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条旧札】
【一】每年今日，我都会重读袁凌《守夜人高华》，以为纪念。袁凌的写作，被称作"卖血式写作"，与高华先生的研究恰可相通。文中有一句名言："如同矿难事故表明的，人们向黑暗索要矿石的同时，黑暗也在索要它的代价。它要求的往往是那些最好的探路者。"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国共党史，近乎一场与魔鬼的交易，需要做好消耗甚至献身的准备。你想得到几多，必须付出更多，更可怕或可悲的是，有时哪怕付出更多，所得到的东西，未必是你愿意看见的东西。最终，研究者沦为了历史的人质，与黑暗近身搏杀之时，被黑暗所同化、吞噬。所以高华坚决不让儿子从事自己的行当，即便自儿子幼时，他便在书店与自行车上努力培养其对历史的兴趣。这是最痛切的领悟，与最深沉的父爱。
【二】针对历史学者的譬喻，我最中意两个，一招魂，二守夜。余英时悼念钱穆，称其"一生为故国招魂"，我曾改"故国"为"历史"，以论唐德刚。至于守夜，则出自袁凌写高华。高华研究的这段历史，可比漫漫长夜（整个中国史何尝不是万古长夜）——有时表现为黑夜，有时表现为白夜——历史学者如守夜人，以追寻真相为己任，真相之光，即黎明之光。高华去世之后，张鸣前来告别，曾高喊"高华，天会亮的"，这应该是守夜人最乐意倾听的祝福。十年生死两茫茫，"天会亮的"的祝福，至今依然是痛切的期盼而非美好的事实。历史带走了最优秀的探路者，然而真相还在深埋；死神带走了最坚定的守夜人，然而黑暗并未消逝。继续守夜，直至黎明。
【三】关于史料，我素来主张，能发现稀见的史料，固然最好，退而求其次，只要把那些常见的史料吃透了，用好了，照样可以做大学问。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云："陈先生把敏锐的观察力与缜密的思考力相结合，利用习见的史料，在政治，社会，民族，宗教，思想，文学等许多方面，发现别人从未注意到的联系与问题，从现象深入本质，做出新鲜而令人折服、出乎意想之外又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释。"此论可谓共识。所谓敏锐的观察力，即眼光或视野，缜密的思考力，即头脑或思想，加上问题意识，堪称历史研究三大要素，其作用远远超乎史料之上。对一般人而言，稀见史料往往可遇而不可求，撞上了是运气，撞不上实属正常，因此必须学会运用常见史料，在问题意识、眼光和头脑这三点上痛下功夫。窃以为，用稀见史料做学问是一种本事，用常见史料做学问更是一种本事，相比前者，后者更能考验历史学者的水准——这一路学者，作为典范的陈寅恪之后，还有余英时和高华。
高华曾因史料问题遭到金冲及批评。大意是，关于延安整风，高华看的材料太少，只能拿公开发表的史料做研究，以致"有些东西他比较隔膜，靠猜"。我也相信，凭借其权位，金冲及所接触的史料远过于高华，如其宣称看过延安整风最核心的会议记录等。然而这一事实，愈发印证了高华的卓越，而反证了金冲及的拙劣：前者手上多为常见史料，却写出了可传世的名著，后者掌握或霸占了一堆稀见史料，又留下了什么东西呢，非但不敢呈现真相，反而常年为谎言涂脂抹粉，貌似著作等身，实则不堪一读。两相对照，高下立判。
【四】历史学者的诸德行中，通透胜于深刻，勇敢胜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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