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國軟實力及銳實力路線之簡明當代史
中國要在泰國北部清萊的皇太后大學開設孔子學院及詩琳通中國語言文化中心時，在當地受到的熱烈歡迎無以復加，主辦方榮幸請到詩琳通公主大駕親臨動土典禮。這一位代言人真是再理想不過了：詩琳通是倍受尊崇的泰王蒲美蓬之女，王室在泰國幾乎被當成偶像來崇拜，而她又是王室中最受喜愛的成員。公主本人曾經留學中國的北京大學，對華語的歷史、文化、語言深感興趣。
中國深知這位公主的利用價值。除了邀請她到清萊參加上述典禮，中國政府還封她為「人民友好大使」，表彰她努力推動中泰交流。公主甚至於不遠千里到吉爾吉斯去參加當地孔子學院的開幕儀式，同一段時間內還撥冗擔任孔子學院國際雜誌的顧問。
簡要概述
皇太后大學這所孔子學院包括在泰國第一波設立的孔子學院計畫當中，當時泰國多所大學都積極希望也能在他們校內開設。由中國教育部注資在合作大專院校內設立語言文化中心的這項任務，2000年代在東南亞推動得如火如荼，但泰國的部分特別引人注目，因為規模之大有異於其他地區。到了約莫2015年之後，泰國共有23所孔子學院和孔子教室（開設給中小學的華語課程）。人口數比泰國多三千萬的菲律賓，相形之下孔子學院只開設了五所。
孔子學院在整個計畫是從2004年開始推動；截至2010年代下半葉，全球總共開設512所孔子學院，以及1,074間孔子教室，開設地點包括了許多富裕民主國家的頂尖大學，包括在澳洲、歐洲、東北亞和北美洲──都是以學術自由和教學品質著稱的院校。從這樣的成果可以看得出那段時期中國如何積極發揮軟實力。除了孔子學院和孔子教室，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北京也將其他許多軟實力工具予以升級。開始把面向國際的官方媒體現代化，增加海外經援計畫，提升涉外團隊的人員水準，投入更多經費在海外推廣中華文化，加強菁英外交，啟動針對外國人士的培訓與交流計畫，以及開始進行許多其他軟實力方面的努力。
中國當時可以發動魅力攻勢的原因，因為他們才剛剛全力重現在世界舞台──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他們在開發中地區，諸如非洲、中亞、拉丁美洲、東南亞，但同時在澳洲與東北亞，甚至於歐洲和北美洲也達到一定的能見度。在東南亞中國不再是外交上的賤民，跟鄰國的關係都開始正常化。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在其他國際機構裡面也開始擔負較重要的角色，例如在先前一直由富裕民主國家所主導國際貨幣基金（IMF）。
自此中國的巨型企業開始到海外大舉投資，與鄰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進展到2009年，中國已是東南亞國協（該地區主要的十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對象，也成為其他地區主要貿易對象，例如澳洲、中亞、非洲、拉丁美洲的某些部分。
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中國也進入一段（稍微）自由的時期，這點或許改善了他們在世界上的形象，有助於發揮他們的軟實力。國內新聞水準提高、變得較為自由，也有了公民社會──雖然相較於擁有真正新聞自由的國家，中國仍然處於重重桎梏之下──使得中國領導人面對海外批評其人權紀錄時得以自辯，也提高了官方新聞媒體的品質。1990年代與2000年代，新聞報導與公民社會的空間或許比1980年代較為狹小，但是比後來2010及2020年代仍自由得多。進行調查報導的中國媒體，例如廣東的《南方周末》、北京的《財新周刊》，他們挖掘的議題包括貪汙、破壞環境，甚至調查中共的某些高層；人權律師和其他社運人士滿懷期待，一個更開放的公民社會可能到來。同時，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及各地的鎮壓之後，中國好幾年都面臨外交上的孤立處境，外資也減少投入，所以他們很積極招徠外商。1998年言辭強硬直接的總理朱鎔基上台，他保證要讓經濟環境更加自由。朱鎔基真的讓某些國營企業裁員甚至破產，同時採取某些重要措施來振興中國的私部門。
早期攻勢目標廣泛
從1990到2000年代，中國的軟實力發揮在好幾個目標之上，但一般來說這些目標較為局限，不像如今這樣大規模的軟實力與銳實力雙管齊下。早年，北京希望對全世界呈現出較為正向的面目，希望塑造有關於中國的全球性敘事，化解對其內政外交的負面觀感，特別是想要改善鄰國的看法。北京希望，當國家和國家領導人以及中國人民與中華文化的形象加以提升之後，會影響到其他國家的領袖和決策者如何詮釋中國的外交政策，而詮釋的轉變將使得北京更容易在東南亞和其他地區達到其戰略目標。
一如既往，北京也亟欲鞏固中共在國內的統治。楊潔篪（退休卸任的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與國務委員，曾任中國外交部長、2001至2005年駐美大使）表示，中國公共外交「以維護和促進國家整體利益為最高準則。」
中國持續把自己刻畫成一個不同的強權，有別於美國及各大民主國家。理論上來說，中國這個強權明白開發中國家的需求，體貼其他國家的政治與文化常規，重視他們的主權。當時中國的勢力正在成長，但北京宣稱他們會為各國找出雙贏的方案，會協力維持二戰結束以來所發展出的國際體系。
當然，中國也跟所有的國家一樣，將其利益置於外交政策的重心，但中國領導人堅稱中國的利益範圍相對有限，尤其是相對於美國如此龐大的國家利益。近至2009年，國務委員戴秉國（胡錦濤政府當中外交政策的一員關鍵人物）仍稱中國的核心利益僅僅只有「第一是維護〔中國的〕基本制度和國家安全，其次是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第三是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這些利益大部分屬於國內事務，至少戴秉國看起來是這樣（雖然北京認為台灣也算「國內」事務）。
從許多方面而言，這樣的訊息並非事實。中國三番五次侵犯、威脅其他國家的主權，1990年代在南中國海展開侵略性的動作，1996年初在台灣總統大選前夕將飛彈射入台灣海峽。而中國日漸擴張的影響力並不必然帶來雙贏方案。例如在泰國，中國順利鼓動其社會大眾與菁英，讓泰國社會上上下下都對北京培養出友好的感情。但是中國在湄公河（此一珍貴的天然資源流經中國以及下游的緬甸、寮國、泰國、柬埔寨、越南）上游興建了數座水壩，這對於泰國的漁民及農人是一大災難，因為河水水位驟降，毀了他們的生計。
不過，中國領導人傳達的訊息仍然堅稱中國是不同於一般的強國，中國這個強國將審慎、和平地運用其影響力，也會傾聽弱國的聲音。當時各大民主國家對待北京的方式，也從許多方面強化了北京此一訊息的說服力。
美國有許多高層領袖同意中國仍然是個專制國家，但他們公開表示中國的改革有所進展，還說中國和世界持續互動之後，北京就更有可能和既有的國際組織合作，更可能變成負責任的國際領導者。（當時中國對美國企業的供應鏈愈來愈不可或缺，對跨國企業也是日益重要的市場，這樣的事實無疑對於美國的政界及商界領袖如何評估中國前景起到了重大作用。）2000年，柯林頓總統以一場演說陳述他支持讓中國加入WTO的論證，演說當中他承認此舉並不能「隔天就在中國創造出一個自由社會，或者保證中國會遵守全球的遊戲規則。」但柯林頓主張，最後「此舉會讓中國在正確方向上走得更快、更遠。」對中國的此種看法，在美國是跨黨派的：2005年，曾經在小布希總統手下服務的副國務卿佐立克公開呼籲中國在國際體系做一個「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他主張時機已到，北京應該努力改善「令其得以成功」的這一套體系。
何以發動軟實力作戰
在1990、2000年代，許多中國高層認為，雖然北京正在重新登上世界舞台，但是有一項事情他們失敗了；主宰這個世界的是西方私人新聞媒體和西方政府的國有新聞媒體，在這個世界上，他們未能把他們的敘事傳播出去──關於中國的內政、外交、經濟、人權實踐以及對於許許多多其他議題的敘事。1989年的天安門鎮壓重傷了中國的全球形象，而北京未能取得2000年奧運的主辦權，又有一大原因在於其他國家抵制北京慘不忍睹的人權紀錄，這些事情都讓中國領導人深感，他們需要一些更好的作法來形塑各國對於中國的敘事。當時中國也在推行「走出去」政策，使得中國的對外投資猛漲。北京在2001年加入WTO，同年，取得2008年在北京舉辦奧運的資格。這三項事件進一步讓中國領導人深信，必須精進中國塑造外國人敘事的能力──包括在東南亞、其他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的民主國家。（最終，北京仍然無法阻止人權抗議活動在2008年奧運之前爆發出來。）
當時中國領導人、決策者，甚至是我所遇到的學者，幾乎全部都認為北京受到國際新聞媒體的誤解，或者是被妖魔化。其實，對於中國領導人公開發言還有一份完整的學術研究，結論是他們覺得這個世界很不瞭解中國，大部分國際媒體對中國都有敵意，呈現出走樣的中國形象。為了對抗這個大環境，中國必須把自己的訊息傳送出去，說服世界中國的動機是良善的，這個目標大部分要透過進化的媒體新聞運作來達成，包括讓中國新聞媒體在華語之外的聲量有所提升，還要擴大其在網路上的聲量，隨後還有社群媒體上面的聲量。美國海事分析中心對中國的新聞戰略所做的分析指出，將中國的訊息放送到全世界的工作將在「規模和成熟度」方面有所提升，而同時中共也對大部分中國新聞媒體收緊控制，這是習近平2012年成為中國領導人之後的情況。
另外中國也在思考如何化解一項不可避免的摩擦，即其戰略及經濟影響力日漸成長，會在東南亞及其他開發中地區造成的摩擦。中國的崛起已經引起幾個東南亞國家的緊張。北京在1990年代的某些時期與其他聲索南中國海主權的國家小有爭執，例如越南與菲律賓。當時他們與某些諸如印度的亞洲國家仍有邊界糾紛。鄰國開始指責中國的貿易作法不公道、竊取科技，還有對外國投資中國某些部門製造出莫名所以的困難。若是進行一場有效的軟實力作戰，或可令亞洲（可能還有其他地區）的菁英和大眾相信，即使北京成為該區域主要的大國，也沒有必要擔心。
在那個時候，比起後毛澤東時代的早期，中國也有了更多資源能夠投入軟實力作戰。中國經濟已不再受天安門鎮壓事件的影響，再次上了軌道；2007年，經濟成長率是華麗的14.2%。中國對外援助的經費增加了，而外交團隊的年長成員逐漸退休，教育程度更高的少壯官員登場。
同時，1990、2000年代在整個東南亞以及其他一些開發中地區，政治環境改變，於是多數國家得到更多政治上及社會上的自由，華裔公民再度可以表彰他們的血緣。華人認同的復興，進一步為北京的軟實力作戰做好準備。
中國在當時登上世界舞台，也讓他們更容易發揮不由國家完全控制的消極軟實力。在1990、2000年代，富裕的中國人開始到海外渡假旅遊、向外投資，既有在東南亞，也尤其有在歐洲和北美洲，愈來愈多中國公司投資海外。中國的流行歌手開始到亞洲其他地區發行專輯、登台表演，中國也開始把電視劇銷售到亞洲各地；其中一些影集在東南亞某些地區大受歡迎。
歷史的根源
中國的頭一波軟實力攻勢並非憑空營造。羅伊研究所的瓦拉爾寫道，「『以德』吸引外人，使其為中國效勞，這樣的想法可以回溯到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之前。」中國在皇朝時代對四周的鄰國有巨大文化影響力，雖然並不一定是以集中的方式在推行。後來在毛澤東革命的年代，中國啟動一系列援助計畫，遍及亞洲與非洲，包括：對於迦納、馬利等國的科技援助計畫；連接坦尚尼亞與尚比亞的坦尚鐵路一類的基礎建設援助計畫；對巴基斯坦等國家施予更加直接的金錢援助。
冷戰年代，中國也使用過銳實力。他們試圖滲透東南亞的華人結社，促使這些社團親中遠台；他們透過統一戰線工作部（統戰部）以及具有國家背景的組織，影響東南亞的公民社會組織，促其擁抱毛澤東思想；在許多東南亞國家支持武裝共產革命團體，在非洲某些地方也是如此。
但是到了後冷戰年代，中國的經濟勃發、影響力工具擴增，比起冷戰時期能夠發揮更大影響力，儘管他們的影響力運作多半集中在東南亞、非洲，以及其他開發中地區──而不是在歐洲、美國。北京在1990、2000年代的積極軟實力運作比起毛澤東年代來說，預算較為充裕，規畫得也較縝密；毛澤東年代的決策判斷往往出自一人的心血來潮，在非洲和亞洲各地支持叛亂分子，造成許多開發中國家的不滿。
相較於毛澤東時代，1990、2000年代的一系列領導人相對沉穩，他們似乎決意在國內堅守穩定的（雖然是壓迫性的）專制主義，保證不在海外煽動革命。1990年代的領導人如江澤民主席、朱鎔基總理，甚至提出某些承諾，要讓中國的未來更自由開放。中國打算向全世界表現出他們是個良善、有彈性、朝氣蓬勃的強國，（理論上來說）可以和各式各樣的國家順利合作。
在魅力攻勢的年代，北京也沒有放棄銳實力。他們開始重建銳實力的一個關鍵成分，包括統戰部在內的官僚結構，這些結構在往後的日子將用來在其他國家內部進行壓迫、腐化、假新聞的相關工作。他們迫使流亡的西藏人和維吾爾人封口不語，對於出逃的知名西藏人和維吾爾人，則監禁他們的親屬。他們在東南亞及其他地區各國的新聞環境中投放關於法輪功的假新聞，再利用這些假新聞稱其為恐怖組織，讓東南亞某些領袖認為必須鎮壓中國境外的法輪功學員。
但是那時候，中國在全球施展銳實力的能耐還不如現今。當時他們沒有今天這樣大量的資源、人脈、科技、外交施力點──這些工具是必要的，有了他們才能穿刺和操弄開放社會。還有，當時中國自己的網路才問世不久，世界上也沒有社群媒體，而這兩項工具對於現代銳實力當中的假新聞操作十分重要。那時候，北京也沒有一個可資參考的清楚對象，看一個專制大國如何透用新聞對其他國家施展銳實力，干預其政治、播下混亂的種子、支持特定政治人物。普丁在1999年12月31日執掌了俄羅斯的大權。而還要再過好些年，俄羅斯才會成為可資參考的模型，用假新聞的銳實力去穿刺和操弄開放社會。
作者為哈弗福德學院政治學專攻，亨利．魯斯基金會學人，奧斯本．艾略特傑出報導獎入圍；曾為《時代雜誌》、《經濟學人》、《新共和》、《美國展望》、《瓊斯媽媽》、《當前歷史》等雜誌撰稿；也曾擔任南加大公共外交中心、太平洋國際政策評議會研究員，以及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訪問學人。現任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東南亞資深研究員，專攻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以及中國如何運用軟實力與銳實力，尤其是媒體影響力。著有《民主在退潮》等書。
書名：《破解北京的全球媒體攻勢：中國怎麼買影響力？要是買不下，又怎麼借？》
作者：喬舒亞．科藍茲克（Joshua Kurlantzick）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時間：202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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