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脑 03/18/2025
在2月23日的第7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上，中国导演霍猛凭《生息之地》（Living The Land）获得最佳导演银熊奖。而《生息之地》与此次入选柏林电影节各单元来自中港台新等的华语电影一道，构成了华语影迷与媒体们津津乐道的“华语电影大年”。
【图略】霍猛在第7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与《生息之地》最佳导演银熊奖合影 （ REUTERS / Lisi Niesner ）
但在媒体人与电影节观众对《生息之地》的盛赞之外，“乡土电影”的印记使得其早在完成世界首映之前，便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来自中国网民的批评与攻击，称“又是要靠拍中国农村的贫穷与落后来取悦西方才能入围主竞赛单元”。基于这样的有罪推定，最佳导演银熊奖的肯定自然也无法帮助《生息之地》及其主创团队“自证清白”，反而某种程度上加深了网民们对“西方评审与观众喜欢看中国农村破败的一面”的印象。
【图略】《地久天长》宣传海报 （ 图片来源 / IMDb ）
类似的争议从2022年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隐入尘烟》（Return to Dust）以来便在中国社交网络上延续至今。但如果追溯到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最后一届柏林电影节，当时入选主竞赛单元并最终获得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女演员的《地久天长》（So Long, My Son）选择了直接呈现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失独”家庭等“苦难”，其遭致的舆论反弹比起如今网络上对乡土电影的批评还是小得多。去年入选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的《沃土》（Above the Dust），是王小帅暨《地久天长》之后再次回归柏林的新作。他在接受Variety独家采访时称，《沃土》没能获得中国国家电影局颁发的放映许可证（俗称“龙标”），因此他在柏林放映此片冒着很大的风险。他公开反对电影审查制度的呼吁尽管得到了许多网民的支持，但也有更多人批评其“在向西方递交投名状”。
【图略】《沃土》剧照 （ 图片来源 / IMDb ）
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以李睿珺和霍猛为代表的一批中国青年导演愈发把镜头对准中国的农村。这让人不禁恍惚起来，中国电影人兜兜转转数十载，还是回到了“第五代”导演的路线上。可是，虽然拍的都是“乡土”，《隐入尘烟》《生息之地》乃至《沃土》，真的在呈现同一个乡土吗？他们所展现的乡土，以及在他们镜头下进入乡土的方式，又有哪些变与不变？
从景观化的乡土奇观，到影视人类学的民族志
【图略】《隐入尘烟》（ 图片来源 / IMDb ）
《隐入尘烟》和《生息之地》都聚焦于中国农村，但有一点是非常不同的：《隐入尘烟》的镜头语言逻辑是构造“奇观”，让观众能迅速地判断出导演在这组戏里试图呈现给自己农村生活的哪个面向，从而准确建立起自己的观影预期；而《生息之地》则惯用大量中远景长镜头，观众首先会迷失在浩瀚的人物关系及其所在的空间当中，再随着叙事的推进逐渐找到当下导演试图关注的那一两个人，从而在进入叙事的同时也始终能进入“乡土社会”，理解这些人事物与其身处的农村到底是如何产生联系的。
【图略】《生息之地》剧照 （ 图片来源 / 豆瓣电影 ）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息之地》相较于《隐入尘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如果说中国网民对《隐入尘烟》的指控至少在电影技法层面上部分是在理的话，那么霍猛在《生息之地》以一种近乎影视人类学的方式模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河南农村一年四季完整地做了一个民族志，则不亚于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可视化呈现。
作为观众在两部电影的观影中要感受到这种差别并不困难。《隐入尘烟》在展现马有铁砌泥砖时，先从中近景镜头开始呈现他劳作的过程，然后随着人物的移动逐渐将镜头拉远，覆盖到他已经砌出的泥砖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有序地分布，并随着泥砖数量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一种“奇观”。这既是城市生活的观众往往未曾有过的生活经验，也在视觉美学上实现了一种看似原始但又符合审美直觉的景观化呈现。而在《生息之地》中，霍猛若想要实现类似的“乡土奇观”的话，实在有太多机会：三场丧礼一场婚礼，以及数不清的农村习俗。但霍猛大体上遵守了电影一开始所限定的“儿童视角”——透过十岁的小孩徐闯的目光去看待农村——而长镜头的大量运用也有效抑制了对农村生活先入为主的定性，让观众能在一个恰到好处的距离跟着镜头一起做一次田野调查，给出属于自己的答案。
【图略】马有铁砌泥砖的画面 （ 截图自《隐入尘烟》）
有趣的是，王小帅的《沃土》同样试图以“儿童视角”来进入乡土，这也是此片能被放入新生代单元的原因之一。很遗憾的是，《沃土》原小说《爷爷的鬼把戏》本就带有浓厚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而王小帅在改编中未能妥善处理好儿童故事与魔幻现实之间的落差，以至于全片不断地游离在两条彼此很难融洽共处的叙事线之间。
【图略】《沃土》剧照 （ 图片来源 / IMDb ）
城乡剪刀差也是这三部电影或多或少都提到了的议题。《隐入尘烟》更为直白，从农产品收购价格到城乡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或许李睿珺还担心观众不能完全理解，所以再设置了一条“献血”故事线来字面意思上地确立“城市靠吸农村的血才能获得如今的生活”这一叙事锚点。而对于《生息之地》来说，农村青壮力人口越发离开故土前往大城市务工（在片中是珠三角），农村留下来的主要是儿童与老人，则暗示着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如何改变着农村。“献血”所暗示的“血浆经济”也作为一条暗线，提醒着有心的观众为何曹贵英一开始便反对马有铁献血，而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河南农村为何能够依靠“卖血”来攒够生活花销。
柏林电影节的选片困境，与不再是“免死金牌”的“龙标”
【图略】第7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生息之地》剧组一起出席电影《活下去》的宣传拍照活动 （ REUTERS / Nadja Wohlleben ）
如果单看成片质量，似乎可以说《生息之地》比起《隐入尘烟》和《沃土》都有了长足的长进，霍猛赢得最佳导演当之无愧。但如果放在今年所谓的“华语电影大年”这一论断来看，甚至回望过去数年柏林电影节的选片，那么柏林电影节策展团队对于中国的东方主义异域想象又确乎是存在的。
今年同样入围了主竞赛单元的中国电影《想飞的女孩》在完成世界首映后，便遭到了大量观众与媒体人的口诛笔伐，皆因其混乱的类型叙事与不经推敲的人物逻辑。就包括其大段的闪回，以及闪回当中的4:3画幅与“怀旧”色彩处理，都透露着导演文晏过时的视听语法与审美。《想飞的女孩》烂到了让很多中国观众怀疑柏林电影节的选片水平，认为其完全不值得被选入主竞赛单元。
【图略】《想飞的女孩》剧照 （ 豆瓣电影 / @宅男多才 ）
但对于柏林电影节来说，《想飞的女孩》在闪回段落中呈现的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下海经商的状况，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独生子女一代如何与同辈的表亲相处，这些看似拙劣不堪的表达的确踩在了选片团队的敏感点上。作为“最政治”且很“关心中国”的柏林电影节，《想飞的女孩》乃至奇观化展现中国农村的《隐入尘烟》，都确实是他们能够且为数不多能够展现其对中国当代社会关注的可选项了。而策展团队所未必能体会到的表达意图与实际效果之间的落差，则只能由观众自己来承担。
自2017年3月1日《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生效以来，前往国外参加影展的中国电影都必须先完成在国家电影局的审查并获得“龙标”，才被允许在国外正式展映。部分独立制作的中国电影凭借其出品与发行上的独立而往往不受此约束，但只要你还想继续在中国大陆电影市场“玩下去”，包括但不限于继续制作或公映，那么你都必须遵守此规则。在本届柏林电影节放映的中国电影，包括《生息之地》《想飞的女孩》《植物学家》以及《燃比娃》等，均在片头向国际观众展示了自己的“龙标”。
但拿到了“龙标”也绝非万事大吉。2019年临时在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撤展的《一秒钟》和在新生代单元撤展的《少年的你》，其送展前也均获得了“龙标”。但或许是“文革”以及校园霸凌的题材过于挑动中国审查部门的神经，这两部电影还是受限于“技术原因”不得不临时撤档。
【图略】《少年的你》剧照 （ 豆瓣电影 / 云深不知喵 ）
这对于柏林电影节来说绝非好消息。中国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经历了两年的沉寂后，再次入选的便是乡土题材的《隐入尘烟》。随后也曾有《白塔之光》和《艺术学院》被选入主竞赛单元，从可以看见的的选片结果来说，柏林电影节为了能让入选的中国电影顺利放映，其在题材敏感性上已经试图做了脱敏处理，但又试图维持其“政治性”和对中国社会的关注。《生息之地》从观感上便是如此，在诸如计划生育、“血浆经济”等敏感议题上轻轻带过，批判力度甚至不如《地久天长》，以至于不时让人联想起霍猛在其前作《过昭关》中所呈现的“好人好事”式《新闻联播》样板故事。
【图略】《过昭关》 （ 维基百科 / 浮光静影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
哪怕是拿到“龙标”并且能顺利公映，也不代表着像《生息之地》这样的电影可以高枕无忧。《隐入尘烟》2022年7月8日在中国大陆公映，起初票房惨淡，但随着在社交媒体尤其是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的走红，9月7日其票房超过1亿元。惟票房持续走高与密钥尚未到期时，《隐入尘烟》被各院线提前下映。直到2022年9月12日最终下映时，其最终票房为1.13亿元。9月26日，包括优酷视频、爱奇艺、腾讯视频在内的流媒体下架《隐入尘烟》，且没有说明下架原因。而2023年4月，原定于香港科技大学举行的《隐入尘烟》放映，因该片未获香港电检处批出准映证而遭到取消。
参考《地久天长》，在柏林电影节获得了好成绩的《生息之地》势必会寻求在中国大陆公映。但公映的同时舆论会如何发酵，审查部门的态度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一切都属于未知之数。而对于急迫需要票房来回收成本的坏兔子影业来说，倘若此片的公映与后续的流媒体发行如同《隐入尘烟》般受阻，在多大程度上会削弱其继续投资与培育这类艺术电影项目的能力与意愿？只能说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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