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流亡者的悲哀
我以流亡哲學人的身分書寫這篇文章，心中滿是難以言喻的悲哀。
二〇二〇年夏天，我離開了生活超過半個世紀的香港。那時，我已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逾二十多年，擔任通識教育主任十四年，見證了香港高等教育最輝煌的時代。如今，我在異鄉的書桌前，翻閱費振鍾的《墮落時代：明代文人的集體墮落》，讀到他對明代文人「諂與訐」的描述，竟感到一種穿越時空的刺痛——彷彿他寫的不是五百年前的中國，而是此刻的香港。
流亡者最大的悲哀，不是離鄉背井的孤獨，而是眼睜睜看著故土的一切被連根拔起，卻無能為力。更令人齒冷的是，這種拆毀並非全然來自外力，而是有太多曾經並肩的同道，選擇了沉默、配合，甚至主動投誠。我曾經以為，知識分子的良知是一種本能；如今我才明白，良知在恐懼面前，原來如此脆弱。
近日看了陳健民教授「健民書房」第134集的「墮落時代中的三種讀書人」，感概良多，是以撰文延續健民兄的論述。這篇文章不僅是學術分析，更是一個流亡知識人對故土學術界集體沉淪的哀悼與控訴。
引言：兩個末世的鏡像
費振鍾的《墮落時代：明代文人的集體墮落》（立緒文化，2002）是一部極具批判性的歷史文化散文集，全書16.4萬字，收錄20篇文章，分為「思想的黃昏」「末世之痛」「道德與政治」「生命如飄」四輯。作者費振鍾（1958- ）是江蘇興化人，從事中國文化和思想史研究，他以民間的歷史觀念，大膽挑戰傳統視角對歷史理解的壟斷，以一種新歷史主義敘事的散文形式，走出了獨特的文化研究路徑。
這部作品以晚明文人的思想操行為核心，透過細膩的歷史考察與深刻的心理剖析，重新審視了一般所謂晚明文人的「狂放」與「覺醒」，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論斷：晚明其實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墮落時代。費振鍾開宗明義地指出：「假如有人問，明代文人給我們最深的印象是什麼，那麼我要說，只有兩個字：諂與訐。」這兩個字——諂媚與告發——概括了明中葉以後士大夫文人的行動方式及其特點，幾乎無人能超出此兩字的範圍。
2020年《國家安全法》實施至今已逾五年，香港知識界所經歷的沉默、流亡與屈從，與費振鍾筆下的晚明文人形成了令人戰慄的對照。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人性在威權壓迫下的反應，卻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費振鍾以極富洞察力的筆觸寫道：「明代文人所遭遇到的時代，是一個政治上極為酷虐的時代，幾乎從方孝孺開始他們就一直面臨血腥的迫害與殺戮……如果說，魏晉文人在時代的大苦難之中，個人的生命還能保持著張揚強勁的姿態，那麼明代文人卻由於專制政治的摧殘和虐殺，他們的生命變得貧弱了，空虛了，再也沒有多少可以抵禦苦難的能力了。」這種生命的貧弱，正是明代文人墮落的根本原因——而當代香港知識分子，是否正在經歷同樣的精神貧弱化過程？
本文試圖以《墮落時代》為鏡，參照我近月在《追新聞》發表的系列文章，以及陳健民教授的觀察，深入比較明代與當代香港讀書人在末世困境中的選擇、掙扎與墮落。這不是簡單的歷史類比，而是透過兩個時代的對話，探問知識分子在威權統治下的永恆困境：當整個文化與政治體系都陷入危機時，知識分子應該如何自處？
1. 高壓統治下的生命貧弱——從廷杖到國安法
1.1 方孝孺的血與香港的淚
費振鍾對明代文人墮落的分析，深深植根於對明代政治制度的洞察。他指出：「在過去很長時間中，人們注意到了明代文人生存的嚴酷性，以及在嚴酷之下，他們精神和心理的複雜性，但是也許忽視了明代文官體制本身對於參與到權力之中的文人所產生的影響。由於政權本身造成的信任危機，導致了士大夫文人在權力結構中心理和行動上的悖逆狀態。」
明代的專制統治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高峰。廷杖制度始於朱元璋，成為皇帝常用的懲罰朝臣的手段。明代先後廷杖大臣500多人次，死者甚眾。正德十四年（1519年），以諫止南巡，廷杖舒芬、黃鞏等一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嘉靖朝因大禮議，有兩百多名重臣遭到廷杖，致死者近20人。
方孝孺是明初文人血腥迫害的典型象徵。作為建文帝的老師與高參，燕王朱棣起兵後，朝廷討伐的詔書、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稱帝後，方孝孺拒絕起草詔書，被凌遲處死，並株連十族。這一事件成為明代文人血腥迫害的開端，深刻影響了此後文人的心理狀態。
香港知識分子雖然沒有面對如此血腥的肉體消滅，但《國安法》帶來的精神恐懼同樣具有摧毀性。戴耀廷被解僱、區家麟被起訴、黎智英被囚禁——這些當代的「方孝孺」們，雖然沒有被凌遲處死，但他們的學術生命、言論自由和人身自由同樣被剝奪。而更多的知識分子，則在恐懼中選擇了沉默或流亡。
1.2 廷杖的榮耀與「被捕光環」的對照
費振鍾揭示了明代政治的一個詭異現象：在這種扭曲的政治生態中，被廷杖反而成為一種榮譽。掌權者對被攻擊當然不會罷休，於是皇帝就拿出大棍打大臣，實行廷杖之刑。但在明朝這種畸形變態的政治裡，愈被人打得狠回鄉後聲氣愈厲害，甚至有人故意說些話或做些事情讓皇帝對他施以廷杖，好讓自己回鄉可以著書立說，開書院講學收學費。更有甚者，有人被皇帝打到掉下一塊肉，他就把肉吊起來作為鑑賞，告訴人們自己的「威風」。
這種以受難為榮、以痛苦為資本的心態，在當代香港是否也有某種變形的體現？2019年後，一些被捕或被起訴的社運人士確實獲得了某種「光環」，他們的受難成為抗爭的象徵。然而，兩者有本質的不同：明代文人的「廷杖榮耀」是在體制內謀取資本的策略，而香港抗爭者的受難則是真正的犧牲——他們失去的是自由、前途甚至生命，而非謀取任何體制內的好處。
更重要的是，香港的知識分子階層並沒有形成這種「以受難為榮」的文化。相反，大多數學者選擇了沉默、規避或離開，而非正面抗爭。這或許說明，當代香港知識分子比明代文人更加「理性」——他們清楚地知道，在這個時代，受難不會帶來任何榮耀，只會帶來實實在在的毀滅。
1.3 生命的貧弱化
費振鍾最深刻的洞見之一，是對明代文人「生命貧弱化」的診斷：「如果說，魏晉文人在時代的大苦難之中，個人的生命還能保持著張揚強勁的姿態，那麼明代文人卻由於專制政治的摧殘和虐殺，他們的生命變得貧弱了，空虛了，再也沒有多少可以抵禦苦難的能力了。」
這種生命的貧弱，正在當代香港知識界重演。曾經，香港的學者敢於在報章上批評政府，敢於在課堂上討論敏感議題，敢於在公共場合表達異見。如今，這些曾經理所當然的行為都成為了風險。學者們不是不想發聲，而是在反覆的自我審查中，逐漸喪失了發聲的能力和意願。
這種貧弱化的過程是漸進的、隱蔽的。它不需要廷杖的血腥，只需要持續的白色恐懼。當一個學者開始習慣性地刪除課件中的敏感內容，當一個作家開始自動迴避某些話題，當一個評論員開始用委婉的措辭替代直接的批評——他們的生命力就在這個過程中一點一點地流失，直到最終變得「貧弱了，空虛了」。
國安法頒布之後，有媒體報導香港多所大學的講師與教授收到內部訊息，提醒他們在課堂上「避免挑起敏感辯論」，「保持政治中立」，並警告「不容忍在課堂上發表個人政治意見」。同時，許多教師開始清除自己在社交媒體上的舊有貼文，刪除涉及反修例運動與批判性時事評論的內容，甚至刻意避免在公開場合表達任何政治立場。在課程與研究方向上，部分學者將原本直接涉及香港政治與社會運動的題目轉向抽象理論、純文本分析或外地案例研究，以降低風險。
2.「諂與訐」的當代形態——大學高層的集體屈從
2.1 諂：從聯署到愛國教育
費振鍾在《墮落時代》中詳細描述了明代文人的「諂」：「許多文人為了生存或晉身，不惜充當權力的幫閒、幫凶、幫腔者，專用自己的知識學問來取悅當權者，包括朝中的宦官或權臣如張居正等。這些文人往往精通詞章，擅長草擬祥瑞表疏，以博取皇帝或權臣的寵信。明世宗喜好祥瑞，於是胡宗憲、趙文華等官員爭相以表疏稱賀博寵，收取詞客以為己用。」這種將文才作為謀利工具的行為，代表了文人道德的徹底沉淪。
如果把這套分析帶入國安法後的香港，可以看到，雖然歷史情境並不相同，香港也未出現明代那種肉體性的廷杖與誅族，但在制度邏輯與心理機制上，卻存在若干驚人相似之處。在「諂」的層面，大學高層對國安政策的積極配合與制度化，是最顯而易見的一環。
2020年5月2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制訂《港區國安法》的決定。數天後的6月1日前後，香港八所資助大學中的五位校長——香港大學校長張翔、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香港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及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便發表聯合聯名聲明，表示「完全支持『一國兩制』，理解訂立國家安全法的必要性」。
這份聲明的時機與措辭都值得深究。當時《國安法》的具體條文仍屬國家機密，直到6月30日深夜才正式公布，沒有任何學者能夠評估其對學術自由的影響。這些大學校長在完全不知道法律內容的情況下，便公開表態支持，這本身就是一種赤裸裸的政治獻媚。他們不是在履行學術領袖的職責——審慎評估、保護師生——而是在搶先表忠。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三位校長選擇不參與聯署：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史維、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錢大康、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這種分歧本身就揭示了一個事實：聯署並非必要的職責，而是一種主動的政治選擇。那五位選擇聯署的校長，實際上是在向新的權力結構表明立場。
這與明代文人的「諂」有何分別？費振鍾描述明代「山人」如何「吃四方飯，無原則地妥協」，如何在權力面前放棄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2020年的五位大學校長，不正是當代版的「山人」嗎？他們用學術機構的公信力為一部未知的法律背書，用知識分子的身份為威權政治提供合法性。
港區國安法第十條明文要求香港「通過學校、社會組織、媒體等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於是短時間內，多所大學陸續推出以國安法為核心內容的必修課程或單元，將其視作學生畢業與否的門檻之一。香港大學推出「憲法、基本法及國安法入門」網上課程，涵蓋多個單元，解說國安法四類罪行與個案；中文大學規定新學年起所有學生必須修讀國安教育，未通過者不予畢業；理工大學、浸會大學亦設置類似必修課程，並在官方說明中強調這些安排是為了「提升學生國家安全意識」「加強對國家與憲制秩序的了解」。
這些舉措若僅從表層看，似乎是對法律條文的「被動遵守」，然而，大學領導在公開文件與訪談中常常更進一步，將國安教育提昇為大學使命的組成部分，語調與敘事風格逐漸接近政府部門與黨國機關的宣傳語彙，這種「內化」本身就超越了最低限度合規的範圍。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決策並不僅是外在壓力的結果，而是透過一整套「教育學」與「專業發展」的話語得到美化與正當化。校方往往聲稱國安課程有助於學生理解法治、培養全球視野與媒體素養，甚至宣稱這是「優質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在這種修辭中，國安法被包裝為一種抽象的「法律知識」，而不是一項直接影響本地政治與日常自由的懲罰性機制。大學高層與部分學者在這裡扮演的角色，很像明代那些以「天理」「名教」「大禮」為名，為皇權的需要打造理論與典章的士大夫：他們提供的是一套為權力服務的話語裝置，使國安政策不再只是外加於大學的壓力，而成為大學自身價值敘事的重要部分。
這種現象可以被視為當代的「諂」。它不必表現為個別人物以諂媚口吻，對上級歌功頌德；更關鍵的是，在集體層面，大學領導與部分學者如何利用專業語言與教育理念，把國安要求轉寫為看似「中立」且「合乎專業」的東西。正如費振鍾所言，明代的文人之所以墮落，往往不是因為他們公開宣稱要做惡，而是因為他們在道德與學問的語言之中，為暴力與壓迫提供了自以為正當的辯護。今天，在香港的學術體制內，當「法治教育」「國家安全意識」被無縫接駁進學位要求與課程設計，當國安課程成為「優質教育」的一部分時，「諂」便以制度與話語的形式悄然完成。
2.2 張翔：從南京到薄扶林的權力軌跡
香港大學校長張翔的案例尤其值得剖析。作為香港高校首位在中國大陸南京唸大學及海外受教育的學者出任校長，張翔從2018年上任伊始便處於特殊的位置。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後，張翔迅速發表聲明譴責這是「破壞性的行動」。超過二千名港大師生及校友聯署要求他收回聲明，數百人到校長官邸抗議要求對話。張翔的聲明引發了「光復港大 守衛我城」行動，校內多處張貼「驅逐張翔 港大之恥 愧對先賢」等標語。
這一事件揭示了張翔的本質立場：他不是站在學術自由的一方，而是站在權力的一方。當學生和市民行使公民權利時，他選擇與政權同一陣線，用「暴力」和「破壞」的語言來定性社會運動。
2020年7月28日，港大校委會以18比2的懸殊比數通過即時解僱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這一決定推翻了教務委員會早前的結論——教務委員會認為戴耀廷雖有「行為不當」，但「未充分構成解僱理由」。
戴耀廷在臉書上的回應直指核心：「辭退我的決定，並不是由香港大學，而是由大學以外的勢力透過它的代理人作出。這標誌香港學術自由的終結。」
時任校委會主席李國章——前特首梁振英的政治盟友——在這場政治清洗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中聯辦隨即發表聲明，稱這是「懲惡揚善、順應民心的正義之舉」，將港大「逐出校園」的決定形容為「對大學之道的堅定捍衛」。這種赤裸裸的政治介入，證實了戴耀廷的判斷：港大已經成為「大學以外勢力」的代理人。
2025年5月，張翔接受報章訪問時表示，以前本地學者佔大學教員八成的情況「並不健康」，認為「香港有些地方太保守了，因為希望保障自身利益、不想外人來」。他用「國際化」的語言來包裝本土學者的邊緣化，用「開放」的修辭來掩飾學術殖民的現實。
這種言論與明代權臣的話術何其相似。費振鍾描述明代官員如何用「忠君」來包裝諂媚，用「體國」來掩飾私利。張翔用「國際化」來包裝對本土學者的排斥，用「開放」來掩飾對批判聲音的消滅，手法如出一轍。
2.3 段崇智：從二號橋到聯署書
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的軌跡同樣耐人尋味。2019年11月12日，在中大二號橋衝突中，段崇智曾親身趕赴現場，要求警方撤退，警方發射催淚彈時更被波及。這一舉動當時引來警察評議會的強烈不滿，斥責他「放任中大學生參與暴力行為」。
然而，僅僅數月後，段崇智便在2020年的聯署聲明中表示「理解訂立國安法的必要性」。這種轉變意味著什麼？是恐懼？是壓力？還是早已計算好的政治投資？
2021年2月，中大宣布停止代收學生會會費，並要求學生會向政府獨立註冊。同年10月，運作了半個世紀的中大學生會宣布解散。曾任中大學生會會長的蔡子強對此感到「相當意外和傷感」，指出學生會在許多重要歷史關口都見到其身影，這段歷史將隨著學生會解散而「一筆勾銷」。
段崇智治下的中大，完成了對學生自治傳統的系統性消滅。這位曾在催淚彈煙霧中站在學生一邊的校長，最終選擇站在權力一邊。
2024年1月，受到梁振英等親北京人士的持續針對，段崇智以「落實新管治架構」為由辭職。中大學生會前副會長馮家強質問：這是否「代表中大今後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的原則有變」？
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早已寫在歷史中。當校長選擇在國安法面前屈膝，當學生會被迫解散，當批判聲音被系統性消滅，所謂的「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早已名存實亡。
2.4 訐：從匿名舉報到輿論攻擊
費振鍾指出，明代的「訐」有其獨特的政治生態：「另一派文人見政府黑暗不可為，便告老歸田，或勾結鄉下或朝中大臣結成幫派，攻擊朝政和進行道德批判。問題在於，明代政治討論的一個最大特色是將政治道德化、絕對化，大家不是在討論政策對與不對，而是在討論有沒有道德。道德這件事很多時無法通過理性辯論達致共識，很多時變成一種完全非理性的情緒發洩，互相攻擊。」
與此同時，「訐」的變形也在國安時代的香港大學中悄悄上演。這裡所謂的「訐」，不再完全以公開道德批鬥的形式出現，而是以選擇性標靶、媒體點名與校內切割的方式呈現。近年有多位敢於公開評論香港政治與國安法影響的學者，遭到建制媒體與政客長期追擊，言論被指為「煽動」「誤導青年」「唱衰香港」，要求大學徹查甚至解僱的聲音不絕於耳。
當代香港的「訐」則表現為校園內部的投訴熱線、匿名舉報個案，以及建制派媒體的定點攻擊。梁振英對段崇智的持續攻擊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這位前特首通過社交媒體和建制派媒體，不斷針對段崇智在2019年的言行，最終迫使這位校長辭職。這種攻擊模式與明代的「訐」如出一轍——通過告發和輿論壓力來消滅異見者。
更為普遍的是來自親北京團體的「標籤」攻擊。李靜君因「香港不屬於中國，而屬於全世界」的言論被批評為「宣揚港獨」；任何對政府的批評都可能被定性為「煽動」；任何對《國安法》的質疑都可能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
這種針對個別學者的「標靶式訐難」，雖然在表面上借用的是國安法與「煽動」「仇恨」等法律語彙，實質上與明代黨爭時期利用忠奸節義之名攻擊對手的邏輯異曲同工。當年，東林黨人與其對手互相指控對方為「奸人」「閹黨」，誰掌權誰就握有道德定義權，將政治鬥爭包裝成道德審判；今天，誰掌握國安話語權，誰便有能力將不同意見標記為「危害國家安全」「不利穩定」，要求機構出手懲處。兩者共同之處在於，真正的理性辯論被排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套預設立場的指控機制。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訐」的氛圍之下，多數學者與同事的反應往往不是公開聲援，而是選擇沉默與保持距離。訪談與報導顯示，部分學者在面對被標靶的同行時，私下可能表示同情，卻不願公開發聲，有人甚至勸對方「少說幾句」「保住自己要緊」。在這種情境中，「訐」與「噤聲」是同一結構的兩個面向：少數人成為被舉起的例子，多數人則從中學會界線在哪裡，於是自我審查與退避便漸漸成為常態。
這種「訐」的氛圍導致了普遍的恐懼。學者不僅要擔心自己的言論，還要擔心同事、學生的舉報。這種「全民皆可訐」的狀態，與明代錦衣衛監控下的社會何其相似。
2.5 學生會的瓦解：制度性壓制的完成
港大學生會的命運同樣慘烈。2021年4月，港大宣布停止為學生會代收會費，不再向學生會提供財務管理服務，並「執行管理權力」收回學生會會室等設施。同年7月，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因一份爭議動議而被校方「強烈譴責」，隨後校方宣布不再承認學生會在校內的角色。
這一系列行動導致了香港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現象：各大學的學生會相繼解散或停止運作。這些曾經是公民社會重要組成部分的學生組織，在短短數年間被連根拔起。
前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郭永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警告，學生會一旦無法繼續運作，校方可能另行扶植新的學生組織，而且不排除會由立場親北京的本地學生甚至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所主導。這一預言正在成為現實。
這與明代對書院和講學活動的打壓如出一轍。費振鍾描述明代如何通過禁止講學、關閉書院來消滅獨立思想的空間。當代香港的大學高層，用「法律責任」和「獨立註冊」的技術語言，完成了同樣的消滅工作。
人權報告與多份媒體調查顯示，國安法與本地國安條例對大學的影響遠不止於少數個案。除必修國安課程外，多所大學削弱或實質取消學生會地位，收回會址、停止代收會費；校園集會與示威活動幾乎絕跡，學生組織在申請活動與場地時遭遇更多限制；師生普遍感受到監控的壓力，部分人直言擔心自己的課堂發言或研究內容被錄音與檢舉。這些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了大學作為批判性公共空間的性質，使之更接近一個高度管理且去政治化的知識生產場所。
3. 學者的附會與噤聲——個案剖析
3.1 馮客：離港後才敢說的真話
馮客（Frank Dikötter）的案例是理解香港學術界處境的一面鏡子。這位荷蘭學者在香港大學歷史系任講座教授多年，以研究中國共產黨治下的暴行著稱。他的「人民三部曲」—《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 詳盡記錄了共產黨統治下數千萬人的死亡。
然而，當同樣的威權機制在他工作的城市被運用時，馮客選擇了外交沉默。這位一絲不苟地記錄共產黨暴行的歷史學家，在香港的政治風暴中保持了令人費解的緘默。
直到離開香港後，馮客才開始直言不諱。2025年3月的訪談中，他將中共的恐懼形容為「徹頭徹尾的偏執狂」，表示他們「生活在對自己人民的恐懼中」。這一坦率的評價完全擺脫了他在香港時的外交曖昧。
馮客的轉變揭示了威權主義下學術生活的一個根本悖論：那些對威權體制有最深刻認識的人，在該體制的影響範圍內運作時，可能在談論這些體制時受到最大限制。他的案例說明，單靠知識並不足以抵抗；知識必須結合表達知識所需的安全感。
這與明代文人的處境何其相似。費振鍾描述那些在朝的學者如何「入世之心太熱，用世之意太切」，卻在專制的壓力下無法發出真正的批評。馮客在香港時，正是這種困境的當代版本。
3.2 區家麟：從清晨問候到開學休假
區家麟的案例更為直接。這位資深傳媒人、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專業顧問，2022年4月11日清晨六時被警方國安處上門拘捕，涉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
被捕後獲准保釋，區家麟養成了一個習慣：每天早上在社交平台與大家說「早晨」報平安，偶爾連帶點評時事。這個簡單的問候背後，是一種無聲的抵抗——證明自己仍然自由、仍然存在。
2024年8月，《立場新聞》案裁決，區家麟有四篇文章被裁定具煽動意圖。開學日當天，他突然「休假」，原任教的三門課程改由其他人代替。校方聲稱是「因個人原因申請休假」，但誰都知道背後的真正原因。
這種「休假」本身就是一種隱性的政治清洗。校方不需要直接解僱區家麟，只需要讓他「自願」消失。這種軟性的壓制比直接的政治迫害更加陰險，因為它讓受害者承擔了「選擇」的責任，讓施壓者免於道德譴責。
區家麟曾寫道：「刀鋒之下，很多人活在惶恐、不安與迷茫中，一句『平安』很重要。」這句話道出了當代香港知識分子的共同處境：每一天的存在都需要確認，每一刻的自由都是借來的。
每當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區家麟的「早晨」，心中都會湧起一陣酸楚。這是一個曾經自由的城市嗎？一個學者需要每天向世界證明自己還活著、還自由，這本身就是這個時代最大的諷刺。
3.3 李靜君與小林哲郎：沉默的離去
香港科技大學前社會科學部講座教授李靜君的案例揭示了另一種困境。2020年，她在一個論壇上說香港屬於全世界，應思考「香港不是中國城市」，這一言論遭建制派團體批評為「宣揚港獨」。2021年，她離開香港，轉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教授。
她向《金融時報》表示，在《國安法》下，她作為學者、作家和教師「已不可能去履行職責和工作」。這種離開不是個人選擇，而是制度性驅逐。
科大經濟學教授Carsten Holz透露，科大社會科學部的教員在2020年至2022年間有近一半人離職。他慨嘆：「具有批判思考的研究人員已經離開（Critically thinking researchers have left）。」剩下的人從事的是「非政治研究」，因為他們知道這「在政治上是可接受的」。
城大前傳播系副教授小林哲郎（Dr. Kobayashi Tetsuro）的經歷同樣說明問題。2020年，他委託民調機構YouGov進行問卷調查，卻被要求刪除涉及《國安法》、警察威脅港人人權狀況等敏感問題。他最終選擇離開香港，接受東京早稻田大學較低薪酬的職位。
這些案例共同描繪了一幅令人心寒的圖景：批判性思維的研究人員正在系統性地被驅逐，取而代之的是願意從事「非政治研究」的順從者。這不就是明代科舉制度導致「平庸之人進入官僚體系」的當代版本嗎？
3.4 361人離職：二十多年來最高的流失率
根據統計，2022年香港八所公立大學有361名學者離開，流失率達到7.4%，是二十多年來最高的水平。科大的數據更為驚人：2022年500多名全職學術人員的流失率達到10%，較前一年的4.5%增加一倍以上。
然而，科大校長葉玉如卻輕描淡寫地稱「員工流失是一個自然現象」。這種回應本身就是一種否認 — 否認《國安法》對學術自由的衝擊，否認政治壓力對學者的驅逐，否認香港高等教育正在經歷的根本性轉變。
與此同時，到2022年，中國大陸學者首次成為香港八所公立大學的最大單一組別（35%），香港本土學者下降到33%，海外學者下降到32%。這種結構變化意味著本土知識人的制度性邊緣化正在完成。
當一個地方的知識生產完全由外來者主導，當本土聲音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少數，當學術機構與本土社會完全脫節時，這就是典型的學術殖民狀態。香港的大學，正在從為香港服務的機構，變成國際學術市場上的一個節點，以及國家意識形態的傳輸站。
4. 公共知識分子的消亡與「象牙塔」的虛偽
4.1 從百家爭鳴到萬馬齊瘖
在太平盛世的香港，大學學者在公共領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翻開《明報》、《信報》、《蘋果日報》的副刊和評論版，學者的時評文章俯拾皆是。他們對政府的不公義政策提出批判，對社會議題發表獨立見解，對權力的濫用予以監察。這種公共知識分子的傳統，是香港公民社會的重要支柱。
法律學者戴耀廷在報章撰寫「公民抗命」系列文章，最終催生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政治學者馬嶽在多份報章分析選舉政治，成為香港民主發展的重要記錄者。社會學者蔡子強長期撰寫政治評論，為公眾提供獨立的政策分析。新聞學者區家麟在《立場新聞》發表博客文章，以學者的視角剖析時局。這些學者不僅在象牙塔內從事研究，更將學術知識轉化為公共論述，履行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責任。
《國安法》實施後，這一切戛然而止。《蘋果日報》被迫停刊，創辦人黎智英身陷囹圄。《立場新聞》高層被捕，網站被迫關閉。《眾新聞》宣布停運。曾經百花齊放的評論園地，一夕之間化為焦土。
學者們的專欄相繼消失。有些是因為發表平台不復存在，有些是因為學者本人流亡海外，更多的是因為自我審查。那些仍然留在香港的學者，即使有話要說，也不知道還能在哪裡說、還敢說什麼。區家麟被捕後，他在《立場新聞》的四篇文章被裁定具「煽動意圖」。當學術評論也可能構成刑事罪行，沉默便成為唯一的「理性選擇」。
學生會的聲音同樣歸於沉寂。曾幾何時，港大學生會、中大學生會的聯合聲明是香港公民社會的重要力量。學生會刊物如《學苑》、《中大學生報》敢於挑戰權威，發表尖銳的政治評論。2014年《學苑》的「香港民族論」專題，更成為本土思潮的重要文獻。
如今，各大學的學生會已經解散或名存實亡。學生刊物不是停刊就是自我審查到面目全非。校園內曾經熱烈的政治討論，如今只剩下沉默。新一代學生從入學第一天起，就被教導什麼話不能說、什麼事不能做。他們不是不想發聲，而是根本沒有見過發聲的年代。
4.2 「學術自由沒有改變」的無恥謊言
然而，最令人齒冷的是，在這一片死寂之中，大學高層仍然無恥地宣稱「學術自由沒有改變」。張翔在多個場合強調港大的學術自由「一如既往」。段崇智在辭職前夕仍堅持中大的「院校自主」得到保障。各大學的年報和宣傳材料中，「學術自由」四個字依然赫然在目。
這種謊言比沉默本身更加可恥。當戴耀廷因學術觀點被解僱，當區家麟因評論文章被起訴，當學生會因政治立場被取締，當學者們紛紛流亡海外，大學高層卻睜著眼睛說瞎話，聲稱一切正常。這不僅是對事實的否認，更是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
明代文人在專制壓力下噤聲，但至少沒有人宣稱那是一個言論自由的時代。當代香港大學高層的作為，比明代文人更加卑劣——他們不僅沉默，還積極參與對「學術自由」這一概念的盜用和污染。當「學術自由」被用來形容一個學者因言獲罪的時代，這個詞本身就已經死亡。
若在此情況下仍強調「象牙塔」的自足與「學術專業」的中立，便難免有自欺之嫌。整個學術共同體似乎被安置在一個二元結構之中：只要不越過法律界線，只要言論不被解讀為「煽動」，學術活動便仍可照常進行。在這個敘事裡，「國安」與「學術」被描繪成兩條可以和平共存的平行線，仿佛壓力只存在於少數「極端個案」，而大部分「正常」教學與研究不受影響。
這是一種集體的自欺。費振鐘所描寫的明代文人心理悲劇，在此得到某種當代翻版：當一個群體發現，任何直言都可能招致懲罰，而沉默與退避卻可換取短暫穩定，多數人便會慣於思考「如何在不出事的情況下維持自己的一點空間」，而不再追問「在這樣的制度下還能不能秉筆直書」。
4.3 「平行時空」與當代「山人」
最令人感到荒謬的是，許多學者選擇生活在一種「平行時空」中——彷彿《國安法》不存在，彷彿學術自由仍然完好，彷彿一切如常。
2025年8月的「香港哲學紫荊國際論壇」就是這種荒謬的縮影。這場由商界人士舒心主導的活動獲得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的親臨支持、中聯辦秘書長王松苗的出席背書。然而，香港各大學的哲學系——真正從事哲學教學與研究的學術機構——竟然沒有一個被邀請參與。
當政商統戰平台被包裝成「哲學論壇」，當真正的學術被排斥在外，那些選擇沉默的學者實際上已經默認了這種荒謬。他們繼續在「象牙塔」中進行「非政治」的研究，彷彿外面的世界與他們無關。
這種「平行時空」的存在，正是威權統治最希望看到的狀態。知識分子不需要公開支持政權，只需要保持沉默、繼續工作、假裝一切正常。這種「正常化」是對威權最大的助力。
這裡，我們再次看到《墮落時代》中「山人」意象的現代變奏。晚明的「山人」並不必然真隱於山林，而是介於仕途與市井之間的一個文人類型，他們以清高、風雅、自標在野為姿態，實則深度參與市場與社交網絡，成為晚明文化娛樂化與癖嗜文化的推手之一。費振鍾指出，這些人一方面標榜與權力保持距離，另一方面又通過文名與風雅生活，積極經營自己的社會資本，其「在隱與仕之間拉鋸」的姿態正是晚明文人精神分裂的表徵。
今日香港大學裡的「象牙塔」，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類似的心理與文化角色：學者退回純學術領域，以研究方法、理論精密與跨國比較自我標榜，強調自己仍堅持學術專業的「純粹性」，但同時在制度層面默許甚至配合國安架構，對受壓迫的同行與學生保持距離。這種自標「專業」與實際「順從」之間的張力，正是當代版的「山人心態」。
從《墮落時代》的視角看，這樣的自我審查既是高壓制度的結果，也是知識分子集體墮落的一個面向。費振鍾提醒，明代文人生命之所以「輕」，部分原因在於他們無法承受用世無力與風險之重，於是將這種無力轉化為輕浮、逃避，或以癖嗜、清談、風雅來掩蓋內心的挫敗。今日香港大學裡的自我審查與「去政治化」策略，在某種程度上也扮演了類似的心理功能：它讓人得以相信，只要退回學術細密之地，只談古典、抽象與「普世」理論，便能在一個「平行時空」裡延續某種象牙塔式的自我想像。
（待續）
張燦輝
流亡哲學人
2025年12月29日
台灣新北市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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