状态，人类追求自由的本性和政府控制的内在矛盾无法解决。现行体制不变，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能否保持长久的稳定、矛盾累计之后的社会经济成本有多高等等，这些都是未知数。
三，允许跨国界资本自由流动的第三波经济全球化对民主和地缘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使得西方的资本所有者可以逃离本国民主制度的制约，到低人权成本的东方集权国度寻求超额利润。结果是：缺乏高素质的人的参与，西方国家的民主质量下降，成为民粹主义的舞台；同时，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发展中国家的专制者合流，强化了专制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增加了他们在全球文明对抗中的软实力。这种现像不公正，也不会持久；资本和专制者的结盟也不会永久。
四，至于中国和印度的对比的问题。给定文化、宗教、文字、人力资源等多种因素，假如实行中国特色的极权制度，印度也未必能快速发展，事实上，在英甘地和国大党统治时期，印度的确采用极权制度，但是在发展上并不见效；同时假如中国采取民主制度，中国也有可能发展得更好。例如在没有外乱的民国初年中国的民营经济也曾达到高速增长。民主对社会的稳定和公正至关重要，但是将增长和不增长仅仅归结为民主和不民主，则太过于简单化了。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研究表明，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大规模的饥荒悲剧只会发生在控制人们自由的非民主集权国家，而不可能发生在民主国家。假如你可以通过杀害三千万人的方法来保证经济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你应该这样做吗？中国的极权制度导致了三千多万人死亡的悲剧，即使这种制度能够促进增长，也无法证明这个制度的合理性！更何况中国的增长背后的因素很多，并不能归功于集权制度，它只不过与这个制度在时间上并存而已。
我和朋友们很有礼貌地结束了争论，讨论转向了其他话题。我知道，制度比较绝不是这样的简短的讨论所能叙述清楚的，但是如果更多的人能用更理性的方式思考这一问题无疑是有益的。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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