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wart Patrick
稻草和飞花 2025年03月28日注：冷战结束将近40年后，特朗普政府公开宣告雅尔塔战后体系体系已经过时，新冷战已经在地平线上，一场世纪竞争如何展开，新国际秩序将如何重构，这些都是未定之天。 新旧交替之际，各种混乱将是常态，对颠覆者的批评汹涌如潮，有些属于一叶障目，有些则是道德重力，终究不可抗拒。
颠覆雅尔塔体系：特朗普主义十宗"罪"
在特朗普开启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仅两个月之际，他已经彻底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他的政策将通过破坏并最终摧毁已建立的国际合作机构和模式来颠覆世界秩序。自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基于国际法的开放、有规则的全球体系的主要倡导者、支持者和保障者。如今，美国却摒弃了多边主义逻辑，包括颠覆了对美国行使权力的任何自我约束以及对全球领导和稳定的任何责任。
从范围和速度上看，除了对珍珠港事件或9·11事件等突然袭击的反应之外，美国外交政策的这种全面调整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一个类似的情况是1947年2月至6月著名的"十五周"期间，以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和马歇尔计划的启动为标志，美国突然采取遏制政策。如今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不是在创建，而是在破坏。美国正在破坏全球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全球合作体制框架。在美国250周年诞辰前夕，特朗普发起了第二次美国革命，他宣告美国脱离自己曾经塑造的世界而自我孤立。
美国外交政策的这场革命在全球产生了反响。甚至美国的长期盟友也对特朗普政府态度转变的速度感到震惊，从其对俄罗斯的拥抱到对民主盟友的冷落，再到对外援的削减。就像埃德蒙·伯克在1790年《法国革命论》中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正在努力应对旧制度的突然崩溃，并思考如何最好地摆脱其动荡。
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十宗"罪"。
在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分析人士努力界定"特朗普主义"，但那是一项徒劳的任务。特朗普性情多变，本能地注重交易，他不搞大战略。他的主要目的是金钱、任性和家族传承方面的， 不可能有关于特朗普外交活动的统一理论。
尽管如此，在特朗普政府一连串的行政命令和政策声明中，可以看出某些反复出现的动机、偏好和主题，这些共同构成了一种世界观，外国伙伴需要对此做出回应。
1. 美国领导力和责任的放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历届美国政府倡导、投资并捍卫一个开放的、有规则的国际秩序，将美国的力量融入到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和美洲国家组织等多边机构中。他们希望通过促进在共同难题上的国际合作，阻止修正主义势力推翻这一秩序，从而增强国际体系的可预测性、合法性和稳定性。
相比之下，特朗普认为并实际上欢迎一个残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规范和规则毫无意义，所有关系都是交易性的，结果最终反映的是赤裸裸的权力行使。他没有清晰表达出美国全球目标的积极愿景，没有提及美国维持和捍卫世界秩序的责任，也不认为美国除了自身狭隘的国家利益外还应代表其他任何东西。"全球领导力"不在他的词汇表中。
2. 一种极度强化的主权思维模式： 本届政府秉持着一种防御性且扭曲的主权解读，对国际组织和条约持怀疑态度。长期以来，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以站不住脚的理由反对具有约束力的多边承诺，他们声称这些承诺对美国的行动自由施加了不可接受的限制，危及了美国宪法所保障的自治，同时还让实力较弱的国家得以联合起来对付美国。
与这种观点一致，总统已指示其国务卿审查美国参与的所有国际条约以及美国作为成员的国际组织，并在7月下旬前提出应终止哪些义务的建议。特朗普已经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现在，数百项其他公约和组织也成为了变革目标——从理论上讲，甚至包括联合国本身。
3. 对西方以及美国盟友关系的贬低：与他的前任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朗普对那些共同构成"西方"的其他发达市场民主国家毫无认同感。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为例。特朗普仅仅将其视为一种敲诈保护的组织，无视了长期以来支撑着这个历史上最成功联盟的集体认同感。1949年建立北约的条约序言中赞颂了这一传承，指出各签署国"决心捍卫其人民的自由、共同遗产和文明，这些都建立在民主、个人自由和法治原则的基础之上"。
特朗普乐于攻击西方——这在他对北约、七国集团（G7）和欧盟采取的对抗性态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这让盟友们感到不安。由于对美国依据北约第五条所做出的集体防御保障缺乏信心，德国已开始与法国和英国就共享核武器问题展开谈判。正如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卡娅·卡拉斯在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那次糟糕的白宫会晤后所宣称的那样："自由世界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
4. 势力范围的卷土重来： 特朗普以实力为核心的世界观，在他寻求在西半球建立美国专属特权区域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决心吞并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将加拿大纳入美国成为其第51个州，还打算向墨西哥部署军队，这些举动让门罗主义死灰复燃。特朗普的这种姿态，除了疏远邻国和盟友之外，也使得莫斯科和北京分别为重新掌控俄罗斯周边的 "近邻地区" 以及主导南海所做的类似努力变得名正言顺。
尽管势力范围的概念在19世纪就已提出，但在20世纪，大国势力范围的概念变得更加隐晦，这与不干涉和主权平等的准则相契合。1944年末，时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告诫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他们那项划分战后巴尔干地区各自控制权的臭名昭著的 "百分比协议" 要保持沉默，因为 "美国人可能会感到震惊"。如今，人们怀疑特朗普是否还会如此谨慎。
5. 对国际法的摒弃： 与前任总统们不同，在世界政治中，特朗普更青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非法治。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总统在很大程度上试图削弱国际法律秩序，但收效甚微。他再次掌权为他在从人权到领土扩张等领域提供了又一次尝试的机会。
他已经在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中站在了俄罗斯一方，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暴行保持沉默。他的国防部长皮特·黑格塞思为被判犯有战争罪的美国军人辩护，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瓦尔兹则主张对墨西哥贩毒集团使用军事力量。尽管前任政府们有时也会对国际法的约束感到不满，并且采用了更符合自身利益的 "基于规则" 而非 "基于法律" 的秩序表述，但他们也认识到国际法的稳定作用，并试图为美国背离国际法的行为寻找正当理由。特朗普却没有这样的顾虑。
6. 对霸凌式双边主义的偏好：鉴于特朗普在外交和国际事务谈判中采取的交易主义方式，他更倾向于与其他国家进行双边谈判，而不是参与那些美国影响力相对较小的多边谈判，这并不令人意外。在需要采取集体行动的情况下，他青睐由美国主导的 安排，他对获取美国优势地位的追求，很好地解释了他为何明显厌恶欧盟，他曾多次声称欧盟 "成立就是为了坑美国"。更广泛地说，总统在谈判时本能地秉持着零和思维。但这种思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国际关系并非像房地产交易那样是一场一次性的博弈，而是一个反复、不断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声誉、信任和公信力需要逐步积累，并且利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达到平衡。
7. 对经济多边主义的摒弃： 1945年以后的世界秩序，其特点是出现了一个开放的、有规则约束的多边贸易和支付体系，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各机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来管理。这一全球贸易体制的支柱是无差别待遇和对等原则，最惠国待遇（MFN）原则就体现了这一点，该原则规定，给予一个贸易伙伴的任何优惠都应同样给予所有其他贸易伙伴。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世界贸易组织既未能履行其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职能，也无法有效解决贸易争端。特朗普似乎决心要给它下达 "死亡通知书"。总统采用了破坏稳定的关税政策，并且摒弃了最惠国待遇原则，转而支持明确的双边对等原则。用一位顶尖贸易专家的话来说，"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完蛋了"。
8. 对全球发展的漠视： 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规模，并将其剩余部分并入了国务院，这不仅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声誉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也严重冲击了全球在消除贫困、饥饿、疾病、不稳定因素、应对气候灾害等诸多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由此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多达数百万。特朗普政府不满足于仅仅展示自己的吝啬，还实际上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宣战，宣布将反对在联合国决议和文件中提及这些目标，理由是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了美国的主权。人们越来越担心美国甚至可能会退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多边开发银行。
9. 对促进民主的放弃： 出于对铁腕人物的喜爱，特朗普颠覆了美国几十年来两党一致支持在国外推动民主的承诺。他不仅终止了美国国务院和USAID促进民主的相关活动，还大幅削减了NED、Freedom House 以及美国全球媒体署的职能，而美国全球媒体署旗下包括VOA等众多传递真实信息的机构。尽管美国在推动民主方面的行动常常带有选择性（这使美国遭到虚伪的指责），并且容易出现过度干预的情况（比如上届政府举办的democracy summit），但它也确实为不同意见者和民主人士提供了援助和希望。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彻底摧毁了全球对美国作为自由之友的信任。
10. 对全球公共产品的拒绝： 最后，特朗普政府否认有任何必要通过多边机构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或者在一系列问题上缓解全球的 "弊端"。白宫否认气候变化的现实，无视生物多样性的崩溃，淡化污染的危害，并对开展国际环境合作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它摒弃了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以美国能够在临时的、国家层面上复制世界卫生组织职能这种不切实际的假设为理由，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它拒绝承认有必要设置国际准则来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安全、安保和地缘政治风险，其目标是实现美国不受挑战的主导地位。
展望：
特朗普主义已经发起了一场针对由美国塑造的世界的革命。但这场革命是否会在全球蔓延、遭遇抵制，或者激发起反革命运动，很大程度上并非他所能掌控。除了损害美国的长期利益和信誉之外，本届政府的政策还造成了全球领导力的真空，而其他国家将竞相填补这一真空，无论结果是好是坏。最终在这场动荡中形成的世界秩序，将不会仅仅由美国打造。
在特朗普2016年首次当选总统后，许多国家开始防范这个突然变得难以预测的美国。如今，这种本能反应已经蔓延到了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身上。一些针对美国的 "软制衡" 似乎已不可避免。在多边体系方面，欧盟、中国以及从印度到巴西等一系列中等强国都面临着关键时刻：在美国奉行激进民族主义之际，它们是否会试图填补全球领导力的真空，以及追求哪些优先事项呢？
历史类比往往存在风险，但有一个例子不禁让人联想到国际联盟。这可不是一个能给人带来安慰的先例。尽管在1920年美国参议院否决《国际联盟盟约》后，美国并未完全退回到孤立状态，但它对全球事务的参与断断续续且难以预测，最终也未能阻止修正主义势力颠覆现状，而这一切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不过，更乐观地看，这两个时代之间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差异。首先，美国尚未（目前还没有）退出联合国，包括安理会。其次，如今的国际体系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加制度化，而且众多的多边条约、组织、机制、网络和活动不会仅仅因为美国的缺席就消失不见。第三，如今世界上维持现状的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之间的界限没有那么分明。例如，不断扩大的金砖国家联盟是一个由不同国家组成的多元化群体，其中大多数国家并不希望西方与 "其他国家" 之间爆发公开冲突。
特朗普的"破坏之举"还有很多后果没有展现，他想完全破坏现有世界秩序并非易事，仅这一事实就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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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温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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