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子涉“间谍活动”被加拿大驱逐出境，背后组织“侨办”遭起底

辛西娅 VOA 20240131

资料照片: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标识

温哥华 - 一名为中国侨办工作多年的华人女子被加拿大签发驱逐令，因为加国政府认定侨办从事危害加拿大利益的间谍行为，而该女子的工作帮助了侨办对华人社区的监控和威胁。

这是加拿大第二起将侨办和间谍行为建立关联的案件，且判决在主流媒体的爆出正值加拿大对外国干涉调查听证会正式开始之际，因此在加拿大民间引发了强烈反响。

中国公民为侨办效力11年，加拿大签发驱逐令

根据《环球新闻》本周一（1月29日）的报道，该案当事人名叫张静（Jing Zhang，音译），中国公民，没有加拿大永居身份，但之前多次获得加拿大临时居民签证（TRV）。

案件判决书显示，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张静2008至2019年就职于中国江苏省扬州市的侨务办公室（侨办，简称OCAO）。在侨办工作期间，张静曾多次到国外出差，基本是一年四次。她的工作主要是"关系管理"，通过研讨会、访问交流团等方式，与留学生、华侨社团、华商等各界人士建立并维护"和谐关系"。2019年3月，她从侨办调到侨联工作，2020年退休。

2023年3月，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CBSA）对张静签发驱逐令以后，张静提出上诉，她的案子在移民和难民委员会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IRBC）的温哥华分支先后进行了两场聆讯。

8月28日，IRBC裁判官竺科琳（Colleen Zuk，音译）支持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意见，张静应被驱逐出境。

侨办和"间谍行为"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签发驱逐令的根据是《加拿大移民与难民保护法》（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rotection Act，IRPA）第34条1款f项："加拿大永久居民或外国公民如果属于一个有合理理由相信从事、曾经从事或将要从事违反加拿大利益的间谍行为的组织，则不得入境加拿大。"

在聆讯中，边境服务局引述了包括学术论文、智库报告、新闻报道、加拿大判例和中国政府官方文件，以证明侨办是一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其他国家进行间谍活动的组织，它渗透多个国家，收集海外华人社区的信息，并对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政治异议人士等群体进行监控和威胁。

加拿大边境局并没有提供张静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但她和侨办长达11年的雇佣关系，可确认她属于侨办这个机构。她多次以侨办员工身份到许多国家出差，广泛接触各种目标群体，有合理理由相信她的工作帮助了侨办的间谍活动。

这不是加拿大法律机构第一次将中国的侨办与"间谍行为"联系起来，2022年1月判决的张勇案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曾在侨办工作20年的中国公民张勇（Yong Zhang, 音译）和妻子高玉霞（Yuxia Gao，音译），由已取得加拿大籍的女儿担保申请亲属团聚移民。但移民部官员以申请人或申请人的随行家庭成员（IRPA 42条1款）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拒绝了他们的申请。张勇夫妇将案子提交到加拿大联邦法院进行司法复核，2022年1月联邦法院法官同意移民部的拒签决定，驳回了张勇夫妇的移民申请。

华人社区感觉振奋

张静案的判决发生在2023年8月，但直到5个月以后的本周才被媒体报道。张静是否已经离开加拿大，或者仍在加拿大进行上诉，现在还没有明确的信息。

美国之音发邮件向张静的移民律师邹晓秀（Xiao Xiu Candy Zou，音译）询问张静当前的行踪，但没有收到回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也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要求。

美国之音致信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对方回复称不能就单个案件提供细节或进行评论，但确定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有法律义务将所有根据《移民和难民保护法》不可被加拿大接纳且驱逐令已生效的外国公民和永久居民驱逐出境。

加拿大Close Hold Intelligence Consulting情报咨询公司执行合伙人司科特‧麦格雷戈（Scott McGregor）认为，加拿大驱逐张静的决定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开端，加拿大本来就应该全面审查那些涉嫌威胁加拿大国家安全的人。曾在加拿大军队和骑警担任情报官员的麦格雷戈强调说，中共在加拿大投放了各种致力于破坏西方社会的代理人，他们对加拿大和相邻的美国都构成了直接威胁。

对于张静案的判决，温哥华中国人权观察组召集人黄宁宇（Louis Huang）感觉振奋，认为它对华人社区有积极意义。有人因威胁异议人士而被惩罚，华人社区就会明白中共渗透不仅真实存在而且相关的行动会受到惩罚，这对未来的类似活动会有阻遏作用。

侨办/统战部的其他海外影响力项目

与此同时，黄宁宇认为，作为中共海外渗透的重灾区加拿大，加拿大政府对此的反应是"太少又太晚（too little and too late）"。他说，鉴于加拿大繁复冗长的驱逐遣返程序，且对于张静在加拿大的身份语焉不详，这个判决的效果有限，因为更多的在加拿大的中共代理人都是加拿大公民，"驱逐"或者"遣返"对他们不适用。

侨办是中国国务院下属的机构，与外交部、教育部、侨联、公安部、解放军、国安部等机构密切合作，全方位影响和控制海外华人。侨办在地方政府有省级和市级的分支，每个中国驻外使领馆都有专门负责侨务的工作人员。2018年，侨办并入中共党务系统的统战部（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UFWD），但对外仍挂着侨办的牌子，很多人也习惯地使用旧称。

凭借习近平执政以来对侨务领域的巨额拨款，侨办在全球推出了多个影响力项目，包括但不限于侨领培训班、华文学校、中餐出海、中医中药等。

近两年被世界多国警惕调查、人人喊打的"中国海外警察局"，就是侨办2015年起在各国资助成立的"华助中心（Overseas Chinese Service Centre, OCSC）"或本地侨团增加监控异议人士功能后的结果。

侨办和中新社2015年合作推出的应用程序"侨宝"，因广泛收集用户信息、涉嫌侵犯用户隐私而深受诟病。

卷入多起经济间谍案的中国"千人计划"，虽然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管理实施，但它的统筹需要十多个机构协调合作，侨办也是其中之一。

中国的跨国镇压和加拿大的外国干涉公开听证

张静案在加拿大英文媒体报道的当天，正是加拿大政府对外国干涉公开调查正式开始听证的日子。

从1月29日开始的这一周，主持听证会的霍格法官（Marie-Josée Hogue）将探索如何公开讨论机密信息，以及在听证会过程中如何传达这些信息。本周内，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CSIS）前局长及现任局长、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和相关专家都出席作证。

加拿大香港之友（Canadian Friends of Hong Kong）的创会和核心成员李艾薇（Ivy Li）认为，张静属于中国政府在加拿大的外国干涉计划的一部分，因此案件的裁决向华人社区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跨国镇压是不合法的，违法者会受到严厉惩罚。

同时，李艾薇对公开调查保持一种谨慎观望的态度。她说，通常情况下，这样的裁决应该会对外国干涉调查产生影响，因为它向调查人员提供了一个具体而确凿的案例，以及干涉行动是如何进行的细节信息。但是，主持外国干涉调查的霍格法官给予几个亲北京政客完全的证人资格，有的甚至被控参与了中共在加拿大的影响力活动。李艾薇说，她因此对公开调查委员会的智慧和逻辑表示质疑，故而像张静案这样意义重大、信息丰富的裁决，委员会可能意识不到它的价值。

情报专家麦格雷戈说，加拿大的公开调查现在看来更像一个象征性的符号，用来安抚国内愤怒的民意。虽然人们对调查结果抱有希望，但它像大海里的一滴水一样微茫。

李艾薇说，如果张静没有被驱逐出境，那么就会引出一个问题：政府到底有多大的诚意来杜绝外国对加拿大的干涉？

加拿大对于中国干涉的软弱和不作为，长期遭受本国民众和五眼联盟盟友的批评。

加拿大没有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对那些明显代表其他国家利益的人无法进行法律惩罚。加拿大国会多次发起外国代理人透明法案的立法，但过程一波三折，至今没有成果。2023年，与中国政府关系亲近的华人社团举办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活动，并发起在线请愿要求国会重新考虑外国代理人立法。

近年来，美国采取了多种方法打击中国的干涉，2022年起诉了17名外国代理人，2023年仅上半年就起诉了49个涉嫌跨国镇压的被告，其中包括监控威胁华社异见人士的侨领梁利堂和陈军，而暴力威胁白纸运动支持者的中国留学生吴啸雷也在近日被美国法庭判决有罪。

在纽约涉嫌运营中国"海外警察局"的侨领卢建旺和陈金平被逮捕并起诉，但在加拿大运营同样机构并与卢建旺及侨办领导一起合影的加拿大侨领，却至今毫发无伤。

未普：從劉建超訪美的不尋常處看美中關係2024年走向（下）

未普 RFA 20240131

未普：從劉建超訪美的不尋常處看美中關係2024年走向（上）

劉建超訪美的不尋常處顯示，2024年的美中關係充滿不確定性，但也有確定性。

劉建超訪美告訴世人的最不尋常處是，中國外交事務由習近平說了算。雖然這不是甚麼新聞，但被中共媒體最近紛紛刊載的文章證實，我還是震驚於他們毫不避諱的無恥。最新的文章刊於1月29日中共黨媒《求是》，專談「習近平外交思想」，兩位號稱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專家傾盡阿諛之詞，頌揚習的外交思想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稱其核心就是堅持黨對外交的領導，「堅持外交大權在黨中央」。顯然這是公然宣示，習是中共黨的大老板，也是中國外交的大老板。

劉建超不尋常訪美，肯定已得到習近平的欽點，而劉對習近平高度忠誠應是被習看重的首要原因。有三個重要根據可以證實這一點：1）劉曾是「獵狐行動」的幹將，而獵狐行動是習近平親自發起並指揮的；2）劉建超對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把握似乎很精準，這反映在他在不同場合的演講和刊登的文章中；3）更重要的是，劉建超被認為對習近平持有很高的政治忠誠度。這可能解釋了為何外交事務歷練不足、對美歐外交幾乎空白的劉建超能脫穎而出，也可能解釋了劉建超訪美的不尋常處。至於劉建超的一些個人特質，如英語流利、語帶幽默、態度溫和等，最多起個加分作用。

劉建超對美方關於戰狼外交的溫和對應，也應當是被習批准。劉建軍說他不相信不喜歡戰狼外交，但這由不得他。大老板骨子裡傾向戰狼，這在外交部恐怕是人人皆知的事兒。這個外交部被習近平的「鬥爭哲學」和建立「外交鐵軍」的理念所調動所操弄，外交人員在外交事務中沒有甚麼自主權，相信劉建超上任後也玩不出甚麼花樣。其實兩年前，時任外辦副主任的劉建超在講話時也是語帶戰狼味，滿嘴習八股，開口閉口「誰在企圖包攬國際事務，主宰他國命運？世界人民看得清楚」。

在美中關係的外交戰略上，應該也是習近平親自策劃。去年年底，習近平在美國與拜登會面時，提到美國人民對提前招回國的熊貓依依不捨，然後表示，可以讓熊貓再回美國。像中共歷任領袖一樣，習近平也把熊貓當成中國的「外交官」，不一樣的是，習還玩起熊貓的捉放曹遊戲！目前習近平國內國外諸事不順，他需要緩和一下對美關係，所以會把戰狼外交和熊貓外交混合實施。但讓戰狼外交讓位於熊貓外交？絕無可能！劉建超這次訪美的低姿態、軟調子應該是權宜之計，是符合習近平去年和拜登會談時要搞熊貓外交的調子。

至於國際秩序，沒有習近平的親自批准，劉建超也不敢如此直白地告訴美國人，「中國是現行國際秩序的創建者、受益者、維護者，不尋求改變現行國際秩序，更不會另起爐灶，再搞一套所謂新秩序」。這是西方想要聽的話，但這次反應相當冷淡，想必他們不願再相信中國政府的這種承諾了。而中方官媒則自娛自樂地說，劉建超的宣示擲地有聲，是當前衝突戰亂此起彼伏的世界中難得的亮點。胡錫進則生怕西方人不信，說劉的這番話是中國的真實態度，不是專門哄西方的。

不管習近平說了算的中國外交向哪個方向走，美中關係是不以習近平的意志為轉移的。在2024年，美國對中國的外交主軸肯定會被美國兩黨的分裂政治所主導。雖然民主黨和共和黨對美國國內事務怎麼也說不到一塊兒去，對中國的看法卻是高度一致。但這種高度一致是否會競相走向極端，譬如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非常值得關注。習近平對美國的這種政治現象無可奈何，所以會經常說一些不鹹不淡的話：中美關係希望在人民、基礎在民間、未來在青年、活力在地方云云。

總之，對2024年的美中關係而言，習管外交是確定的，他指揮的戰狼外交和熊貓外交交叉實施，也應當是確定的，但戰狼外交何時返回卻不確定。現在的候選外長劉建超只是習的傳聲筒，這是確定的。劉建超代習承諾中國不尋求改變現行國際秩序，能否兌現是不確定的。美國兩黨年底競選一定反中，這是確定的，但不確定的是，他們的反中會反到甚麼程度？特別不確定的是台灣問題，習近平是否會用軍事突襲來轉移國人對他的強烈不滿？

黎蝸藤：聯合國機構與哈瑪斯狼狽為奸，若不肯反省重組就應解散

 黎蝸藤 / 風傳媒 20240131

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救濟與工程處（UNRWA，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以下簡稱UNRWA）爆出「僱員參與十七大屠殺」的醜聞，從上週五（1月26日）開始成為輿論矚目的焦點。

以色列出示大量證據，指控12名UNRWA的加薩僱員，直接參與了哈瑪斯在去年十月七日對以色列境內發動的那場針對平民的種族清洗規模的恐怖主義式軍事襲擊。「十七大屠殺」導致1200多猶太人遇害，數百人被綁架，還有大規模的針對婦女的性暴力和性虐殺行為。這也是持續至今的以哈戰爭的直接原因。

綜合媒體報導的說法， 這12名UNRWA的加薩員工，7人是UNRWA旗下學校的教師、兩人是學校職員，其餘3人分別是文員、社工和儲物室管理員。其中10人是哈馬斯成員，另一人則是另一個參與襲擊的恐怖主義組織傑哈德的成員。在「十七大屠殺」中，他們分別參與擄人、殺人和分發軍火等工作，這個過程中，他們還使用了UNRWA的車輛和工程器械。以色列從獲得的大量通信、短信、群組等信息和情報中，清楚地指證這些人如何商量策劃分工，還有發動襲擊之後的「戰績」炫耀。比如，有三人在當日收到手機短訊要在集合點報到，其中一人收到指示帶備火箭推動榴彈；一人與兒子合力綁架一名女性；一人協助把一名以軍屍體帶回加薩，並在襲擊當天分發軍火和車輛；有最少一人參與導致97人死亡的以色列村莊大屠殺。

這些信息早就在一個多星期前交給聯合國和美國，但聯合國一直沒有動作。直到媒體消息一公布，引發全球轟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才表示震驚，要求徹查。UNRWA也立即宣布解僱那些僱員（其中兩個已死），並展開「徹底調查」，且不排除刑事檢控他們。

然而，這些「遲來的措施」並未能挽回其影響，美國率先宣布，將凍結捐助UNRWA的資金。隨後，德國、義大利、加拿大、澳洲、日本、法國等一一加入凍結行列。截稿為止，已經有十五六個國家宣布凍結捐助。

聯合國祕書長古特雷斯懇求各國不要對UNRWA斷供。UNRWA的最高主管專員拉扎里尼則說，斷供威脅到了這個加薩地帶最大型援助組織的人道主義工作，會導致100多萬加薩人陷入困境。他指責捐款國以部份個人的刑事指控為由來制裁UNRWA和「整個加薩群體」，「非常不負責任」，而且是一種「集體懲罰」。聯合國特別報導員（UN special rapporteur）阿爾巴尼斯（Francesca Albanese）甚至威脅：凍結給UNWRA的捐款，會違反國際法院（ICJ）的臨時決定，即採取措施防止「種族滅絕」。這個特別報導員可謂法盲。國際法院的臨時決定是對以色列的要求。現在要斷供的是十幾個捐助國，不是以色列。這和國際法院的臨時決定有任何關係嗎？她連法律主體都沒搞懂。

UNRWA成立在1949年，即在第一次中東戰爭後成立。當年阿拉伯七國聯手發動戰爭，侵略一天前依照聯合國大會決議宣布建國的以色列，導致大量的阿拉伯人因戰爭出逃離開故土，這在阿拉伯人中稱為「大災難」（Nakba）。鑒於戰爭產生幾十萬難民，聯合國就專門成立了這個機構，負責處理巴勒斯坦難民問題。

聯合國旗下其實還有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UNHCR）。這個難民署負責其他全球難民，但不包括巴勒斯坦難民。巴勒斯坦難民由這個UNRWA全權包辦。目前他們負責的地區包括五個地區，即巴勒斯坦的約旦河西岸和加薩地帶，以及約旦、敘利亞、黎巴嫩三國內的巴勒斯坦難民。他們向難民提供各類服務，包含食物、住房、基礎教育、醫療服務、環境衛生、救濟、福利、社會安全網、小額融資、其他基建等等。

UNRWA是聯合國全球僱員最多的單一機構。其僱員共有約30000人，等於其他所有聯合國機構僱員之總和。單單在加薩地帶，他們就有約1萬3千僱員，是整個加薩最大的雇主。自從哈瑪斯上台之後，哈瑪斯專注軍事打以色列，幾乎所有民事服務都由UNRWA負責，實際上是加薩的平行政府。在加薩到處都能看到聯合國的標誌。

UNRWA運營如此龐大，其唯一的收入來源，就是各國捐獻，而且主要來自歐美日澳國家年復一年的大筆捐獻。根據UNRWA網站的顯示，斷供的國家都是大金主。美國、德國、歐盟、瑞典高居2022年捐款的前四位，位於前十的還有日本（6）、法國（7）、瑞士（9）三國。還有五國（加、荷、英、意、澳）位於11-16位。這樣，前二十捐獻國，目前已經有12個斷供了。僅僅是美國一國，其捐款就佔整個UNRWA資金來源的三分一有多。光是這12個國家加起來，就佔資金來源的77%。

這次聯合國反應這麼大，可見「斷供」真正戳到了UNRWA這個機構的痛處。可以說，這是UNRWA成立以來，面臨的真正危機。

各國對UNRWA斷供，真是一點都不冤枉。

筆者此前早就撰文分析過，聯合國在這次以哈戰爭中非常嚴重偏袒哈瑪斯一方。事實上，聯合國的態度和UNRWA這個聯合國在地機構的態度是高度相關的。UNRWA本身就常常以聯合國機構的身份發言，很多聯合國在加薩的其他機構、專員和特約報告人等也都和UNRWA合作（畢竟它在當地是「地頭蛇」），不可避免地立場常常一致，而聯合國其他機構又常常使用UNRWA和上述機構的報告數據結論，所以實際上，聯合國非常多機構在加薩問題上的立場，都被UNRWA影響，甚至可以說是完全一致的。

除了偏袒哈瑪斯，UNRWA在這次以哈戰爭中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更對戰爭持續和人員傷亡負有一定責任。在戰事中，哈瑪斯利用UNRWA人口密集的設施，包括醫院和難民營等作為軍事據點，屢見不鮮。UNRWA還極力反對北加薩民眾從戰區撤離到安全區，導致被戰爭波及的人口大幅增加。根據聯合國俗稱「戰爭法」的人道主義四公約，戰爭方為戰爭劃出安全區，不但合法，而且是鼓勵的。UNRWA反對設立安全區，反對民眾撤離，正是違反戰爭法的一方。假設一開始，UNRWA就積極組織民眾撤離到安全區，那麼傷亡情況必定可以大大改善。這些客觀上都迎合了哈瑪斯的肉盾戰術。

在長期和哈瑪斯合作共存中，UNRWA逐漸成為哈瑪斯的「同聲同氣」。UNRWA的僱員大都是加薩人，包括加薩本地人，但更多的是擁有難民身份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很多僱員就是哈瑪斯成員，現在更被爆出了UNRWA僱員使用UNRWA的機械設備，直接參與「十七大屠殺」，更加證明了UNRWA的問題之嚴重。

不少人質疑斷供的各國「僅僅因為13000名僱員中只有12名有問題，就懲罰整個機構」。其實，俗語說，在家裡看見一隻老鼠，那麼在家裡一定有一窩老鼠了。華爾街日報報導，UNRWA的僱員中，至少有1200名男性是哈瑪斯和其他恐怖組織的活躍分子，佔所有男性僱員的23%。另外還有五成僱員，其親密親屬是哈瑪斯或其他恐怖組織成員。

這也完全印證筆者此前系列文章裡面寫道的：UNRWA這個機構根本和哈瑪斯就是狼狽為奸，蛇鼠一窩，沆瀣一氣，水乳交融，一早爛透了。

這也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什麼哈瑪斯突破邊境圍牆發動十七大屠殺會這麼容易（得到UNWRA的重型機械支持）？為什麼UNWRA會在以哈戰爭中，變為哈瑪斯的大喇叭？為什麼UNWRA千方百計阻撓無辜平民撤離北加薩，讓他們繼續做哈瑪斯的肉盾？

這次那12個哈瑪斯UNWRA僱員，全部都和學校有關，其中大部分都是老師。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UNWRA雇用最多的就是學校教師。而當中哈瑪斯成員要多少有多少。難怪，以前一直以色列有報導，加薩學校從小就對孩子灌輸反以色列反西方的仇恨教育，又和哈瑪斯合作舉辦軍事夏令營，教小孩子怎麼打仗，讓學校成為哈瑪斯源源不斷的兵源。

因此，UNRWA這次絕對不能用「個別人員」作為藉口。他們不是個人身份在公餘時間參與大屠殺，而是動用了專屬UNRWA的機械，UNRWA絕對無法置身事外，也不是解僱了就可以蒙混過關的。

聯合國機構不是恐怖主義分子的擋箭牌，恐怖份子不會因為有了聯合國僱員的身份，就可以免責。各國也不能再支持一個這樣涉及恐怖主義嫌疑的組織，即便它是聯合國旗號下的組織。各國人民也決不能答應自己的政府，出錢去資助恐怖主義。

必須指出，凍結撥款，不是針對聯合國對巴勒斯坦人的幫助，而是施加壓力，要讓聯合國，特別是這個UNRWA機構，必須和哈瑪斯及恐怖主義徹底切割。UNRWA不但要深入調查，深刻反省，更應該徹底重組，如果不能做到，還不如推倒解散。

＊作者為旅美學人

沈志华：1956-1957——转折还是选

 沈志华 友朋说 2019-09-29 

1956—1957年在共和国历史上是不寻常的年度，其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这两年的反差极大。或许可以这样说，在中国，1956年春光洒满大地，1957年阴霾笼罩天空。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国人曾寄予无限希望，而中共领导人虽经历思考，最终却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选择。

 

所谓希望，是说1956年初基本完成所有制的改造以后，中共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积极动员和团结社会各阶层，全力投入经济发展，目标是在不远的将来，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富强、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共领导人这一代社会精英提出的宏伟理想和奋斗目标，国人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所谓思考，是说当中国宣布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针对在苏联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和批判，特别是揭露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斯大林在创建这种社会主义模式时所犯的种种错误。苏共中央的创举令很多共产党人深思：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应该如何走？斯大林建立的苏联模式是不是正确的或唯一的社会主义样板？苏共提出的问题更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考虑，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怎样避免苏联已经犯过的错误，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社会主义道路？

 

所谓选择，是说1956年秋天波匈事件掀起的震动社会主义阵营的风浪刚刚停息，1957年夏季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右派”运动，又把整个中国社会推上了政治舞台。中共重新祭起“阶级斗争的法宝”，使人们再次陷入了“你死我活”的争斗。其结果，“百花齐放”变成一花独放，“长期共存”变得名存实亡。知识分子消极了，民主党派沉默了，肯于思考、热心报国的人群失望了，全国上下万马齐喑。为了巩固政权，中共最后决定还是回到阶级斗争的道路上，并以此作为执政党今后的行动纲领，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体制由此确定了未来发展的基础。

 

为什么1956年的希望和期待会转变成1957年的失望和消沉；为什么中共八大在1956年确定了扩大民主、加强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到1957年却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到头来还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为什么中共一代精英百般思索却做出了如此选择，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笔者的思考和写作，追寻了两条并行的线索：其一，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主要任务的认识；其二，中共对社会主义同盟特别是中苏关系的估计。作为一个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执政党，这是中共在1956—1957年所面临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这种认识和估计的结果，构成了他们制定对内和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决定了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最终选择。

 

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主要任务的认识

  

社会主义社会原本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境界的一个大体设想，后来经列宁和斯大林的实践，逐步形成了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有共产党人便以此为奋斗目标。因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按照共产主义的理念，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过，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共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巩固政权，这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毛泽东读《甲申三百年祭》对李自成败落的思考，以及同黄炎培关于国家兴亡周期律的讨论，充分表明他对政权得而复失这一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在新政权立足未稳之时，毛泽东和中共高级干部内心考虑问题的思路，根本上还是受到中国传统社会改朝换代和“打天下、坐天下”一套理念的支配。革命具有惯性。中共是靠“枪杆子”打天下的，这种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必然采取革命的方式巩固政权，改造社会。借助朝鲜战争的特殊环境，通过武力镇压和群众运动的手段，中共基本完成了巩固新政权的几个主要任务：清除反动势力、变更所有制、改造社会及国民的思想。

 

到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制性质变了——官僚买办经济、地主经济和资本家经济已不复存在，社会成分变了——暗藏的特务和反革命消灭了，地主、资本家、富农正在从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也就是说，国内的敌对势力基本不存在了。这时，不仅工人、农民真心拥护共产党，就是大多数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也对共产党人心悦诚服，认为他们的确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巩固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那么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这一点，中共领导人是十分清楚的。他们连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其他一系列方针，甚至考虑采取某种新的政治模式，就是要调动一切社会积极因素，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在这个基础上，中共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中共的现时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认识到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从革命转向建设。这是中共思想政治路线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中共对自身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即取得执政合法化必要性的初步认识。

 

然而，这种认识似乎还是下意识的和模糊的。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中共的思路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下去。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引起的风波，特别是匈牙利动乱的后果，给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敲响了警钟，使他们看到，已经取得胜利的政权还是有可能丧失的。这种危险的国际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国外的反动势力，他们企图与国内的反革命力量相呼应，最终推翻共产党政权；其国内根源则在于执政党沾染的脱离群众的作风及其所采取的错误的方针政策，由此引发了人民大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其中，最令毛泽东和中共感到震撼的是后者。在中国，经过镇反、肃反和一系列改造运动，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即使还有一些残余力量，也不会翻起大浪。因此，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如何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于是，毛泽东向党和政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课题，同时决定开展整风运动，采用民主的和开放的方式，祛除一些共产党干部执政不久便沾染的不良作风和旧弊陋习。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反动势力已经基本清除，原有的剥削阶级正在被改造为新人，广大知识分子也表示拥护社会主义，就不会再有人对中共的执政地位提出挑战。但与此同时，在中共的干部中，贪图享受、追求名利的思想正在滋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现象日益严重，而对这一切，仅靠党内思想教育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毛泽东决定发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并且亲自在党内外进行广泛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当时，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在内的一批热心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有识之士确实被发动起来了，他们仗义执言，针砭时弊，大胆地说出了许多过去不敢讲的话。令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有些批评的矛头竟然指向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方式提出质疑。看来，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想要翻天的还大有人在。毛泽东决定进行反击，而这个决定又恰恰迎合了党内基层干部对整风运动中诸多言论和做法的不满情绪。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很快就在全国铺开了，革命的暴风骤雨再次降临中国大地。

在这个背景下，中共八大的政治路线遭到否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重新被看作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在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经过不断的阶级斗争才能得到最后解决。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很容易做到。搞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本来就是中共驾轻就熟、得心应手的工具。所以，“反右派”斗争很快取得了完全胜利。此后，毛泽东又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方面，并且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响亮口号。不过，这次开始的经济建设高潮，借助“反右派”的东风，继续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至于阶级斗争，到“大跃进”失败之后便转入了党内，后来就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

 

中共对社会主义同盟及中苏关系的估计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发展，与苏联有着极其密切和内在的联系。

 

中国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以及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意义，对于苏联来说，主要是一个安全问题，斯大林考虑的是利用中国作屏障，解除来自东方的美国威胁。而对于共产党的中国来说，巩固政权，组织社会，发展经济，这一切都需要依靠苏联的帮助。况且，就长期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在主观意识中，中共除了向苏联“一边倒”，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外，没有别的选择。

 

毛泽东做出与苏联结盟的决定，还有一个逻辑——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而社会主义只有苏联一个榜样，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以俄为师”。中共长期在农村和山沟里坚持武装斗争，没有管理城市和国家的经验，更不知道如何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所以，只能学习苏联。1952年底，国内外局势刚刚稳定下来，毛泽东便主张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提出了“全面学习苏联”的口号。不过，斯大林并不认为中国可以立即走上苏联的道路。在斯大林看来，中国要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差得很远。你那里刚刚把土地分给农民，怎么实行全盘集体化？你连起码的工业基础都没有，怎么实行计划经济？斯大林一再告诫毛泽东，不要急于学习苏联的榜样，向社会主义过渡要慢慢来。

 

斯大林去世以后，莫斯科新领导层一方面开始着手处理在斯大林时代积重难返的种种社会危机，一方面在赫鲁晓夫的主持下调整对华方针，向中国提供全面的援助。大批苏联专家的到来和“一五”计划的实施，使得中国从国家机构的设置、经济体制的建立、各种管理制度的形成，直到各大城市的规划以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大量照搬苏联的经验。但是，正在中国仿照苏联模式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大厦的时候，苏共召开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针。同时，毛泽东也感觉到苏联模式存在着弊病，提出“十大关系”问题，开始考虑走适合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思考都没有触及到当时社会主义所存在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层面的根本问题，但这种思考无疑已经蕴含了未来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基础。

 

1956—1957年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时期，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相互支持，取长补短。总体说来，苏联在经济上援助中国：从“一五”计划的执行、工业化基础的建立直到核武器的研制，赫鲁晓夫向中国提供了巨大帮助；中国在政治上支持苏联：从平息苏共二十大给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带来的冲击，消除波匈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造成的震动，直到在六月事件和朱可夫事件中坚定地支持赫鲁晓夫，毛泽东也为苏联提供了巨大支持。尽管他们之间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毛泽东不满意苏联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做法，不同意苏共把和平过渡作为外交政策的总方针，而赫鲁晓夫则认为中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多有不妥，对中共带头指责苏联的大国和大党主义也暗中不满。但这些都是枝节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团结，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以共同对付和战胜美帝国主义，这是他们一致的和首要的目标。莫斯科会议就是中苏合作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经典之作。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苏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却逐步出现了一种隐患，即他们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正悄悄发生变化。中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敢于出兵朝鲜与美国对阵，又在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的国际风波中镇定自若，指挥有方，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及各国共产党对中共刮目相看，由衷钦佩。更何况斯大林去世以后，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无论讲革命资历和理论水平，还是讲政治经验和领袖魅力，毛泽东都越来越显示出其超人的优势地位，远非赫鲁晓夫之辈所能相比。于是，随着赫鲁晓夫和苏共屡次陷入在两代领导人交替过程中出现的政治危机，在中国党内和社会上渐渐形成了一种中共应取代苏共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看法，毛泽东本人也在言行举止中流露出这种情绪。这一点，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表露得十分明显。

 

不过，恰恰在1957年底，苏共的劣势已经走出低谷。赫鲁晓夫本人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巩固了他在国内的绝对权力，东欧危机的解除使苏联恢复了传统上对那个地区的影响和控制，特别是苏联的经济发展也在这时显示出辉煌的成就：农业获得战后少有的连年丰收，先后两颗人造卫星上天，核动力潜艇试航成功。这一切都让赫鲁晓夫感到骄傲，使他更坚信改善与西方的关系，集中精力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这一方针的正确性，也使他看到了通过和平竞赛战胜资本主义的光明前途。为此，他在莫斯科会议上洋洋得意地提出了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然而，毛泽东在此看到的却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是社会主义将要很快埋葬和取代资本主义的国际潮流。因此，他认为有必要采取更为激进的革命路线，鼓励和支持世界各国进步力量，与帝国主义进行最后的斗争。显然，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已经不再适合新的形势需要，如果赫鲁晓夫不能及时修改苏共的指导思想，那么中共就必须站出来，挑起领导世界革命的重担。

 

毛泽东感到，中国要在社会主义阵营为首，唯一欠缺的就是经济实力，他早就憋着劲要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不过，毛泽东对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的认识，并没有超出苏共二十大文件指出的范围，所谓避免或少走苏联的弯路，也不是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有所质疑。毛泽东所要求的只是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超过苏联，其方法就是中共所熟悉的大搞群众运动。这种单靠高指标、高速度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搞经济建设的方针，在1956年下半年遭到周恩来等经济工作领导人的抵制，也受到苏联专家意见的制约，被作为“冒进”反下去了。到1957年情况就不同了，“反右派”运动以后没有谁还敢站出来唱对台戏，苏联专家的意见也退居次要地位，毛泽东就要大张旗鼓地开始经济跃进了。超英赶美变成了赶超苏联，以后的事情就是要看，到底是中国学习苏联，还是苏共服从中共了。

 

如今，站在21世纪的角度来看1956—1957年这段历史，令人不胜感慨。在中国，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及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国家栋梁，都是经过大浪淘沙的社会精英。他们有善良的愿望和伟大的抱负，一心想把中国领上一条走向理想王国的康庄大道。然而，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刚刚迈出第一步便停止了，或者说当时他们进行了一次不彻底、不成功的探索。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中包括自身思想认识的限制和客观环境的制约，由暴风骤雨般革命时代造就的绝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习惯于以那个时代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习惯于用那个时代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们很难否定自我，很难放弃传统的斗争思维和革命方式，很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现代社会。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过去研究者常用“转折”这个概念给1957年的中国历史定位，似乎1956年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1957年又转向了另一条错误的道路。笔者以为，这个定位不够准确。首先，1956年中共主要还是在思考，八大所确定的路线也只是展示了一个前景，至多是刚刚开始起步。其次，1957年中共的选择并非突发奇想，而是与1956年以前的传统思维和习惯以及1956年的思考有着内在的联系。应该说，到1956年初，中共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苏共二十大提出新方针，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历史确实提供了一个机会。社会主义道路究竟走向何方，这时需要并有可能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比较，中共领导人也确实开始了探索。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波匈事件，以及中国社会的骚动，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因真心参与共产党整风而提出的尖锐意见，使中共难以承受，终于在1957年夏天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选择。所以，这里不是转折，而是稍有停顿和观望，便沿着中共传统的和熟悉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了。

 

就共和国的发展道路而言，真正的转折出现在80年代。说句史学研究者一般不大讲的话，如果——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并且支持、参与苏联和东欧的改革，继续广开言路，扩大民主，招贤纳士，改弦更张，那么——就有可能在社会主义世界看到各国独立自主多元发展、不同模式竞争前进的局面，就有可能在50年代的中国出现人们在80年代才看到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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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政權到底是穩固還是脆弱？

《似是而非的中國》系列：澄清關於中國的七個爭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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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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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國人到底是不是信奉集體主義？

• 2、習近平政權到底是穩固還是脆弱？

• 3、爲什麽"聼床師"和"陰謀論"大行其道？

• 4、怎麽認識中國人的認知混亂？

• 5、中國到底是左翼政府還是右翼政府？

• 6、中國的政治禁忌究竟是什麽樣子？

• 7、改革開放是失敗了還是被人爲終結了？

Image: Alexander Hunter/The Washington Times

2. 習近平政權到底是穩固還是脆弱？

習近平政權到底是穩固還是脆弱？這是一個經常引起爭議的話題。簡單回答這個問題是違背政治科學規律的，因爲政治往往比想象的更爲複雜。即便如此，本文仍然打算挑戰這個問題。

先提出本文論點：習近平政權既穩固又脆弱，這是一種悖論性的現實，正因爲兼具穩固和脆弱兩種特性，中國社會才顯出"高風險社會"特徵。

有關政權穩固的假説，毫無疑問，無法解答中國社會日漸增長的高風險和不穩定因素。有關政權脆弱的假説，同樣也無法解答爲什麽處於經濟崩潰邊緣的國家，仍然能夠有效維持其統治。

這是因爲，不論是假設其穩固，還是假設其脆弱，都模糊了同一個事實：中國社會日漸增長的高風險和不穩定因素，既不斷衝擊其政權根基，又迫使政權不斷做出應變反應；這些應變反應在處理高風險和不穩定因素的同時，也可能產生"副產品"，這些副作用又成爲新的風險誘因。

"高風險社會"當然可以用來描述一種僵而不死的風險社會，在這種社會裡，國家機器處於一種疲於奔命的超負荷、高壓力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你說它堅不可摧吧，它給人一種一觸即潰的錯覺；你說它一觸即潰吧，在反復遭受輪番打擊之下，其政權依然穩如老狗。這是一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幾乎可以説是生不如死的痛苦狀態。這種痛苦是難以用"痛苦指數"（misery index）來衡量的。家庭削減開支、個體不安全感升高、社會不公越演越烈、社會看不到出路、個體看不到未來、精神壓抑或政治性抑鬱、得過且過的絕望……這些都是在生存壓力之上額外滋生的痛苦。

2.1 高風險社會

國際社會定性"高風險地區"（high-risk areas），通常指戰爭、内亂、嚴重災荒或大流行病容易發生的地區。但是這些情況並不在"風險社會"（Risikogesellschaft）範疇之内。

"風險社會"這一概念產生於1986年蘇聯"車諾比核災"（Chernobyl nuclear disaster）歷史背景下。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用這個概念來汎指由工業化社會副產品，有別於前現代社會存在的、因爲自然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的風險（比如地震、洪災和瘟疫）。"風險社會"的"風險"通常用來指環境危機、生態危機、公共衛生危機、金融危機等通常引發爭議性的公共議題。1

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傑登斯（Anthony Giddens）大致將貝克的前現代社會風險概念劃歸到"外部風險"（external risk）範疇，其中一個衡量辦法就是保險公司估算的風險形式（雖然至今有許多國家和地區保險業並不完善）。若就其可估算而言，疾病、傷殘、失業，也在"外部風險"範疇。傑登斯用"人爲風險"（manufactured risk）指"風險社會"的"風險"：這種風險通常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帶來的，尤其是科學與技術進步造成的。這種風險是歷史上較少存在的風險，處在"風險社會"的人並不真正瞭解自己面對的是什麽樣的風險，也難以精準估算或預測風險的危害程度。2

如果說貝克强調"風險"的爭議性，傑登斯則傾向於强調其難以估算的特點，而兩者都認爲這些風險是工業化進程中，由科學技術進步產生的副產品。貝克後來提出，20世紀下半葉，"現代性"發生了轉折，到這個階段後，"現代性"不再以民族國家爲中心，其中"反映"（reflection）的優先性讓渡給了"反省"（reflexivity）的優先性。3從"第一現代性"向"第二現代性"轉型，意味著"工業社會"向"風險社會"轉變，也意味著社會開始逐漸意識到自身的"風險"特性。轉變對"風險社會"來説，意味著五重挑戰：多維度的全球化、極端的個體化、全球性環境危機、全面性別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這五種歷史進程對"第一現代社會"的六種制度前提構成了挑戰：作爲民族國家的社會、有計劃的個體化、雇傭社會、工具化的自然觀念、理性概念科學化、功能區分原則。這種挑戰意味著"第一現代社會"的安全感、觀念和制度在逐步消解。4

在談到中國的風險社會時，貝克提出，中國正在經歷"壓縮的現代化"（Compressed Modernity）——這種現代化既加劇風險產生，又沒有給風險預留制度化管理保障時間——不得不同時面對第一現代社會和第二現代社會同時存在的强制性困境。5 貝克不但承認第一現代性可能與第二現代性同時存在，還承認非洲等地可能存在不具有第一現代社會結構的第二現代社會和前現代社會的混合體。6 也就是說"風險社會"的風險分佈實質上不一定是同質性，也可能是異質性的。這也毫不奇怪某些地方的風險要高於其他地方。

與此同時，貝克也認爲，在面對"第二現代性"提出的五重挑戰時，預防和治理風險也可能造成新威權主義擡頭——這裡的新威權主義，主要指的是結合傳統威權主義跟第二現代性歷史進程，在民主國家發生的威權主義。7

毫無疑問，"風險社會"概念存在較大的局限性。首當其衝的問題就是，用工業化作爲劃分現代社會風險形式的分界綫，將注意力主要吸引到由科學技術進步帶來的副作用，忽略了現代國家特有的制度性風險或總體性風險。這種風險並不是前現代社會典型風險之一，也不是傑登斯所說的"外部風險"——由於是制度性風險，它同樣是一種"人爲風險"。它看上去是"第一現代社會"固有風險，實際上其複雜程度可能像貝克意識到那樣，呈現出叠加、嵌套或拼凑模式。更加含混的地方是，不但政府可能意識到自身的制度性風險，對風險管理策略做出重新調整並强化控制，社會也可能意識到制度性風險而采取規避或對抗策略。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爲制度性風險注入了不確定因素。在此之上，制度性風險還可能溢出傳統邊界綫，搭上全球化順風車，從多個維度向其他社會擴張。就其成爲區域性或國際社會不穩定因素而言，產生制度性風險的社會不但是一個典型的"風險社會"，還是一個"高風險社會"。

提出"高風險社會"之所以必要的原因，是因爲有的國家在一定時期内由於制度性缺陷導致的總體性風險不像其他國家那樣高；相反，由於"高風險社會"存在，原本在一定時期内制度性缺陷不明顯，或不存在由突出制度性缺陷導致總體性風險的國家和地區，其自身也可能由於全球化影響，被置於"高風險社會"輸入的風險威脅之下。

我們僅以瘟疫爲例，就足以説明將"風險社會"視爲科學技術發展副產品的論斷來切分前現代社會和現代社會，是有嚴重問題的。依據貝克早期理論，瘟疫無疑是前現代社會典型風險之一，不在現代"風險社會"範疇之内。而且傑登斯也可能將之納入到"外部風險"之列，雖然瘟疫是否有發展到全球大流行的風險，不見得是商業保險可以估算的範疇，即使福利國家仍然在承擔風險管理機制的作用。也可以說，瘟疫同時有前現代性和現代性兩種風險特徵，對於瘟疫的制度性管理失敗完全可能導致全球大流行。這時候無視制度性缺陷導致的高傳播風險，是無論如何也説不過去的。也就是說，瘟疫自身是跟地震、洪水、火山一樣，屬於自然或不可抗力因素誘發，但是對於瘟疫的應急管理，也跟其他災害應急管理一樣，同屬於現代國家對"風險社會"的管理範疇。就此而言，用工業化來劃分現代社會跟前現代社會風險的分界綫，並不是一個可靠參考標準。並不是說，用制度性管理來劃分就顯得更好一些，而是這樣的劃分存在根本性問題。制度性管理存在嚴重缺陷的現代國家，在瘟疫和大流行應急管理上，可能直接導致高傳播風險擴散；而制度性缺陷不明顯的國家，則可能管理更爲科學、有效。這時候，存在制度性缺陷的國家，顯然是"高風險社會"，與之相反的國家卻不是"高風險社會"。而與此同時，即使制度性缺陷在某個時期看起來不明顯的國家，也並不是不存在制度性風險，只能説制度性風險在同一時期不如其他"（高）風險社會"明顯——世界上沒有完美的社會制度，所以任何一種社會制度理論上都是存在制度性風險的。

用工業化來劃分現代社會跟前現代社會風險的分界綫，並不是一個有意義的劃分標準。因爲在工業化時代以前就存在的災害風險，在現代社會同樣存在。但是不同社會制度對管理這些自然災害卻顯出截然不同的效果：存在嚴重制度性缺陷的國家可能導致災害的危害擴大，或者説，在災害之上造成人禍，致使災害破壞性更大。這種情況顯然是上面提到的"人爲風險"。比如"2023年京津冀洪災"，並不能簡單視作自然災害：政府在沒有提前有效通知和疏散民衆的情況下，在半夜開閘泄洪；傳統蓄滯洪區不但存在大量違建，也沒有預備應急救援措施疏散安置流民；在最下游傳統排洪區白洋淀地區建雄安新區，使得上游蓄滯洪區洪水數月無法疏排；"犧牲河北保雄安"、"當好首都護城河"等言論引發巨大爭議。這種情況無疑有"風險社會"特徵，但"風險社會"理論並沒有將之包含在内。這種風險就是制度性風險，其風險誘因是國家治理失當或災害應急管理模式的制度性缺陷，高度中央集權、失去彈性的權力結構，也是其重要風險來源。

除了自然災害以外，制度性缺陷還可能製造出意想不到的風險——這恰恰是傑登斯説的情況：風險在我們並不瞭解和難以精準預判的情況下發生了。比如就在糧食並不缺乏的情況下，上海封城造成了饑荒。表面上看"上海"跟"饑荒"根本不可能聯係在一起，尤其在號稱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家，突如其來地產生饑荒，顯然是制度性缺陷導致的：一刀切的中央集權體制要强力推行清零政策和强行封城，卻沒有爲封城做好風險預案。這種案例比比皆是。又比如2023年12月22日，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發佈《網絡游戲管理辦法（草案徵求意見稿）》，結果卻意外導致游戲股票市場大跌，騰訊市值當天蒸發460億美元，網易市值蒸發1283億港元，中手游、嗶哩嗶哩等游戲類股票集體跌幅均超過10%。結果一天後，國家新聞出版署不得不緊急出面澄清，保證修改草案，希望股市及時止血。發生這種情況跟中國"碎片化的威權主義"有關：部門分工不明，總是依靠協調機制，一旦協調不暢，部門之間就互相踩脚——在國安部分管經濟安全的情況下，這起事件無疑踩了國安部的脚。這説明制度性風險是真實存在的，其風險性就在於難以準確預測風險。

台灣學者在研究SARS大流行時也發現，雖然"胡溫體制"倡導"以民爲本"，意圖建立有別於過於"以黨爲尊"的政治文化，改變過去"控制型政府"形象，但也跟行政習慣之養成、行政流程之僵化和缺乏行政決策的制度化跟規範化環境（包括依法行政水準、政府透明度、行政審批流程繁瑣、公共管理失職等），也息息相關。往宏觀上看，經濟增長挂帥的發展策略忽視了風險危害。SARS爆發前，中國政府在衛生、福利等"社會型投資"上投入不到2%的財政，在交通運輸和房地產等"經濟型投資"上卻投入了七八成財政。中國國家行政學院杜鋼建教授，將當時政府SARS應急管理弊端概括爲：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獲利途徑審批化、審批方式複雜化——在這種體制下，一旦上級部門猶豫不決或判斷失誤，可能造成嚴重後果。這些決策權本來應該下放，但層層上報的體制決定了決策失去了靈活性。最後，由於資訊不透明、危機管理失當，就導致SARS感染迅速擴大。在此期間，政府資訊發佈遲緩，報刊、視訊等媒體集體"失語"，造成謠言四起和虛假資訊滿天飛。與此同時，官僚制度"對上不對下"的缺陷，也導致地方部門隱瞞、緩報、乃至欺騙上級等惡劣現象導致事態升級或失控。8 台灣學者顯然注意到了制度性風險的危害，但是並沒有將之視爲系統性風險，而只是側重其官僚體制和國家治理上的風險，可以説是狹義的制度性風險。

時間相距不到20年，同一幕悲劇又再次上演：2019年年底，武漢爆發了起源至今不明的新型冠狀病毒；與2002年的SARS病毒一樣，最早發源地都在中國，都是由於官僚系統（可能在中央授意的情況下）瞞報、謊報，從最初"不傳人"、到"有限度人傳人"、再到後來發展到徹底失控，再次造成全球大流行。雖然中國對SARS時代的應急管理體制做了大規模升級，從SARS結束後推動以"一案三制"爲框架的公共衛生應急體系，到2011年國務院成立"聯防聯控機制"，看起來管理升級了，但根本性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清華大學、中央黨校、中國農業大學等院校幾名專家，2021年在中國工程院院刊《中國工程科學》上發文，分析中國公共衛生應急指揮機制存在的短板，其中就包括集中統一領導的應急指揮體制權責分工不明，部門之間、地區之間、上下級之間權責規定不清晰導致實際工作中存在跨界合作難題，並且由於過於强調向上集權，容易弱化部門和地方主體意識、主體作用和創新精神、擔當精神。與此同時，在有關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應對方面，"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層面的應急指揮體製，主要是一種臨時性的'任務導向型組織'，其地位和運作程序在《突發事件應對法》《傳染病防治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等法律法規和應急預案中規定得並不完全清楚。"此外，在這種應急指揮體制中，政治權威先於專家權威、專家權威合作機制不健全、專家權威沒能夠有效發揮作用，而政治動員型應急指揮體制以政治挂帥的做法，不但違背科學防疫工作，還存在成本太高、收效甚微的情況。9 這一系列指責是圍繞制度性缺陷和權力結構來展開的。而且這種制度性缺陷和權力結構，並沒有比SARS大流行時代有實質性變化。更糟糕的是，原本"胡溫體制"有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的傾向，至COVID大流行，政府又倒退回去做"控制型政府"。

這樣的制度性缺陷，不但可能在防疫中失效，導致人禍加重天災的情況，還可能是直接導致瘟疫大流行的罪魁禍首。從SARS爆發初期瞞報、謊報導致傳播失控，到COVID初期同樣的劇情又再次上演。制度性缺陷的問題是不言而喻的。

與SARS大流行不同，這一次中國政府矢口否認病毒起源於中國，並拒絕承擔災害責任，還極力抵制對病毒溯源發起國際獨立調查。由於政治禁忌，中國的公共衛生專家也不敢跳出來追究導致傳播失控的罪魁禍首。從全球大流行病再次發生於中國可以看出，中國不但是個"風險社會"，還是有著制度性風險或系統性風險的"風險社會"。可以預見不遠的將來，在中國災害應急體制和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仍然存在缺陷、且未得到根本性改善的情況下，中國還可能再一次造成全球大流行。

1986年的蘇聯"車諾比核災"直接引起80年代至90年代國際學術界有關"風險社會"的爭論。但很奇怪的事情是，爭論焦點主要集中在科學技術"副產品"上。對科學技術的管理似乎退居到次要地位，不必對"風險社會"承擔首要責任。這是不對的。在車諾比核事故發生初期，蘇聯政治局收到的信息不準確，致使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產生了誤判。由於擔心第二次爆炸，蘇聯領導層決定對外隱瞞真相。早期調查報告還被故意歪曲，以推卸核電站管理層責任。由於軍方介入到核事故應急處理，使得事件許多細節被列爲機密，蘇聯領導層也沒有意識到這起核泄漏的國際影響。這起災難後來被認爲受到蘇聯不透明的政治體制嚴重局限。10

一系列歷史慘痛教訓告訴我們：系統性風險不但是真實存在的，在一定時期内，在一些國家和地區還可能要比其他地方，或者要比同一地方不同時期，有更高風險。這種"高風險"本質上與權力結構和社會制度息息相關。

美國經濟學家麥克·曼德（Michael Mandel）在90年代也提出過"高風險社會"概念，但是他主要將注意力集中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和市場風險上。他認爲，貿易、科技、企業結構重組、政府減少干預是同時造成經濟增長和"高風險社會"的誘因。11 曼德似乎想當然地接受了自由開放社會和市場經濟的預設，忽視了保障自由開放社會和市場經濟的社會制度，是產生高風險經濟的根本背景，雖然曼德也注意到，政府減少自身在經濟增長中的角色也可能造成經濟風險。曼德的研究從一個側面説明，"高風險社會"對於像美國這樣的發達經濟體來説，是個動態概念，可能隨著政府經濟政策和政府在市場中角色而嬗變的。貝克擔憂民主國家因爲應對"風險社會"可能會出現新威權主義，其實也是出於相似的考慮，但是卻在一定程度上顛倒了"風險社會"的存在邏輯：因爲威權主義國家自身也可能是新的社會風險的一部分，即使"風險社會"也可能導致威權主義轉型或加深。

總之，對於自由開放經濟體來説，"風險社會"不但可能隨著曼德提出的四種推動因素減輕或加深，也可能因爲政府調整自身應對風險的角色而發生變化。這時候，我們說，某個經濟體在某一時期存在"高風險社會"是合情合理的。另一方面，我們同樣不可以否認，在威權國家、乃至極權國家，"風險社會"的嚴重程度和性質，可能與自由開放經濟體不一致。並不是說自由開放經濟體不存在自己的制度性風險，而是説在威權主義或極權主義國家，制度性風險不但更加難以預測，其破壞性還可能被制度性缺陷放大。在同樣的風險層面，自由開放社會的制度性風險卻顯得不明顯，雖然這並不能保證其他時間段並不會誘發更加嚴重的社會危機，比如2007-2008年間美國次貸危機（Subprime mortgage crisis）也被認爲是美國政府監管失職所致，在房地產泡沫破滅前夕沒能夠做出有效的預防性政策調整。你固然可以説，這是市場經濟制度自身存在的缺陷，但是市場經濟制度並不是在無政府主義的真空中運行的。在房地產泡沫出現早期，"高風險社會"實質上已經形成了。隨著"金融海嘯"逐漸退潮，經濟危機得到剋服，"高風險社會"也相應退潮。

但是在威權主義或極權主義國家，"高風險社會"可能長時間存在，而且同樣可能溢出國界綫。比如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長達進三十年動蕩，不但在大鎮壓、大肅反、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社會運動中造成巨大人口數量非正常死亡（這些情況不歸咎於難以預測的制度性風險是無論如何也説不過去的），還試圖將共產主義革命輸出到東南亞，在東南亞國家到處製造革命恐怖主義活動。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看上去暫停輸出共產主義革命（但是與越南的邊境衝突，卻斷斷續續持續了10年），自身卻醖釀著社會動蕩風險，從"1986年學潮"到"1989年學潮"，"三信危機"被認爲從根本上動搖了人們對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信念——這顯然是制度性風險的一個鐵律：人們對某種社會制度喪失了信心、起來推翻這種社會制度的風險。等學潮風波平息下來後，北京當局一邊强化"愛國主義教育"，一邊集中精力推進經濟改革。意想不到的風險又發生了：除了2008-2009年新疆和西藏地區爆發大規模騷亂之外，2005年、2010年和2012年還三次爆發全國性大規模反日示威運動；與此同時，每年十幾萬起且不斷遞增的"群體性事件"（中國政府對大小抗議活動的別稱）迫使國家統計局放棄公佈數據；在此期間，還意外爆發了SARS大流行。這些都是制度性風險誘發的社會危機。等習近平政府上臺之後，曠日持久的"反貪腐運動"爲習近平强化其個人權威掃清了障礙，最終推動國家向極權國家倒退，被認爲重創了中國經濟。習近平政府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被批評是向欠發達國家和地區輸出"債務陷阱"。中國利用不公平貿易（包括經濟間諜行爲），一邊促進自身發展、一邊强化專制（與美國及盟友希望借由經濟發展推動中國社會民主化的初衷背道而馳），也在習近平時代最終演化成跟美國的貿易戰、金融戰和科技戰。在此期間，習近平政府血腥鎮壓了香港聲勢浩大的"反送中運動"，隨後不久又陷入長達三年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其中清零政策引發的巨大爭議也表明制度性風險的"風險社會"特徵）。結束清零政策後不久，經濟並未依照預想進展恢復，反而青年失業率暴增到國家統計局只好停止發佈數據。這種局面，要説沒有受到清零政策影響，是説不過去的。要説制度性風險沒有造成房地產泡沫和最終戳破房地產市場泡沫，也是沒有道理的，這種房地產泡沫跟90年代片面追究GDP增長、將官員升遷跟GDP業績挂鈎的做法有直接關聯，而分稅制度改革也意想不到地刺激地方政府紛紛將土地和房地產當作快速增加GDP數據的最重要手段。而今失業人口暴增、收入下降，中國政府一方面刺激消費拉動需求，一方面補貼大型國企，無視迫切需要緊急救助的家庭和民營企業，這種情況又進一步導致内需疲軟、房地產企業爆雷和股市持續下跌。從這些角度來看，政策風險也在不斷放大制度性風險，爲中國社會鬱積愈來愈嚴重的"高風險社會"特徵。

自始至終，中國社會不但存在一般"風險社會"指稱的公共危機，包括環境問題、食品衛生安全問題、失業問題、公共衛生問題等等，還因爲制度性缺陷導致國家治理低效，導致系統性風險飆升，連一般自然災害和公共衛生危機，也可能因爲系統性風險，加重人禍特徵。與此同時，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專斷、法治環境缺失、針對民衆的監控工程和維穩工程、甚至起初被抱有期望的社會徵信體系，都在產生意想不到的副產品。比如在經濟衰退時期，社會徵信體系不但沒有達到預期目的，還因爲失信黑名單越來越多，在國家大量製造"二等公民"，甚至出現逼得失信人全面破產、走投無路。這些情況是缺乏代議制議會嚴格遵循法治程序制定政策的結果，使這種政策一開始就無法充分評估其中風險。

就此而言，"高風險社會"不僅是系統性風險——也就是説，根源於社會制度的總體性風險——還可能是由制度性缺陷導致無法估量的政策風險或決策風險。在這種情況下，缺乏糾正機制也可能是"高風險社會"的最重要特徵。就以清零政策爲例，這一項政策沒有糾正機制，由於集中統一領導，全國各地一刀切，導致民怨沸騰卻沒有轉圜餘地，最終只能在2022年底"反封控運動"之後被迫終止。而越來越露出風險徵兆的社會徵信體系，也沒有糾正和補償機制。遭遇到財務困難的中小企業，不但沒有國家緊急救助和補貼，還因爲拖欠款項和業績大跌，不得不破產。社會徵信體系絲毫沒有給中小企業主喘息機會，也沒有機制來補償徵信系統對中小企業主的限制和"迫害"。在出行、創業和就業都受到嚴格歧視性限制的情況下，破產的中小企業主如何償還債務？這恰從一個側面説明社會徵信體系是沒有糾錯機制的。不但如此，中國威權主義社會制度也不存在一個糾錯機制，比如反對黨、負責監督社會的獨立媒體、足以制衡政府的司法系統以及代議制議會。沒有糾錯機制，對"風險社會"來説，無疑是無限拔高了風險。就像沒有刹車片、沒有防撞梁、沒有安全氣囊，甚至連減震器也沒有，卻在飛速狂奔的汽車。

到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高風險社會"自身有一種奇特屬性：就其高度風險性而言，它是一個脆弱的社會，一絲風吹草動都可能導致引起風險劇變的蝴蝶效應；就其在特殊社會環境中長期承受高風險性而言，這種社會看起來又可能有著某種堅不可摧的特性，因爲其所有機制的唯一作用都像是在適應高風險。

那麽，我們怎麽認識習近平時代，"高風險社會"同時具有堅固和脆弱兩種特性？

2.2 泥足巨人

《華爾街日報》（WSJ）去年12月1日發文稱，僅去年8月至12月期間，就有240億美元從中國大陸股市撤資。12 根據《福布斯》（Forbes）雜志援引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在2022年初至2023年9月，共計18個月時間裡，外國公司從中國撤走了1600億美元收益。僅2023年夏天，外資撤資超過投資，造成外資淨流出高達118億美元，這是很多年以來從沒發生過的事情。13 根據《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2023年一項報道，該年前7個月湧入中國股市的外國資本有超過75%在11月以前業已撤出。14 與此同時，根據彭博社（Bloomberg）援引一份報告顯示，2023年中國（資產價值百萬美元以上）富豪淨流出達到13500人，出逃規模爲世界之最。15

這一系列跡象都在表明：中國經濟風險正在急劇攀升。不論北京當局如何通過僞造數據和虛假宣傳來美化自己，資本潰逃仍然是最有説服力的風險指標。投資者認爲中國社會營商環境對投資不利，是資本潰逃的主要原因。這與美國發生資本外流是爲避稅有根本不同。其實資本出逃並不是2023年才發生的特殊現象，最遲2015年中國就已經出臺政策遏止資本外逃，16 但顯然至今收效甚微。2023年1月16日，中國總理李强在達沃斯論壇（Davos Forum）上呼籲外資繼續投資中國，因爲中國擁有超大規模市場，而中產階級人口達到8億人。17 這種説法，與中國前總理李克强在2020年說中國有6億人口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幣（約合140美元）比照，更像是偷換概念：6億人口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幣不等於剩下8億人口都是中產階級，也不等於這8億人有多强勁的購買力。2023年聖誕節當日，中國經濟學者李迅雷在《第一財經》發表文章稱，中國9.64億人口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該文在衝上微博熱搜以後不久即遭刪除。18 這樣龐大的低收入群體在低福利保障、甚至沒有福利保障的情況下，很難説構成什麽實際消費能力。2023年12月29日，中國國家媒體喉舌白岩松在一檔新聞節目中，采訪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長，稱中國"老百姓有錢，但是他不敢花也不願意花"引起軒然大波。19 這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出來，事實上中國消費萎靡不振的尷尬處境，也符合彭博社在11月做出的判斷：中國消費者需求總體在持續減弱。20 作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遭遇這種尷尬處境就給人一種印象：中國更像是一個"泥足巨人"，既强大又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