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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图：2014年6月26日，在比利时伊普尔市梅宁门战争纪念馆，欧盟28国领导人以及欧盟机构领导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纪念活动。 |
与现代生活匹配的政治制度的阙如或是脆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些帝国之间爆发战争却又在这战争的飓风打击下崩解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作为一种"复辟"和扩张的新形式，一战后建立的苏俄帝国和第三帝国，也由于制度上根本性缺陷，被当作新模式推崇后又都最终消失。其中蕴含的道理，对今日判断中共体制的命运会有很多的借鉴。
没有一战就不会有苏俄和中共
今年是一战爆发百年，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都在组织各种纪念活动。百年前因萨拉热窝塞尔维亚青年刺杀奥匈帝国王储而引发的大战，导致奥匈、德、俄、奥斯曼等传统帝国的解体，也引发了二十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革命和冲突；旧时代彻底崩颓。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等极端思潮相继出笼，深刻地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也决定性地塑造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命运。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及苏俄体制是一战的直接产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受苏俄从思想和经济、军事上的影响甚巨，可以说，没有苏俄就不会有中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现行体制和意识形态，也是一战直接和间接的衍生物，带有那个时代政治的基因，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催生的产儿。一战已告结束近百年，因一战诱发的二战以及随后的冷战亦走进历史，中国人却令人遗憾地依然生活在那个时代孕育的体制之下，生活在一战造成的这制度恶果之中，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感叹。
回顾一战，直至今日，正如加拿大女历史学家、一战历史权威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所说，有关一战最让人们困惑不已的问题是：为何战争最终没能避免？事实上，尽管战前各国备战不已，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各种史实向我们展示，一战并不必然爆发，它是各种偶然因素交汇的结果。战前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军事准备、结盟的国际政治结构、政治领导人以及精英层的意识等从各方面培育了战争的土壤，但即使是在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发生后，绝大多数人包括各国领导人也多半不相信战争会真正爆发，但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从七月底八月初这一个月之间，由于各国政治领袖对自己国力军力的过度自信和一系列的误判，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且出乎任何人的预料，持续了整整四年，将全世界卷进一场疯狂的杀戮，上千万人因此丧生。 历史在这里再次向我们展示了偶然的事件可能对历史造就的深远影响。
中国变革万事俱备只欠"机缘"
谈及此，或许我们可以就此转开讨论一下另外一个话题：中共现行体制的命运，这个近来再次成为许多国人私下或公开讨论的话题。二十五年前，六四镇压后，这曾是许多体制内外人讨论甚多的话题。或许出乎许多人的预料，中共依靠融入世界经济，释放某些经济自由空间，推动经济增长，辅以一些强制手段，成功地避免了许多东欧国家崩解的命运。但二十五年后，这种增长和治理模式因内外各种因素的变化和负面条件的积累而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其中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官员的腐败和与此相关的体制的衰败，它再一次严重地威胁到中共及其体制的存续。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有关中共未来命运的议论再起。显然，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等展开新一轮力度空前的反腐运动，试图扭转这种最终必将导致中共败亡的恶质腐败趋势。习在反腐上的一系列的强势做法，或许从另外一个方面诱导了人们再去评估这个政党和体制的寿命：这个党和体制还具有多大的能力可以释放用以缓解甚至是从根本上解除中共的合法性危机？
其实，就象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人们就未来发展所做的探讨一样，这是一个当下很难给出确定答案的问题。正如一战的历史给我们的启示，一些历史的因素只给我们准备了各种必要的条件，一些趋势，但许多历史的演变的形成也还取决于各种偶然性事件。可以确定的是，中共体制败亡的因素在持续积累着，而不管中共从工具意义上如何调整，试图将其与现代生活匹配，但其从本质上是与现代文明相冲突的，除非将其做根本的调整，否则其内在的矛盾决定终将有一天它会被历史彻底抛弃。不过其发生于何时，发生的形式，付出的代价都将具有很大偶然性的，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中的行动者如何取舍运作。中共的领导人反腐的举措，一方面可能会推迟这种事件的到来，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因其引发的内部矛盾或者向民众展示的结构性腐败而加速人们对体制的抛弃。其最终结果是否有助于达成其挽救体制的目标或是相反，这既取决于中共领导人的举措是否运作恰当，也取决于各种力量我们暂无法全然预见的反应，当然也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互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以习近平等反腐来对体制来做寿命推论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还它要取决于反腐与各种其它条件的互动。一战前流亡中的列宁曾悲叹一辈子可能也无法再见俄国，阿拉伯之春启动前，几乎绝大多数观察家都没有预料风暴在即。历史女神常常在人们预料不及的时候展现其威力，尽管我们事后发现她曾经给与过人们无数次的提示和警告。中国变革的要求和条件已成熟，剩下的或许只是机缘而已。
政治制度与现代生活冲突的教训
但有一点又是确定的，与其去猜测各种可能的偶然事件，所有对中国的未来负有责任的人们所该努力的，就是在培植中国和平转型的深厚土壤上着力，强化公民社会的力量，传播现代文明的观念意识，为中国的和平转型，体制的更新创造不可逆转的条件。当然，如果官方绝然关死向这方面努力的大门，我们可以确定，不管反腐如何强势，最终是注定无法解决体制更新的机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造，只会加速中共体制的败亡。而如果中共能借反腐运动，吸纳社会的力量，开放体制，再造体制合法性，就不仅能延缓体制的崩解的到来，并有可能从根本上化解危机，完成更新再造。
百年前，欧洲的奥匈、德、俄三大帝国以及横跨欧亚的奥斯曼帝国尽管各自面临的内外挑战不同，或上升扩张，或衰退，所处的境况不同，却都具有相当大的军事和政治实力，也都具有某种内部的体制更新的压力。与现代生活匹配的政治制度的阙如或是脆弱，是这些帝国之间爆发战争却又在这战争的飓风打击下崩解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作为一种"复辟"和扩张的新形式，在一战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苏俄帝国和第三帝国，也由于这种制度上根本性缺陷，在被当作各种新模式推崇后又都最终消失。这其中蕴含的道理，对我们判断中共体制的命运是会有很多的借鉴的，值得人们深思。
（作者为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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