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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劫後餘生，永不放棄」這八個字，是「七鬍子」的整體形象，無論「裡面外面」，他們有的已經長眠地下，有的仍在抗爭，總之，他們一生都沒有辱沒那「鬍子」。】
關於八九學生領袖，王軍濤跟我說過一個典故：柴玲在一九八九、一九九○兩度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挪威也邀請她到訪奧斯陸講話，廖大文為她寫好一個發言稿，她上去卻棄之不用，自己隨口念了一首北島的小詩，結果一九九○年挪威公布的得主是戈巴契夫。
恰在此時，有三件事發生，都跟八九年被中共通緝的七個知識分子有關：陳一諮在加州去世、陳子明在波士頓治癌、萬潤南離美返法。「黑手」這個俗稱，在中共的話語中叫「長鬍子」，典出何處，不得而知，但是據說此名單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上產生。
二○一四年春陳一諮走了，七十三歲，我寫了一文紀念他：
「陳一諮洞悉這個前現代中國的癌症，也是這個黨的死穴：農村破敗、農民活得豬狗不如。鄧小平要搞改革，建立他自己的權威，陳一諮的機會來了，他告訴他們一個祕密：你們把土地還給農民自己去耕種，農村就救活了，中國才有了發展的最低起點，此舉將中共的死穴化為轉機，一舉解決基礎性的一個困境，有四兩撥千斤之效，也是﹁鄧改革﹂唯一成功的一環，並為六四後中國的經濟起飛作了奠基，陳一諮也借用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危機，達到他的理想。」
其實陳一諮是「七鬍子」中走的第二人，走得最早的是包遵信，他也沒有出國。大屠殺後「七鬍子」中四人逃出，三人被捕坐牢，其中包遵信出獄後「無公職、無收入、無醫保」，貧病交加，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時在北京病逝，他六四後兩次中風，這是第三次，腦幹大面積出血，終於走了，他是「七鬍子」中第一個走的，享年七十。
王軍濤從監獄中被中共送來美國，以流亡換取坐牢，陳子明則始終不肯出國。「六四」二十五週年之際，王丹搞了一場「倖存者」重聚活動，那次在國會前倒影池旁有一個祭奠儀式，我代表「七鬍子」發言，我說二十五年過去，七人中兩位已經離世（包遵信、陳一諮）、兩位身患絕症（陳子明、萬潤南）⋯⋯會後王丹又去波士頓探視陳子明。
我才知道陳子明因癌症來美治療，跟已經去世的王若水一樣，到了波士頓。一日晚在賓館裡聽王丹、王軍濤、李進進交談，說陳子明化療已停，打算回家了，欠下三萬醫療費尚無著落，我說我去請李曉蓉設法。
下午從D.C. 返回德拉瓦途中，我的手機響了，是王之虹從波士頓打來，她說子明化療做不下了，腹水嚴重，準備回國找中醫，已訂了回程機票，她不知道李曉蓉是誰，只委託我表示感謝。回家後我即聯絡曉蓉，她跟國務院先談，對方不積極；她再找國家民主基金會（NED），這邊一口允諾，事情落實了。
「七鬍子」裡的萬潤南，據說城府最深，當然他是清華出身，又曾娶了落難公主劉濤，自是懂得政治這回事，加上開放年代他辦「四通」，是中國最早的民營企業家，倘若不是六四，他可傲視馬雲、馬化騰，而成中國第一富豪，所以流亡海外之後，他主持中國民主陣線，陳一諮跟他較勁，其實不過是他以公司方式辦民運，而陳則是以智庫方式，兩者均難成功，後來王軍濤以組黨方式繼之，萬潤南辦民運，可說一敗塗地，「巴黎民陣」後來消失了，我卻在車禍前也看到它的最後身影⋯⋯。
「你駝背呀！」嚴家祺在布魯克林五十三街地鐵口接到我時說，他說駝背是因為內臟偏掛前，越掛越偏，上年紀就直不起腰了，「那可嚴重啊」。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要我挺起胸膛來面對命運，那也是他對自己的要求。我們都被壓得喘不過氣。〇二年底我曾抽身跑了一趟紐約，只想去看一眼八十七歲高齡的戈揚，以及司馬璐先生，覺得再晚也許就見不到了。也只有這老太太還讓我有這樣的牽掛，尤其他倆不久前結了婚，忽然非常想念他們。我先找到嚴家祺，讓他領我去看戈揚。他們兩家都住在布魯克林，經常走動的。
高臯一頭麻白，她考上美國護士執照，每天從下午兩點做到夜裡十一點，她一個人的薪水，只夠他們在這布魯克林五百月租住個半地下室，簡陋狹窄到只能在廚房裡的一個小條桌待客，大概貧民窟即如此。
他們領我到八大道中國城找了一家小餐館，點了皖魚、肉排、豆角三個菜，都是三塊五一個，邊吃邊聊，高臯極言美國醫療質量以錢為標準，「回國傅莉一定能得到更好的治療」，她是護士，看慣了此地醫界的冷暖、門檻，不會虛言，但傅莉車禍後接受的治療質量究竟如何，不能一概而論，緊急搶救，無疑美國高出中國許多，中後期的復建，就難說了，治療思想和方法都不同，當然服務費用也相差很大，國內無疑是可以低價買到比美國好得多的服務。
飯後高臯直接上班去了，家祺則領我一路走回家去，談起誤了妻兒的痛楚，也是幾近抽噎，流亡遭致的家室窘困，他是別樣辛酸，最慘一樁，是兩度丟下兒子，頭一次扔在八九逃亡，他們在巴黎安頓下來，才去把兒子嚴嚴救出中國；一九九四年他們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訪問，移居美國後，嚴嚴留在巴黎，自食其力、打工謀生，然後他們竟十九次申請兒子赴美簽證被拒，家祺說：
高臯七、八年沒有一個笑容，日子怎麼過啊？
直到高臯入了美國籍，二○○一年才辦成兒子的移民簽證，嚴嚴卻已在巴黎結婚生子；家祺則跟我感慨高皋，「她一輩子沒戴過任何一件首飾，也不能為母親養老送終」；而最近他自己的父親過世，他也沒有要求回國奔喪，這都是他們的代價。但是他並不像我深陷憂鬱，依然勉強做著公眾人物，不肯避世；他也在赤貧中維持尊嚴，不肯接受任何施捨，頗有君子風度。
走筆至此，前面寫的「七鬍子」裡，還有一個王軍濤，我要遷到華盛頓D.C.再遇到他。順便交代一下，「七鬍子」是這七個人：嚴家祺、陳一諮、包遵信、萬潤南、蘇曉康、王軍濤、陳子明。
史學大師余英時生前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變革」、極言「滿洲黨」不肯改制才誘发革命，進而肯定革命並非「暴力」，甚至「軍閥割據」才有多元空間而生出「五四」，是對九十年代曾經有過的一次保守主義回潮的反撥。中國人當然可以將革命、改革、體制內外、換人換制那些問題繼續爭論下去，但是革命一天不來，中國一點希望都沒有。
說到辛亥，必然要提孫中山，當下中國有沒有一個孫中山？
被稱為「海外民運第一人」王炳章，就是一個學習、踐行孫中山最徹底的人——中国改革开放后首位医学博士留学生，1982年他在美国宣布「弃医从运」，声称要推动大陆民主运动，从事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如同晚清孫中山在香港學醫、也在檀香山鼓動革命、成立興中會。但是王炳章「回國發動革命」，被中共判處無期徒刑，至今深陷牢獄。
因為今天需要一個「孫中山」，王軍濤也模仿他，將自己鎖在一個大鐵籠裡，擺在紐約時代廣場二十八天，實乃他走向體制外的宣示，悲劇意味也愈加濃郁。
雖然王軍濤必須在海外「組黨」、「舉牌抗議」，把他詮釋為「最接地氣」的步驟一步步都走完，但是他私底下也跟我說，凡是做真事實事的人都不肯出來流亡，民間並無所謂「英雄」（陳勝吳廣），現代政治也不玩這一套，就是體制內的「藏龍臥虎」還不現身，看不見他們。我最喜歡他常常引用晚唐章碣的一句詩來形容中國未明局勢：「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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