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世局懸念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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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前軍報連續發表評論，強調中共黨內的集體領導，與此同時，《求是》雜誌又發表習近平一篇舊講話稿，稱中共內部問題「不可避免」，要「刀刃向內」﹑「清除病毒與隱患」。海外評論多視為中共黨內鬥爭白熱化的跡象。
苗華長期掌管軍隊政治人事，在自己部門內一手遮天，黨同伐異，要清理苗華餘黨，有相當難度，借強調集體領導來批苗華，又貫徹中央基本精神，是必要的輿論準備。
《求是》發表的習近平舊文也未必意在反擊軍報，「刀刃向內」的說法早就有，「清除病毒和隱患」，歷來也是反腐的習慣用語，說《求是》文章意在反擊軍報，略嫌牽強附會。
前不久又有傳說劉少奇之子劉源上書中央，指出中共執政的社會危機﹑政治危機和台灣危機，並以「多餘的話」為題。劉源上書以「多餘的話」為標題不倫不類，一是借瞿秋白的臨死遺言，影射中共今日處境，比喻不當；二是反省政治路線，力陳利害，絕對不是「多餘」；三是分明說正經事，標題作狀自嘲，態度輕佻。
劉源提及的那些弊端，黨內外國內外說過的人不知凡幾，卑之無甚高論，早三五年上書還差不多。今日黨已病入膏肓，你才來作事後諸葛亮，反而自暴其短。
中共紅二代和退休高官上書中央，要求深刻檢討國策的人應該不少。如果中共在政治局常委之上，存在一個幕後「聽政」的機制，那也不應等到今日才作熱鍋上的螞蟻。這便是今年夏天以後，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明顯降溫，而李強和王滬寧多了露面機會的原因。
強調集體領導，減少個人崇拜，這都是習近平權力被削弱的徵象。過去十年太集權，捅出不少漏子，形勢急速敗壞，證明中樞決策機制出了大問題，因此糾偏要從最高領導層的決策機制做起。
集體領導的理念當然不是習近平提出來的，他迷戀權力，被削權下場不妙，當然是幕後對中共最高權力機制作出新的調整。問題是動到最高領導層，政治震蕩太大，不能一步到位，需要逐步過渡，調整公眾預期，為日後的改制埋下伏筆。這方面，中共當代歷史上有過先例。
文革後華國鋒伙同葉劍英活捉四人幫，華國鋒個人威望直追老毛。老鄧與陳雲借勢奪華國鋒權，先是逐步降低個人崇拜的調子，再後來華國鋒辭黨主席﹑軍委主席和總理，降任政治局委員，再降中央委員，最後連中央委員也取消，變成平民一個，叫做平安落地。
胡耀邦下台也是漸進方式，由黨總書記降為一般政治局委員，只不過等不及再降，就在政治局委員任上去世。趙紫陽下台是因六四事件，在他出訪朝鮮前，老鄧還許以軍委主席之職，不過那大概是老鄧麻痺趙紫陽的一種伎俩。趙紫陽是主動辭職的，那時大勢已去。
文革後胡耀邦任黨總書記，趙紫陽任國務院總理，當時軍委主席是鄧小平，最高權力機構是三套馬車。江澤民先任黨總書記，後來老鄧交給他軍委主席，朱鎔基任總理，勉強算兩套半馬車。胡錦濤先任總書記，溫家寶任總理，江澤民拖了幾年才交出軍委主席位，胡溫也只算兩套半馬車。直到習近平，一上任就兼三個最高職，在中共歷史上與華國鋒併肩。老毛一手遮天，但他迷戀的是一言九鼎的實際權力，對職位興趣不大。
習近平集權十餘年，一尊臨天下，內政外交一塌糊涂，中共如果尚有一點自省能力，便應察覺這種一人體制的弊端，因此在今年北戴河會議後，便開始有「集體領導」的論調沉渣泛起。這不是偶然的，證明中共又一次檢討最高領導層的權力分佈和制衡的機制。
中共的小兄弟越共，改革以來實行分權制度，黨內南中北三個派系，各掌黨政軍和人大四個中樞領導權，互有制約，互相監督，因此最高領導出了問題，也有適當機制自動辭職，或者被問責下台。
一人獨裁的弊端，一是領袖能力不足，凡事爛尾，留下大量「蘇州屎」很難收拾；二是大政方針出問題，出於個人偏執，很難得到及時糾正；三是習朝的外交路線僵硬，得罪西方世界，國內政策極左，打擊巿場經濟，這些政策要糾偏，唯有拿下習近平，將國策失誤全部由他孭鑊，才能一新局面，從頭開始。
中共黨媒強調集體領導，可能是為這種權力過渡預埋伏筆，日後習近平不管是否平安落地，他離開最高權力位置，都不會產生太大震蕩。到時候，可能黨主席一人，軍委主席一人，總理一人，人大委員長一人，仿照越共模式，期望走出目前危局。
近日中共突然對民眾慶祝聖誕節網開一面，這是一個近似政治鬆綁的奇怪苗頭，再加上戰狼外交似乎正在降溫，會不會走了十年回頭路，現在又轉身往回走，那就要繼續觀察了。若政治路線決心改弦易轍，習近平被集體領導取代，那就更順理成章。
2025年是中共的一個坎，內有經濟敗象無解，外有特朗普打壓難頂，任習近平繼續胡搞下去，中共絕不會有活路。不管怎麼變，對中共來說，有變都好過不變，要變不可能由一個獨裁者再讓渡另一個獨裁者，要變就是由一人獨裁變成集體領導，看看能不能殺出一條血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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