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24按：昨天应杨锦霞之遥，去Union Station参加香港民主委员会成立聚会，见到其执行主任，乃是支联会朱耀明牧师之子Samuel Zhu，即另一个黄之锋、罗冠聪、周庭，真乃长江后浪推前浪，亦为香港情势万分危急，隔壁那个将要喷发的大陆，如今令全世界担忧其祸害，情形颇如二百年前的那场"黄祸"，我在1991年便有一文谈及这种恐惧，未料它真的要来了。】
一個曾經是西方人的恐懼，如今卻變成我們自己的恐懼。今天你在香港、台灣這些中國人的社會裡，已經可以隱隱約約感到一個龐大的威脅正在逼近，甚至能夠聽到那沉重腳步聲了。這很像文雅的北京人已經聽到了來自蒙古高原的馬蹄聲。
西方人的黃禍觀念，是否起於當年那個「成吉思汗風暴」我沒見到考證的文字。只從魯迅罵中國人自以為曾跟著成吉思汗征服過世界這一點看，知道一百多年前我們遭受西方凌辱時，曾有人頗拿這黃禍來作「精神勝利法」。
黃禍論在西方的出現，偏偏是清帝國發生崩潰之初。那時，最早提出「來自東方的巨大危險」的，是俄國人巴枯寧，一個被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們所崇拜過的無政府主義大師。巴枯寧在他晚年所著《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中，從俄國的國家利益出發，奉勸沙皇「如果真的要從事征服，為什麼不從中國開始呢？」巴枯寧認為，一八六零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歐美已將歐洲文明的最新成果──新式武器和歐洲人的紀律輸入中國，如果這些東西「同中國人的原始的野蠻、沒有人道觀念、沒有愛好自由的本能，奴隸般服從的習慣等特點結合起來」將對俄國構成巨大威脅。他認為中國人不僅將塞滿整個西伯利亞，而且還將越過烏拉爾山，直抵伏爾加河邊。一八九八年，英國出版了一本小說名為《黃種人的危險》，也聲稱難以勝數的中國人按西方的裝備武裝起來衝進歐洲。黃禍論自此風靡。
奇怪的是，當大清奄奄待斃，處於國力最虛弱的王朝末日之際，黃禍論反而在西方甚囂塵上了。細看中日甲午戰爭時的歷史就會發現：在上個世紀末，緊追在西方工業強國後面的，是東方的三個國家──中國、俄國和日本。三個站在同一條起跑線的現代化後來者之間，有一場優勝劣敗的殘酷競爭。以進入現代化的準備條件而論，古老傳統賦予中國許多遠勝於俄國和日本之處，無奈這千載難逢的時機卻掌握在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手中，而這個政府又掌握在那個極為昏聵的老佛爺手中。
沙皇尼古拉二世也很昏庸，但畢竟沒有慈禧那麼保守和固執。只有明治天皇年輕、開放而野心勃勃。於是在中、日、俄的這場角逐中，中國第一個敗下陣來，龐大的北洋水師被輕捷的日本魚雷艇擊潰。緊接著，同樣龐大的俄國太平洋艦隊也被日本打敗。發生在東方的這場將決定未來一個世紀命運的拼殺中，只有一個贏家，那就是日本。所以甲午海戰後西方一再驚呼的「黃禍」實際上是指日本人。當然也包括擔心中國效法日本。
這次叫得最兇的是德皇威廉二世。日俄戰爭前他不斷給尼古拉二世寫信，鼓勵他去跟日本人打仗，以「捍衛歐洲，使它不致被龐大的黃種人侵入」。威廉二世最擔心的是，「二千萬至三千萬受過訓練的中國人，由六個日本師團加以協助，由優秀、勇敢而仇恨基督教的日本軍官指揮──這就是我在九年前所描繪的那個黃禍正在成為現實」。威廉二世在這裡指的是一幅畫。列夫．托爾斯泰曾嘲笑這幅畫說：「威廉皇帝近來畫了一幅畫，描繪出所有的歐洲國家持劍站在海岸上，按照天使長米迦勒的指示，注視著高坐在遠處的佛像」。這幅畫由威廉二世親自用鉛筆畫出草圖，並由一個叫克納科弗斯的畫家完成，然後作為禮物送給沙皇，一時轟動歐洲。
威廉二世一類的黃禍論者，不過是一些信奉種族生存空間理論的封建霸主。舊普魯士的現代化水平，當時不比日本高多少。倒是早已進入工業化的英國人看得更深遠。有一位名叫戴奧西的英國地理學家，也在嘲笑威廉二世的「黃禍圖」時，舉出了他讓一個日本畫家畫的一幅「真正的黃禍圖」：畫面是一個繁忙的工廠，大群拖著辮子的中國人正在西方人的指導下熟練地生產。戴奧西解釋這幅畫說：「我們就應該熱烈地祈求，讓天朝永遠繼續保持昏睡狀態──西方工人每天力爭少勞多得，他們有什麼把握來和千百萬樸素、馴良、驚人地節儉、聰明、熟練的中國工人相競爭呢？」戴奧西這類黃禍論者，在本世紀初所擔心的，正是今日崛起的「工業東亞」。
細察西方人的黃禍觀念，有一個很大的內在悖論。一方面，他們很擔心以佛教式儒家為核心的黃種文明的強大，會構成對以基督教文明為核心的西方工業社會的威脅，形成生存競爭；另方面，他們又壓根歧視黃種人，斥為劣等民族，很怕黃種人在全世界「泛濫」。
後一種恐黃症更廣泛，而且根深蒂固，一直伴隨在中國人向海外移民的歷史之中。早在一八七六年，美國西海岸掀起排華浪潮，聯邦國會派一委員會前往舊金山調查時，形形色色的黃禍論都在聽證會上湧出來了。一個叫斯陶特的加州醫生，以公共醫生的監督者身份出面作證，極言保持安格魯撒克遜種族純潔之必要──「每有一個中國佬在我們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來，都會使我們自己的血統降低」。另一位叫德梅隆的律師在作證時，更援引一些人種學家的理論，斷言任何種族，如果他們的平均腦容量不超過八十五立方英寸，就沒有能力建立自由政體，而他把英裔美國人的腦容量定為九十二，把中國人定為八十二，比非洲土著黑人還要低一個立方英寸。他說：「這些中國佬同南方的黑人合在一起，將危及選舉權，使之降低到為保持一個自由政體所必需的平均智力和品德之下」。
這些隔世之音，如今聽起來荒唐，但當我們了解了美國曾經是一個種族歧視很嚴重的國家，也就不覺得奇怪了。直到今天，對亞裔的歧視不是比比皆是嗎？西方人的黃禍觀念，從根本上來看，種族偏見只是表面現象，隱藏在它背後的是西方人對東方那個以龐大人口作載體的古老文化的陌生和疑懼。他們不能不承認這個五千年文化之悠久和完備，令他們望塵莫及；但他們又從這個文化在近代所顯露出來的自責、麻木和衰敗中，感覺到一種控制和影響不了的無奈。甚至擔心這個文化和它那搖搖欲墜的制度的崩潰，由於人口太龐大而不能不影響整個世界。所以西方人關於中國說的最頻繁的一句話，就是「讓她昏睡吧」。驚醒她是愚蠢的──這便成為西方人自認為最聰明的選擇。
關於這一點，也是深具殖民經驗的英國人不同於其他西方人之處。他們是第一個用炮艦打開中國大門的，但他們除了通商之外，根本不想改變這個民族。他們對於由他們入侵而引起的這個古老民族的一系列急驟反應，如動亂、變革和革命所採取的態度，反而是一如臨往地維持那個最不稱職的滿清政府。在太平天國時期，儘管這是打著上帝名義的造反，也儘管李秀成一再向「洋兄弟」表示和睦，但英國起初聲稱「中立」，後來就協助李鴻章剿滅「長毛」。
本世紀初，西太后挑唆義和團跟基督教和洋人作對，事敗後，她逃到西安，德國將軍瓦德西率領八國聯軍一路攻進北京，這位德國軍人似乎已經把威廉二世那幅「黃禍國」變成現實了，但列強對中國的處置卻發生三種方案的爭論：瓜分、改朝換代、維持滿清。當時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老謀深算地擺平了這場爭論。他在「雙周評論」上撰文寫道：「把現存的王朝作為一個正在活動著的東西而接受下來，並且，一句話，竭力利用它。」赫德認為支持現政權是恢復秩序的最省事的辦法，同時他也意識到遲早會有一個黃禍的問題，「這就像太陽明天將會出來一樣肯定，問題是怎樣才能延遲它的出現。」
一百年快過去了，西方人擔心的那種黃禍並沒有發生。西方文化的價值觀念和他們那種制度也依然沒有被中國人所接受。但是，曾令西方人恐懼的中國傳統文化也在這一個世紀裡急劇崩坍了。誰能料到，中國人偏偏接受了西方的另一種觀念和制度：共產主義──是為了避免亡國滅種，也是為了重新成為強國而接受了專制。熟悉這段歷史的人都知道，這既是西方列強摧毀傳統中國的結果，也是西方工業文明威脅下日本與中國競爭的結果──這兩個黃種人廝殺得最慘。這情景，被列夫．托爾斯泰嘲笑威廉二世的「黃禍圖」的另一段話說得最深刻：「把基督教給忘掉了的歐洲各國，曾經以自己的愛國主義名義，越來越激怒這些愛好和平的國家，並且教給了它們愛國主義和戰爭──真的，如果日本和中國像我們忘記了基督的教導那樣，把釋迦和孔子的教導忘得一乾二淨，那麼他們很快就能學會殺人的藝術（他們學這些事是學得很快的，日本就是一個證明）」。
四十年共產制度在大陸實行，委實曾經把中國變成最令西方頭痛的「世界革命中心」。毛澤東讓八億中國人勒緊褲帶造原子彈，並聲稱中國最不怕打核子戰，充其量死掉三億人，看你們西方誰賠得起。這一招很厲害，逼得精心設計了冷戰和核戰理論的基辛格先生乖乖上北京去與他握手言和。這位高歌「成吉思汗，一代天驕，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東方強人，創造了一個令中國人揚眉吐氣卻也痛苦萬分的奇特時代，等他一死，這個民族的最後一點元氣也快耗盡了。
毛澤東的中國如白駒過隙，曇花一現，中華民族從瘋狂中醒過來一看，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比滿清那時也強不到哪裡去。又經過一個鄧小平的改革十年，元氣漸漸恢復，誰料到「六四」天安門槍聲一響，舉世嘩然，國運從此跌墜。偏又是行將就木的老人們殺了一群孩子，古今罕見，天理難容，真把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全賠了進去。當今中共的老人們真是像西太后那樣不管身後洪水滔天了！
如今，輪到鄧小平用黃禍來恫嚇全世界了，歷史怎麼會演出如此荒誕的一幕？「六四」後香港「文匯報」援引鄧小平的話說：如果中國共產黨失去對中國的控制，將會有一億人流亡到印度尼西亞，一千萬到泰國，五十萬到香港。四周恰都是正在崛起的「小龍」們，都在那裡盼著一個吉星高照的太平洋時代，誰不害怕大陸這條老龍撒野。於是黃禍終於變成了黃種人自己的恐懼。
這個恐懼已經在東南亞蔓延。直到今天，我們還看不出有什麼辦法能夠制止它。於是，香港人紛紛往加拿大跑，台灣人也往美國跑。大家都在跑「黃禍」。跑到離那個大陸越遠越好。那種彷彿像一千年前的蒙古高原一樣，快要噴湧了……。
了》，一九九一年四月写於美東普林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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