耘余闲墨[12]
半梦半醉中的所谓主流社会给中国制造出种种「奇迹」，这些「奇迹」超乎一般宗教典籍中的神迹奇事，如《圣经·新约》记载的耶稣在海面（实为湖面）上行走。细看半梦（中国梦的进度有百分比），略观半醉（党网官媒动辄对「传统」进行诠释），就能感知许多最高级所指已经词不逮意。比如说，中国产能过剩之最不在钢铁、水泥、楼房，而在于教育上的产能过剩——生产了规模空前的「高级知识分子」或曰「知名学者」。因此，中国在预测持续一段时间内的另一最是：体制内的「高级知识分子」老实做学问已经是最不可能的事情，若老实做学问就与「大师」之誉永无缘份了，甚至连「知名学者」的次级身份也混不上。最近，一位素称有民主素养的体制外学人（男士）写了一篇长文，对体制内的一位「大师」级别的文化学者（女士）进指责，称一听其言就有晕倒（加闭气）的感觉。该篇民主男士骂体制女士的网文发表在一个叫《看见》的微信公众上，具体日期是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对于体制女士或曰当下「大师」诸人，我本无评价兴趣，倒是为民主男士不解传统之意而有所感才写这篇短文。逻辑言之：因该男不知彼女不懂传统而误进其套不得出，故愤怒不已；彼女之不懂固然可笑，但该男亦未能理解传统之本质含义。
以上说法尚需泛泛之例佐证。首先，传统在文献上不仅限于四书五经，具体建筑形式更不只是孔子学院；其次，读经典至少应当包括记录制度演进的完整朝代史（传与志并重而不可偏废），比如汉以长期构制而强于此前秦周，再比如宋以更制无能而致随后世递哀，至晚清才有结局；再有，朝代史典如《汉书》与《宋史》虽然重于新旧两《唐书》并《明史》，但笔记野史亦当在读史选粹之中。读《宋史》不得不提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该有私人性质的历史评价笔记一度是南宋初禁野史运动的打击对象。晚清史现在颇受彼女之外的或许有异议声彩的体制内人士之青睐，因之发挥出对现体制及现治理的批判，但易宗夔之《新世说》亦有不可不读之权重。这不是显摆史学阅读量，也不是对纸媒曾云「历史学者綦彦臣掷地有声」有留恋，而是说有基于历史阅读的传统观念至少不能乏以下三点：其一，中国人有本土宗教精神，宗教精神主体未在（亚宗教）儒学系内，亦未在多神化社会生态（古谓之淫祀），而在历史典籍阅读与体会；其二，阅读与体会发效于「影射」，「影射」不贬而褒，是为最广义的史鉴意义；其三，本土宗教精神与普世价值不冲突，当中体现出文明的通约性，《汉书》记关尹追随李耳与《圣经·新约》记税吏马太追随耶稣，道理一贯。
在这三点上看彼女，其所肆讲传统之一套，说明非但其不知本土宗教精神为何物，恐怕连《汉书》、《宋史》之专读亦无可能。专读《汉书》与《宋史》是制度史研究之必要，文化（泛义）之传播未必非依之不可，而且，不专读此二史尚有清代之《廿四史纲鉴》阅读为之要览，但是，析中国之传统（无论赞贬）而不深知汉宋，是为「无知」。汉既承秦周两弊，亦以复周去秦为指向而多所建构，因此，中国之谓文明在于汉制度。宋虽承唐制之多，但五代之遗毒（如军队之庞大而耗国家财政）亦唐制所衍，至宋而无以去，故宋之为大略要政者往往有汉制幻想。于今日之中国，宋之三冗（冗兵、冗费、冗员）几乎完全复制，说明中共统治一继有清之一八六〇洋务后再陷体用之困，二继传统负面无自脱而致伪传统下必坠于衰亡。所以说，「两个一百年」之中国梦是半梦状态，半醉之态更明显——踏心做学问成为最危险的事情，效法宋朝各种献辞颂圣之弊成为传统之新解。彼女者，「大师」之成，系于颂圣也。
宋制（史）中颂圣为仕道之一，小慧无智构成了知识产品严重过剩，大略要政层面的质量也非常低劣。范仲淹新政（庆历三年，一〇四三）匆忙而起，忽焉而灭；王安石心有不甘，二十六年后（熙宁二年，一〇六九）以更深亦更阔之规划大行改革，还走上了范前辈败路。正然是「范王事业何惨淡，宋埋亡因百多年」。赵宋选材之荒谬虽然比今日太子党上位稍好一点，但看唐询入仕便知今当红色贵族后人将如何祸害中国传统（之正面）。唐询，以父（唐肃）任起步于仕途，跃升点系于应「诏许天下之士献文章」，而得「诏赐进士及第」。当时竞争十分激烈，但唐询成为「量身订做」之操作的受益者，所谓「应诏者百数，有司第其善者，询数人而已」。
不用回避，我在这里的举例是很直接的影射，根本不用点名，读者就知「怎么回事」。在此知之外，更应知道的似乎是：不当得位者，自以为得之命；得之命必求验证，于是乎，兴阔诸名而穷其凶。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上午，初稿；下午，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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