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延光(图）：男，1951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记者。1968年赴黑龙江兵团插队，1981年为北京青年报记者，1983年为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1985年至2005年任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现为该报图片总监。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他先后7次在国内最高新闻奖评比中获奖，是国内新闻界惟一一位既获摄影一等奖又获文字特别奖的平面媒体记者。
早上，先后接到两条短信，发信者我不认识，看来像群发的，信的内容却一样，就是告诫人们抵制到家乐福去购物，理由是它是法国人开的超市，而法国政府支持藏独，他们的总统还宣布不参加开幕式了。
这两天，我还看到消息，有我们的留法学生呼吁同胞不要到法国旅游，理由和上面的差不多。
这么大的情绪就像传染病一样快速蔓延，很令人担忧。
我想，这些热血沸腾的人根本没有把问题搞清楚。法国政府什么时候支持藏独了？就因为火炬传到巴黎遇到了反对声吗？不错，面对奥运火炬传递史上前所未有的抗议者，难道我们除了愤怒，就不会有点别的思考？
就说法国吧，这么多年它一直和美国别别扭扭，在不少问题上还和我们中国保持一致，怎么当萨科奇被一人一票弄上台后，法国人说变就变了呢？
我们应该能够看到，法国警察在奋力阻止那些施暴者，因为在法国，在西方，任何意见都能发表，但只要出现暴力，立刻就会受到法律制止。仅此一点，就够我们中国学的，不信，你在北京组织个反对藏独的和平游行试试？
我很理解这样的激愤情绪，我这个年龄的人，大都做过愤青。四十年前，"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们曾经热血沸腾，曾经忠贞不二，结果是乱了国家，也险些葬送了自己。
那时，专制者统治人民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建立信息屏障，效果就像我们邻国的收音机只有一个频道，所以朝鲜人至今只信金正日一样。那时，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我们这些愤青们仍信誓旦旦地要去解救资本主义社会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呢。
是"9·13"突发事件交给了人们思考之门的钥匙；是"四五"运动集结了人们反抗专制的力量；是改革开放提供了人们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可能。
三四十年过去了，虽然中国经济变化巨大，但在意识形态方面却总是进进退退，一遇问题，许多时候我们仍习惯于过去的方式，立即建立信息屏障，办法很简单，就是我只让你知道我想让你知道的事。当人们接受的信息是单一的，人们的思考就一定不会是理智的。这方面，我们的教训太多、蠢事太多了。一个人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总犯同样的错误。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以，面对重大事件，我亲历的教训总是提醒我，我知道的究竟有多少？我的信息来源是单一的，还是多方位的？我看到了结果，但我了解它演变的过程吗？
毛泽东有句名言：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只可惜，他从来不让人们凡事知道为什么。
制造假象，屏蔽信息是专制者惯用的手段，但他们不知道，假象在蒙蔽公众的时候，也同样会蒙蔽专制者自己。
齐奥塞斯库就是在接受子民山呼万岁时突然面对众叛亲离的，他哪能理解自己逃到家乡竟也无法摆脱人民的追捕，他更预料不到几天后当起义者宣判他夫妻二人死刑时，竟有那么多的士兵报名要亲自参加行刑。绝望的齐奥塞斯库夫人曾向一位年轻的士兵哀求：孩子，我这个年纪应该是你的母亲！谁知那名士兵毫无惧色：不，是你杀死了我们无数的母亲！
在自己制造的假象中死去的还有苏丹的阿明、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伊拉克的萨达姆、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尽管米氏头一年还被我们中国视作民族英雄，可第二年他就被自己的人民送进了海牙国际法庭。
毛泽东的结果似乎好些，但他老人家刚离世，自己亲手提携的一干接班人连同自己的老婆就被押上了审判台。
文明社会一个重要标志是信息必须开放，中国老话讲的兼听则明也是这个道理。
西藏问题复杂得很。几十年间，达赖喇嘛也有从追求西藏独立到改走中间路线并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演化过程。不错，达赖属下也有派系，那个藏青会是闹独立的、反对北京奥运甚至是崇尚暴力的，但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全部责任都推给达赖，这就如同阿拉法特不能控制下面的极端派而将责任全部推给阿拉法特一样。胡子眉毛一把抓，至少从战略上是失策的，其结果不仅反制不了施暴者，也团结不了一切可能争取团结的人。
既然远的唐皇帝可以把文成公主嫁到西域，近的胡耀邦可以提出变输血为造血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难道我们除了以暴治暴，就真的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吗？
只要不追求独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这好像是中央政府并没有改变的既定方针。我们对达赖喇嘛要察其言、观其行，要知道，台湾对大陆也在察其言、观其行。所以，在我看来，西藏问题如处理不好，台湾回归就根本无望。
什么叫谈判？在某种意义上，谈判就是相互妥协、相互让步和相互包容。否则，干脆吵吵骂骂、打打杀杀算了。但今天已不是冷战时代，战争是要死人的，而今天的中国更不能随便牺牲自己的子弟——都是独生子女，死掉一个孩子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如果高官贵人与平民百姓同舟共济也罢，但您的儿女发疯似的在升官发财，凭什么普通人的孩子要去流血牺牲？
面对所谓的"反华"声浪，中国人不是第一次了。朝鲜战争时期有一次，大跃进时期有一次，文革时期有一次。只有SARS那次我们还算冷静，最后在外部压力下终于有了从隐瞒真相到面对事实的转变，从而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
平心静气地看，我们中国人逐步摆脱贫穷的三十年，哪一次显眼的进步离开过文明社会法治国家对我们的影响、帮助、甚至"压力"？经济上有目共睹，就是意识形态方面呢？我们曾批判过多少年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博爱，更视他们标榜的人权为洪水猛兽，但今天，就算羞羞答答，我们至少已经开始想建设一个"民主"和"法制"的国家了，想保护私有财产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了！
我们爱国的一个缘由，还来自中国饱受外强欺辱的历史，你看，我们的教科书一直就是这么说的。不错，这是史实，但不全面。就此之外，我们大汉民族也有欺负别国的并不荣耀的历史，远的元朝忽必烈的远征杀戮不说，近在30年前,我们输出革命，除了全力扶持臭名昭著的波尔布特政权外，还一直在鼓动、援助东南亚诸国的反政府武装进行一系列的血腥活动。
这里仅摘录一段史实供各位赏读：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当时，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苏联），而新加坡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李光耀告诉邓小平说，新加坡的邻国把中国视为威胁的来源，这是因为这个区域并没有海外俄罗斯人，不过却有海外华人，而且他和他代表的共产党还不断向东南亚人作政治广播，鼓励人们进行武装起义，为游击队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援。后来，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描述了邓小平在听了上述议论之后的反映：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我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当时我追问华国锋，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共产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疑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李光耀称赞说：邓小平是他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邓小平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广播。
举这个事例，我只想说，历史上，我们对别人也曾有过错，北边的南边的不少国家的历史都有明确的记载，而我们从来没有勇气让他们修改自己的教科书。
我们公民的言论自由、游行自由，只是写在宪法上，什么时候人们真能畅所欲言又能公开的发表意见，暴力就会减少，和谐才会到来。
我们不能指望那些一面不断地妖魔化西方一面不断地把自己子女送到美国法国读书、拿绿卡又争入籍而从不把子女送到古巴朝鲜的人指挥人们如何爱国吧？这就好比你不可能指望一个百般隐瞒"周老虎"的人在其他问题会说出实情的道理是一样的。
在西藏问题上，能反省我们自己的失策吗？在奥运问题上，能检讨我们自己的失误吗？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宣布不参加开幕式了，尽管他的说辞给足了我们面子，我们真的不明其里吗？
那些鼓动国人不去法国旅游的留学生，你何不做个样子，干脆中断学业回国算了，再说文革中，咱们北京曾有过百十万人热烈欢迎在印尼雅加达、在香港、在莫斯科红场大显身手的中国人光荣回国的场景。
对那些群发短信号召市民拒绝家乐福的朋友，我只想告诉你们，我昨天刚巧去了那个超市，买回来的竟全是国货，那个超市养活着数百位中国职员，在那货架上数万种货物的背后，恐怕不会少于数百万的中国工人。
如果这样的抵制能够实施，我们中国自己就先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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