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鲍彤嘉勉高瑜（右） |
 |
| 近日高瑜与鲍彤、浦志强、胡佳、老鬼等友人聚餐 |
命运坎坷且多灾多难的高瑜，自出生以来，仿佛一直都生活在乱世之中。抗战进入最惨烈的时期，她来到了人世；整个幼年时代，尽是兵荒马乱；童年时代，土改、清匪反霸、三反五反、反右的腥风血雨，活在恐惧中；少女时代，见证了饿殍遍野的大饥荒；青年时代，四清、文革的狂风暴雨让她躲避不及；中年时代，当她刚刚度过几年人生最惬意的光景，就撞上了第一次牢狱之灾；步入老年时代之后的她，又遭遇了第二次、第三次监狱生活。然而，她却依然顽强地活在她的祖国与时代之中。
作为女人与母亲，她是悲惨不幸的。儿子年幼，她便坐了牢；儿子少年，她再次入狱；儿子青年，她还在坐牢；老来失去伴侣后的今天，她竟因「言论犯罪」而拖累儿子也感受了一次铁窗内的滋味。她曾心酸地说：「我最对不起的，是我的儿子。」
作为职业记者与专栏作家，她既贫困潦倒，却又骄傲富有。自「八九‧六四」事件入狱之后，高瑜就失去了铁饭碗，今天的她，无任何保障地与儿子相依为命生活在京东一隅；然而，自一九九五年以来，她却因非凡与卓越的写作活动，成为了这国获国际大奖最多的记者。
作为尚在服刑中的职业国家囚徒，高瑜大姐因患有多种严重疾病，获监外执行。四月五日清明节当天，她在国保监视下，去八宝山为其父母扫墓归来后，就立即住进了医院。
此文仅仅只是我和躺在病床上的大姐，在她住院当晚的微信聊天文字记录。
谈第三次入狱与联合国新闻奖
戈晓波（以下简称戈）：高瑜大姐您好！
高瑜（以下简称高）：戈晓波你好！
戈：据说，您对当今圣上的皇族还有解围之恩，为此，习家人还向您表示过感谢……。
高：对此问题，我无可奉告。
戈：可你现在的厄运却又是习近平给您带来的，您这次坐牢的案情（「泄露国家机密罪」）到底有多严重，以至于圣上如此恩将仇报？
高：给你看个东西（《高瑜：对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恐吓──军方太子党「兵谏」习近平（四）》明镜博客），这是我二○一三年十一月的一个公开发言，此前，我与九号文件的关系，也仅限于此，进行过口头和书面批判。
戈：您这篇关于彩色纪录片《较量无声》的会议发言记录，我已读过，这几天来，好多人，比如肖雪慧老师她们都在阅读与传播它。……又据说，当年邓小平的家人因仰慕您的文笔和名气，曾向您表达过想请您为邓大人写本书，而被您拒绝了，有这事儿吗？
高：纯属误传。一九八六年，胡耀邦对于中国新闻社电影部一份报告进行了批示，同意中新社拍摄大型彩色记录影片「邓小平和现代中国」，我被从专稿部借调到电影部当编导，採访了邓的家人。正当我和摄製组要去美国採访邓质方之时，胡耀邦倒台了，中新社的直接上级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晖就取消了这部影片的摄製，我便回到专稿部。从此，我与邓家再无联繫，有时在公共场合碰面，我也没讲话。事情就是这样。
戈：众所周知，您是中国新闻界有史以来获得国际大奖最多的记者，从一九九五年以来，您先后获得过自由金笔奖、新闻勇气奖、记者无国界新闻奖、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全球二十世纪新闻自由英雄奖等项国际著名的新闻记者大奖……。
高：一九九七年，我得的是联合国首届新闻自由奖，不是记者无疆界奖。记者无疆界这个著名组织非常棒，一直与我有很好的关系，而且一直都给了我有力的声援和支持，我很感激他们，他们的奖项也非常棒，对我非常有吸引力，我要作出更大的努力，争取能够获得这个奖。去年我获得了美国杰出民主人士奖，是盛雪女士代我领的奖。这对于我是一个全新的奖项，我非常感谢！
二〇〇〇年，我第二次出狱后，得到日内瓦一个新闻机构设立的奖──「全球二十世纪新闻自由英雄奖」。这个奖的评奖范围，是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一九五〇年至二〇〇〇年，从全世界记者中，包括已经去世的，评选出五十名新闻自由英雄。比如，日本获奖的一名记者就已去世了。中国的是我。出狱后我得的是这个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奖，可惜它经常在国际媒体上被遗漏。我个人非常看重它。
戈：关于您获得「记者无国界新闻奖」的传言，已被人编写进维基百科上您的词条中了。您对传言的纠正，的确让我看到了您践行新闻的「实事求是」准则的高贵职业品德。
话一本新著与「十日文革」
戈：去年四月份，几乎就在您的案子四月十七日一审宣判结果之时，美国明镜出版社就出版了您的一本著作──《男儿习近平》，您愿意向我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大致内容吗？
高：非常可惜，我至今还没看到过这本书呢。很感谢明镜出版社为我出的专辑。不过有个遗憾，这就是鲍彤先生二○一四年曾答应为我的一个自选集作序，看来只能等到下本书出版时再请他妙笔生花了。
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二审当天被保外就医，很多朋友对我说，博讯网上有我的一个录像，并说它发表得不合时宜。我找来这个视频看了看，原来是我二○一三年十一月在纽约参加中国研究所关于中国未来和走向的学术研究会上的发言。我的一个亲属对我说：「你要是这麽骂我，我也抓你。」我觉得我没骂谁谁谁，我说错话了吗？也没呀，我觉得我那次发言讲的都对嘛。
戈：那个视频我看过。您讲得的确都非常在理。今年是文革爆发五十周年的年份，前段时间，因任志强炮打了习近平「媒体姓党」的新闻戒律，国内许多党媒发动了一场短命的「十日文革」。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风波的？
高：我在微信上写了一条很短的评论，可能是我对任志强事件的评论与很多人不一样吧，后来有人给做成了截图。我说：「说中国的传媒都姓党，是共产党讲的一句难得的真话。早在八〇年代，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在报社讲人民性高于党性，还和胡乔木论了一战，结果被调离人民日报。人民性在中国只是抱著自由民主理念参加共产党的一批老报人人性未泯的梦想。」
戈：您觉得党媒製造的「十日文革」真与当年文革初期的情势有一比吗？或者说，当今中国，还有可能再来一次文革吗？
高：我在微信上是这样评论这一事件的：「关于十日文革，我觉得是网络语言，文革就这麽轻易会过去吗？这麽轻易就过去了，那随后的无界网劝谁谁谁辞职的公开信风暴波及香港、德国和美国，这又算怎麽回事呢?!」
文革是全人类的灾难，中国要是再搞一次文革，一定会从地球灭亡，世界也不会允许这样的反人类罪行今天再重复一次。请问人类能允许希特勒复活再发动一次二战吗？但中国确实存在文革复活的土壤，极权制度保护了文革的土壤。他们掩盖文革的罪恶，想让下一代忘却，因为文革的根子就在于专制。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民能允许再来一次吗？就像六十七年前渣滓洞裡的诗篇写的那样，一定让魔鬼的宫殿灭亡！
聊清明扫墓与「治国理政」
戈：今天，您去给您父母扫墓顺利吧？
高：我和弟弟都去了。长安街西行堵得厉害，我和弟弟还分乘两辆车，我坐朝阳国保的，他坐海淀国保的，手机的实时路况显示九百米堵了六百八十米，车流几乎都流进八宝山。
戈：我看了您写的微信，关注者非常多，您说「我父母的墓碑上只刻著一句话：『愿慈父母大人长眠久安！』，那是一九九五年我为父母合葬题写的，那时，我正在延庆监狱服刑。今天我想说即被丽娜打断：不要惊动老人家……」丽娜是谁？
高：她是作家老鬼的妻子，杨沫的儿媳妇。
戈：老鬼夫人说得没错儿！如今这世道，到处鸡飞狗跳的，您要那麽一念刀，很可能惊醒二位老人。网上有文章说您也是红二代，怪不得您父母埋在八宝山呢。令尊当年担任什麽职务？
高：我不愿意说我父母的职务，说这些做什麽呢？反正你知道我父亲埋在八宝山，而且是入党很早的老同志就成了。我不愿意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我没沾过父亲一点儿光。他一九五五年就去世了，那时我才十一岁。我和我弟弟，从小都是母亲独自把我们抚养大的，我们没有任何特权。
戈：我注意到您的微信上，有这样一幅照片：一本白色封面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小册子和一本红色封皮的宪法并置在一起。
高：去年十一月二审完了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给我开了一次庭，批淮我保外就医之后，和平街道办事处司法所到我家看我，给我办手续，按照法律规定，我现在归他们管（现在每月，他们就要来我家看我一次，并填写相关手续。我旁边有个比他们活跃得多的国保队呢）。这两本书，就是他们来看我时送给我的。
前些日子，他们给我打来电话，要求我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那本书写写感想（我听说它是现在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我说：「我现在言行都不涉及政治，如果要看这本书，而且要写读它的体会，我一定得按我的政治观念来写。恐怕各方面都不方便，还是算了吧！」
他们也就同意了。因为那本宪法也是他们同时送来的，我就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拍成照片发到微信上了。
忆六四大屠杀与第一次入狱
戈：转眼又到六四纪念日了，二十七年前在血腥大屠杀惨案发生的前一天，您就被逮捕了。
高：对！八九那年，我是六月三号被安全局绑架去的。后来，他们给了我一个小电视让我看，所以，央视播放的那些「暴徒屠杀解放军」、「北京发生动乱暴乱」的新闻，当时我就知道了。很有意思的是，事件内幕，却是从看管我的人嘴裡听说的。而当时北京市内发生的真正大屠杀情况，却是在一年零四个月过了我被释放后才知道的。
戈：您还记得获释回家后的最初心情吗？
高：是国安局的人把我送回家的，当时，我住在国务院的一个宿舍区，我们那几栋楼裡住的，几乎都是司局长以上的老干部。没想到那天晚上，一些白髮苍苍的老干部都出来夹道欢迎我，其中有好几个文化部的司局级老干部；至于年轻的一代人，就更不用说了！那天，是一九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戈：为啥把那一天的日期记得这麽牢呢？
高：我八月十日犯了心脏病，十八天之后，他们就把我给送回家了。所以这一天的日期我记得非常清楚。到家的那会儿，是晚上八点半钟，安全局开车送我回家的人在车裡问我：「你看，咱们正巧撞上了大家乘凉时候……？」
我说：「我不在乎！你就从监狱裡把我提出来，我也不在乎。」这是我被监视居住一年零四个月后的真正感慨。
我一个邻居是化工大学的老师，她拉著安全局送我回家的那人说：「你们把小高抓走了（我那会儿还是「小高」呢），害得我心脏病住了两个月医院！」
「六‧四」那天，我们和平里的公交车站不是发生了「二十八个暴徒用公汽阻挡解放军」的事件吗？我们的楼上都有枪眼，第二天，大家都让我看枪眼。不光是邻居给我这样讲那个事件，就连副食店的售货员也对我这样讲。
议「动乱政治纲领」与陈希同
戈：当年，您作为《经济学周报》的副总编，曾在《经济学周报》上发表了一篇严家褀与温元凯的对话，结果这篇文章被当局当作「反革命动乱、暴乱的政治纲领」……
高：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一九八八年十月调到经济学周报，当月下旬，戈扬在北京饭店七层举行《企业文化研讨会》，在会上，我採访严家褀、温元凯这两位推动改革的学者后，写出了长篇採访报道《关于时局的对话》，这是我到经济学周报交的第一份答卷，也是我《对话》系列的第二篇。前半部谈的是经济。是年，赵紫阳奉邓小平之命闯物价险关失败，全国物价飞涨，经济发展过热，两位学者认为必须用改革的方法解决中国严峻的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中国绝不能出现勃列日涅夫二十年的停滞，这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呼喊。谈完经济问题，我又问了一个问题：「明年两会，会不会把经济过热的责任强加于赵紫阳？」
严家褀听后立刻说：「那就太糟了！那就太糟了！」接著，他一口气说出绝不能用非程序的方法进行权力更迭，用解决刘少奇、赫鲁晓夫、胡耀邦那样的方法来解决高层权力斗争。
后来审稿时，严家褀虽然删去了胡耀邦的名字，但是，人人都知道他指的是谁。这篇报道十二月第一期经济学周报发表之后，新华文摘第一个转载，接著就是省市的党刊，一直到六四之后，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把这篇报道定为「动乱暴乱政治纲领」，但全国的转载还在继续。严家褀的「中国不能再出现非程序性的权力更迭」被贴在了军博平暴展览上。他和我，都被报纸与电视点名批判了。
戈：我对这个流动图片展的印象特深！那时，我是在武汉市卫生防疫站的大楼裡看到它的。
高：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陈希同代表北京市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北京市平息动乱暴乱报告》，在这个臭名昭著的报告中，他把《关于时局的对话》定为「倒邓保赵」的首篇。第二天（七月一日），作为主管单位的中国社科院查封了经济学周报；随后，国家新闻出版署也吊销了出版号，后来署长杜导正也说过，是他查封新观察、经济学周报的。
一九九四年四月，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法官问到了《关于时局的对话》，我回答说：这是我的一篇优秀报道，它裡面关于经济的那部分与南巡讲话一致，只不过早了两年；政治部分完全与十三大政治报告一致，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会给它强加政治帽子。
戈：给您文章定性的陈希同和袁木这俩家伙，都是大屠杀导火索的製造者！
高：这个问题，我可再延伸一下，在姚监复採访陈希同十次写成的《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烁真》那本书出版后，我发表了一篇狠批这本书的评论文章。我认为，陈希同就像一个最后从俘虏营裡出来的纳粹军官一样，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百般抵赖。我仇恨他的原因，当然包括因其讲话导致了我们经济学周报被封事件在内。
讲「八人名单」与「二进宫」
戈：大家都知道，自第一次入狱后，您就被体制抛弃了，没有劳保统筹与保险，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明明有一份可以追讨回来的财产，您却捨不得拿出时间与精力去要回来，真不知您和您儿子是怎样活下来的？
高：我从「六‧四」以后就没拿过工资了。安全局绑架我将近一年半，我算「监视居住」，监视居住出来后，经济学周报的主管单位是社科院（主办单位是冯兰瑞和于光远他们成立的中国经济学家团体联合会，是个副部级单位。）我压根儿就没去社科院再纠缠，也没上访，更没给任何部门写过申诉，只是到《经济学周报》编委会主任冯兰瑞家谈过这件事儿。冯兰瑞当时非常激动，她说：「为你这件事，我们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她给李铁映写了一封信谈我的问题，说我应该安排工作，应该和经济学家团体联合会的几个人一样分配工作，他们中的几个人最后都分配到了社科出版社。但没有人理睬这件事，李铁映也没给她回信。
戈：这以后呢？
高：一九九三年九月，北京申奥失败，十月二日，我正准备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做访问学者的前两天，就被北京市安全局抓了。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初，李岚清访美复关谈判无功而返，我知道我的案子要有结局了；结果八天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检察院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的起诉，以「公务员泄密罪」判了六年。
戈：真乌龙！罪犯竟是没工作没工资的「公务员」！
高：一九九七年二月，刚上任后的美国首任女国务卿奥尔布莱克来访华，我听说，在跟钱其琛谈判时，她给钱递了一个八人名单，我排第二，第一是魏京生。会谈结束后，她又对钱说：「我们美国最重视新闻自由，您给我一个面子，把高瑜释放了吧？」那年的当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首届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我的推荐单位是全球最大的新闻组织──世界报业联合会暨主编论坛，我是他们第四十八届自由金笔奖的获得者。当时，各个国家都推荐了自己的记者，中国也推荐了很多！
戈：得了这个奖，就是再多坐些时间的牢，也值呀！
高：我获得这个奖非常有意思。我当时在延庆监狱服刑，原来我每次接见都是在狱政科。因为我五月三日获得了联合国这个奖，后来就给我改在了一般犯人与家人见面的接见大厅，我的接见时间，被安排在了每月第一周的星期三。
戈：看来，获得国际大奖，还真能改善狱中待遇啊！
说关于两个联合国大奖的笑话
高：不是改善是严管。整个儿大厅，就我一个人！那天，我从北门刚一走进大厅，就发现我先生站在南头啪啪啪给我鼓掌。我对他给我鼓掌感到很纳闷，那个大厅很大，起码得十几秒钟才能走到他跟前。走到跟前后，他告诉我：「联合国新设立了个新闻自由奖。全世界各国都推荐自己的记者来竞争这份奖，中国也推荐了好多，不过世界报业协会推荐了你。」
我说：「竞争者那麽多，有牺牲了的战地记者，还有报道禁毒被毒枭杀害了的记者，我哪儿能得这个奖？」他说：「就是你！」（我二月在开普敦获得此奖，五月三日颁奖。）
正在这时，有个本来靠著门在一旁休息的两杠三星的狱警一听说我得奖了……
戈：哟！这家伙级别好高！
高：那可不？最高级别的警督嘛，再往上升，就是将军级警督了。你听我说嘛……
这个警督立刻跑过来说：「别说了别说了！别说无关的事儿了！」我说：「怎麽无关呀？这可和生孩子一样重要。你老婆要是生孩子，还不让跟你说啊？」他说：「你再这样，我我我就停止会见了！」我说：「你敢！你停一次试试?!」
戈：这个插曲特有趣儿！
高：好像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好几辆三轮摩托车开到了我们女队门前，来人把我给叫了出去，还是由那个老狱警来问我：「你什麽时候知道你得了这个联合国的奖呀？」我说：「咱俩不是一块儿知道的吗？在那个大厅会见时，我先生告诉我的嘛」。他说：「全世界有哪几家新华社给报道了？」我说：「新华社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估计除了新华社，全世界各大媒体都有报道。」
就是因为我得了这个奖，结果听说江泽民特别生气，他要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一个月接见时，我先生没来（有关方面找他谈话去了），就儿子和我见面。我儿子一句一句地往外蹦，他说：江泽民还要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我说：「好哇！有能耐，就退啊！」
第二年，为了缓和关系，就像诺贝尔委员会为了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在给了刘晓波和平奖后，又给了莫言一个文学奖一样，联合国给江泽民颁了一个农民奖章。结果，江泽民得了农民奖章的消息，被《人民日报》整版整版的报道了，还有大相片儿呢！
戈：老太上皇简直就是个喜剧大王！
高：我前面不是说到了一九九七年奥尔布莱克访华时向钱其琛提交了一份放人名单吗？当时，她得到的回答是：除了魏京生，其他人都可考虑。
结果，那年放的恰恰是魏京生，第二年又把王丹放了，而我却还在延庆监狱裡呆著。一九九八年联合国给了江泽民那个农民奖章后，他的气儿还没消。其实那个农民奖章，和这个新闻奖是同级别单项奖，一个是粮农组织的，一个是教科文组织的。不太瞭解这个情况的狱警还跟我说：「高瑜，你得了这个奖，是咱们延庆监狱的光荣啊！」后来，还有人偷偷把狱警们对我获奖的议论告诉给了我……
戈：警官先生们是咋议论的？
高：「江泽民那个农民奖，还没高瑜那个奖高呢，人家高瑜得的是新闻奖！」这都是笑话了，花边儿呗。
戈：老太上皇要比当今圣上有趣儿。呵呵……
叙朱鎔基访法与二次获释原因
高：我上次入狱是十月二号被抓的，那时，我正要到美国去，结果，江泽民把我抓了，刑期六年。我出狱的日期是建国五十年大庆（十月一号）。真后悔透了！我根本就不该提前出来，头一年的四月初，刚担任总理的朱鎔基，在英国结束第二届亚欧会议后顺道访问巴黎，结果在那裡被记者无疆界以及各国的很多记者给「围攻」了一次，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要求他谈我的问题。朱鎔基说：
我不太瞭解这件事儿。于是，那些记者听他们这麽一说，就把我的照片和一些资料，像天女散花般地撒在他头上了，后来，所有国际媒体都报道了这一场面的照片。
戈：朱丞相当时一定难堪极了，对吧？
高：哪儿的话?!朱鎔基的神态，可说是笑容可掬，而且还扬著手向记者打招呼。有一个中国大使馆的人员，实际上是情报人员，当场一把揪住一个香港记者（他不敢动大鼻子），并威胁说：「你知不知道现在香港已经回归了？」
戈：这就是回归祖国怀抱后的香港人民的美好待遇！
高：后来，开两会时，朱鎔基又见到了这些香港记者，他对他们说：那个在巴黎威胁你们的人，已不在使馆工作了，这样就缓和了与香港记者的关系了。四月份时，朱鎔基访美（就是他说要替美国人消气的那次），他回来后还遭受了一些批评，不过朱鎔基完全顶住了。就是在他访美之前的二月十五日（那年的除夕），突然，把我保外就医了。我先生在开车接我回家的路上说，后悔不该把我接出来。一路上因在不停接电话，所以我们俩都没说什麽，打电话的朋友们都在问我走到哪儿了，其中还有我最尊敬的何家栋老先生。
戈：您也后悔吧？
高：那可不？当然后悔呀！只差七个半月的刑期，我就把他们的牢底坐穿了。二○○二年美国要给我出传记，先要写个4万字的提纲，我写好了之后，传记没有时间写，因爲我必须写些急就章换稿费爲生，这个有提纲就是《我的新闻历程》已经发表。
侃儿子大牆内机智勇敢的趣事
戈：作为母亲，您曾因自己所从事的写作与社会活动而多次长期坐牢，为此，您说过对不起您的儿子。
高：关于我几次坐牢对家庭和对我儿子的影响嘛……，我只想给你讲讲最后的一次吧。这次，他们在抓我的同时，把我儿子也抓了。抓了我儿子后，他们审讯了我九个小时，我说：「你们所要谈的这个案件，和我没有一点关系。」但他们却对我说：「我们已找到地方跟你儿子谈了，而且你家电脑上有这个电子版」。他们这句话，对我犹如晴天霹雳！我出来后，才知道儿子表现得非常优秀，而且也成熟了。
「六‧四」之后，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我根本就用不著替我儿子担心！他已在中国社会裡成长了。我怕什麽呢？
他们不仅不敢对我施行暴行，而且还用各种恭维的话来跟我套关系，但我想，他们可能会对我儿子酷刑。我觉得，儿子很可能会跟他们争吵，我当然担心他的安危。可出来见到儿子后，我才知道，担心真是多馀的。他完全可以用他们这一代人的方法，来对付纯粹是无中生有、莫须有的那种暴虐逼供。而且做得比我好！
戈：您公子的确是个堂堂男子汉！
高：儿子告诉我：在裡边，他们一共提审了他三次，手段是想方设法套他的话。我儿子故意向他们要烟抽，把他们的抽完了，就让他们再去向辅警要，其实，就是故意折腾他们。放他前，让他写认罪书。不是都有这麽个程序吗？
戈：对！管你有罪无罪，都得走这个程序。
高：可他死活就是不写。最后，他们把派出所一个和他认识的民警给叫来了。那个民警把脑袋伸进了铁栅栏裡跟我儿子急，那个预审员见状躲出去了。就剩他们俩在裡面你一句我一句「你大爷」的互相骂著。后来那个预审看见走出看守所的儿子竟然穿著犯罪嫌疑人穿的号皮裤子，惊讶地问：「你怎么穿这就出来了？不允许呀！」我儿子回答：「我没裤子穿！」他就这样把号皮穿回了家。我回家后问他……他那裤子呢？他说：早就不知道扔到哪儿了！
儿子走出看守所时，两个预审女警察，向他要扣押物资的清单，问：「你签完字了吧？」他指著字纸篓：「在那。」两个女警察急的立即扑向字纸篓，把撕成碎屑的清单检出来，一点一点对，一点一点粘，这一下又耽误两个小时。他也晚出来两个小时。我问他：「你干嘛撕了？」他回答：「我哪知道他们要入档，我还以爲是给我的收据呢。我要它干嘛！」
总之，他给我讲了很多在裡面发生的此类有趣故事。
病房要熄灯了。咱们暂时就聊到这儿？
戈：您也该休息了。晚安！大姐。
——原载《动向》杂志2016年4月号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