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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直到今天，巴金這句話還是管用的，你瞧，中南海再怎麼混、白宮再怎麼昏，只要中國十幾億老百姓還喜歡「抗戰神劇」、特別是農民還停留在溫飽階段、產業工人還沒有權利意識、學生最進步只會模仿「八九」、企業家只慌著把錢倒騰出來，農民工還在發愁孩子去哪裡讀書，如此等等，則即便習近平忽然說他不想當皇帝而想退休了，中國還是在舊磨道裡慢騰騰的磨蹭⋯⋯。】
八九學潮、六四屠殺這場大風暴之前，中國已經山雨欲來風滿樓，可是我們預感還是遲鈍了一些。
1988年4月14日晚上，我從南昌飛回北京。《烏托邦祭》脫稿前，《百花洲》的朋友們，還陪我到臨川湯顯祖故居一遊。
再回木樨地軍博《河殤》劇組，靜悄悄的，夏駿和王魯湘又跑到南陽補鏡頭去了。原來他們正做第三集〈靈光〉的後期，忽受《人民日報》上一篇隨感的啟發，說南陽城裡有三大歷史名人，從他們留下的祠堂與墓塚來看，其身後或崇隆或寒酸，全在政治地位，依次是政治家諸葛亮、名醫張仲景、天文學名家張衡，可知中國傳統濃烈的官本位意識，與當下現實正兩相對照。
回北京不到半個月，五月底《河殤》播出，中央電視臺未作任何預報，六月底播完後，卻掀起了滔天大浪。而我這廂，也在等待江西那邊的消息：《百花洲》原計劃夏季出刊的第四期整本登完《烏托邦祭》，然而夏季都過完了，仍無ㄧ點兒音訊。這份大型文學雙月刊從1982年起，由郵局發行，固定為每期260頁，發行量達十一二萬份。
《百花洲》封存
10月下旬蘇州有兩個筆會。24日中午我上了京滬特快，遇女作家諶容和她夫婿范榮康——《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一個頗「自由化」的報人。他們招呼我坐下，一起聊《河殤》，還有另幾位文人。須臾過天津，畫家范曾上車，也湊過來。不料諶容拎他，說：
「范曾，那天你在南開大學說《河殤》反傳統，正好，蘇曉康在這兒。」
諶容就是這麼個厲害的主兒。鬧了范曾一個大紅臉，他趕緊解釋了幾句。誰知范榮康從一旁又墊了一句：
「你寫一篇東西來，我給你發表，怎麼樣？」
果然後來范曾有小文一篇在《人民日報》刊出，很誇張地拿我比附明末大儒顧炎武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其實那天在南開大學談《河殤》「有個大錯」的，是楊振寧；不過楊也說了「范曾教授對這個電視片的看法，跟我不謀而合。」楊主要是在三個「傳統象徵」上——龍、長城、黃河，對我們的詮釋感覺不舒服。我也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海外華人對文化符號，比我們更為敏感。
我們都是蘇州小說家陸文夫的客人，也來了王蒙等一群更大牌的小說家，談文學、品美食，第二天大家還去了一趟崑山。兩天後，我遷到蘇州玉壺樓參加另一個筆會：蘇州報告文學「登月」筆會，主辦者是蘇州大學，來了二十多位報告文學作家、刊物主編、編輯、記者。
《百花洲》的洪亮也來了，而且帶來壞消息：第四期《百花洲》已經印出來，但全壓在倉庫裡，不准發行。他說，下達扣押命令的人，正是這樁文案的最高指揮者——江西省出版局副局長桂曉風。整個雜誌社和江西文壇，都不知道原因究竟在哪裡？以《中國的眸子》 震撼文壇、性格剛直的江西報告文學作家胡平，拉著藍力生、洪亮，去找那位副局長論理，直言「扣押《烏托邦祭》，將在全國文壇產生惡劣影響」，但桂曉風囁囁嚅嚅，堅稱這篇報告文學題材敏感，內容涉及全部中央領導人，必須慎重，暫緩發行。
這事在會議上成為熱議。胡平脾氣又來了，當即撥通桂曉風電話，讓我直接跟他說話，我說桂曉風你早知如此，何必當初？跟他吵了一架。此君乃當時中共催肥「幹部知識化」的貨色，出身、學歷樣樣具備，只缺心肝兒肺，所以無師自通官場「潛規則」，又深知「左」總比右好。據說底蘊在於，他八八年升遷在即，不願承擔風險。果然「六四」後他升任正局長，人皆猜度，那正是扣押《烏托邦祭》的功勞成全了他；兩年後他被擢為全國新聞出版署副署長，直升北京做官去了，恰也證實此點。《烏托邦祭》，竟遭遇了一個「優秀的出版檢查官」，於我是完全逆料的。
為了這事，大家仍然七嘴八舌。《唐山大地震》作者錢鋼分析，自「清汙」、「反自由化」以來，文藝政策日益緊縮，尤其劉賓雁被開除黨籍，報告文學處境日漸險狹，《烏托邦祭》此刻出籠，將猶如投下一塊巨石，勢必導致新的緊縮。《世界大串聯》作者之一張勝友直言：「曉康，《河殤》熱正在興頭上呢，你打算再掀起另一場「廬山會議」風波？恐怕你難以過關囉！」
《新觀察》流產
回到北京我便另作計畫。恰好羅時敍從廬山趕來，我們不信這爆炸性作品無人問津。在蘇州時，我在陸文夫辦的筆會上遇到天津小說家蔣子龍，他剛接辦《天津文學》，就曾允諾我安排在他那裡連載《烏托邦祭》。
羅時敍來北京時，恰巧我認識不久的香港貿發局駐京代表羅海星夫婦請吃飯，羅太太周蜜蜜是作家，對香港出版界很熟，我就帶羅時敍同去赴宴，順便跟他們商議在香港出版《烏托邦祭》的可能性。
南昌那廂，《百花洲》編輯部藍力生、洪亮他們，也在悄悄的做搶救打算，從倉庫裡取出幾十本第四期，分寄給巴金、夏衍、冰心等文壇耆老、重量級作家，以及《文匯報》等知名媒體。北京的文化圈子裡，一時都在談彭德懷和「廬山會議」；再加上《河殤》引發的轟動效應，特別是開封「劉少奇死難處」那段現場影音的悲情衝擊，毛澤東的畫皮竟一下子被剝得很慘。
不幾日，作家出版社編輯關正文和《報告文學》雜誌編輯劉小雁來找我，說馮牧願做《烏托邦祭》這本書的終審，以此為它打開出版途徑。馮牧是全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中國作家》主編，以他的權威，去衝擊出版檢查部門的查封，究竟如何，當時亦難見分曉。不過，我跟羅時敍也顧不得許多，又再修訂一遍書稿，搞了一個通宵。然後，他就回廬山了。
當時，我已身處風暴眼，卻渾然不覺。金觀濤劉青峰夫婦，正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中途回北京，急著說服我與夏駿再合作，拍一部《河殤》續集。見我面有難色，金觀濤說，《河殤》引起很大爭議，全在未能說透「五四」以來的近現代史，你有責任把它再說一說，向觀眾才好有個交代嘛！那廂中央電視臺台台長黃惠群也約我吃飯，要談的是同一件事情。我後來自是接了這單任務，雖然李澤厚聞訊後對我說：「這回可不比《河殤》，眾目睽睽之下，怕是難以為繼囉。」
到了深秋之際，《烏托邦祭》的出版仍無著落。有一天戈揚忽然打電話給我：「曉康，你趕快給我弄一個十萬字以內的壓縮本，我用一期《新觀察》推出。」我連夜就做，知道老太太乃是京中一豪傑，不畏強梁的人物。
《新觀察》是半月刊，月初、月中各一本。我雖諸事纏身，整日頭緒紛亂，卻巴巴兒地等著下一個出刊日。記得一個黃昏，我掙脫一個什麼會議，就跑到一家街頭報刊亭，買了一本《新觀察》，翻開一看，連影子也沒有。跑回家給編輯部打電話，沒人接。第二天一早我就趕到沙灘文聯大院，在《新觀察》那棟小樓上，堵住編輯部主任鄭仲兵。老鄭是一個「溫良恭儉讓」的君子，一把拉我進去坐下：
「咳！老太太都躲著你呀。我跟你說，版都做好了，在開機印刷前一分鐘，老太太給鮑彤撥了一個電話。鮑彤說，這個蘇曉康，麻煩惹得還不夠呀？一個《河殤》，已經叫我們焦頭爛額，你再把這個廬山會議捅出來，我們可沒法保護他啦！」
到此，出版渠道基本堵死。
湖南韶山沖滴水洞
一九八九年元月，我跟夏駿再次合作，給中央電視臺製作《河殤》續集《五四》，在春雪江南之際，依次拜謁安慶陳獨秀墓、績溪胡適故居、紹興蔡元培故居，然後驅車西行去湖南。我們要拍攝「五四」巨靈、革命梟雄的遺址。那年去韶山，真不虛此行：我們竟打聽出一個神秘的去處。
『上屋場故居西邊的山巒中，有一滴水洞，即毛澤東1966年夏天從武昌給江青那封著名的信中所說的那個「西方的一個山洞」。那是毛澤東在韶山的一座行宮。從韶山這邊去要繞好幾個道，然後走上一條極不引人注意的土路，七拐八拐，在一條山沖的盡頭掩藏著這座極為豪華的別墅。過去這個地方是連韶山的鄉親們都渾然不知的。
滴水洞又名龍虎山。緊靠岩壁的一溜建築物同廬山廬林一號別墅風格相似，都有寬大的迴廊，明亮的大窗戶。主人的房間有六大間，分別按會客室、辦公室、臥室佈置成完全相同的兩套，不知是何緣故。辦公室裡照例配備著毛澤東喜歡的寬大躺椅。……——〈世紀末回眸〉』
這個「山洞」，或可說是掀起「文革」妖風的那個巢穴，高華考證毛澤東文革前夕「失蹤九個月」，即一度在此洞中籌畫文革。此洞的來由，據說是1959年6月毛澤東第一次回到韶山，由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陪同，毛吩咐周小舟為他在家鄉「修幾間茅屋」。但周小舟未及施工，便在廬山會議上遭殃。第二年，接任的張平化於大饑荒歲月中抽調專人專款，集中施工，稱為「二O三工程」，把滴水洞圍成禁區。後來毛又授意增添防原子彈設施，按防八級地震建造。其後又調來部隊，在別墅後面修建了長100米的防空洞。洞的一側有防震室、指揮室等軍事設施。滴水洞的造價是天文數字，而毛一共只住過十一天。1989年我們參觀這個滴水洞時，還有一個小發現，我也寫在〈世紀末回眸〉裡：
『在那滴水洞我還看到這樣一首帶有奇里斯瑪時代痕跡的留言詩：
韶樂已停尚有村，
群林始染弔英魂；
巍然勳業兼文采，
功過千秋有定論。
1989年中國尚在「毛神話」餘暉中，我甚至不便直接寫出此詩出自誰人。如今經過二十多年，回頭去查採訪筆記，原來落款是胡繩 ，日期為1983年11月14日。這是有針對性的，因為鄧小平1981年搞了一個《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定性文革為「內亂」、毛澤東犯有「個人專斷」、「個人崇拜」的錯誤。
我的筆記裡還錄了另外幾則「留言」，如薄一波、熊復等，皆口號型的，略去；倒是鄧力群留的八個字，簡潔而情感難抑：
音容宛在，偉業永存
上海武康路113號
照我在劇本裡的設計，這次我們要好生說說「文革」這檔子事，去捕捉留在歷史中不肯泯滅的那些鏡頭，如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女生們活活打死校長卞仲耘 、老舍跳太平湖、傅雷和鄧拓 的自殺；而我最神往的，是去上海採訪碩果僅存的巴金，聽他談「為什麼文革把人變成獸」、談「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 。
1988年歲尾，《五四》攝製組離開安徽績溪，經甯國、廣德、宜興、無錫、蘇州，深夜抵達上海。12月29日晚上，上海《文匯》月刊報告文學編輯嵇偉，陪我赴武康路113號巴金寓所。事先我已托她，通過《收穫》主編、巴金的女兒李小林探試，可否採訪老人。李小林後來通知她，巴老聽說是《烏托邦祭》的作者求見，就答應了。我們進寓所，李小林不在，是巴金的兒子李小棠應門，他領我們走進一間很寬敞的客廳，巴老坐在一張輪椅上。我向他請求電視採訪談「文革」，他答應了，但他卻問我《烏托邦祭》怎麼寫的？然後他看著我，反覆說一句話：
「要看老百姓怎麼想，要看他們願意怎麼樣。」
我當時沒聽懂他這話的意思，所以也沒回應。事後，時間隔得越久，這句話的意思越清晰。老人的蒼涼、深刻，竟是我們難以望其項背的。中華民族的命運，只能由大多數老百姓來選擇，即使所謂「民主」，也不過如此。如果大家選擇遺忘、忍受、苟且，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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