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
“知识分子易患癌症的时代”
2007年4月下旬，高华在体检时查出肝癌。这是南京大学的一次例行体检。拿到体检报告的那天，高华在上面发现了“疑似CA”字样，但不明就里。
在颜世安的记忆中，有一天他和高华、朱剑、余斌在一家餐厅小聚，当时年度体检刚结束，闲谈中高华说到，做B超的医生要他去复查一下，估计没什么事，过两天再去。
颜世安并没往心里去。没想到，几天后他去系里，便听说高华在南京鼓楼医院查出疑似肝癌，顿觉晴空霹雳。
学术界闻之震惊。长期玩命工作的高华，早有家族乙肝病史。在颜世安印象中，高华于1992年患乙肝，当时不严重，很快就控制住了，但这可能是最早的病源。后来经济上的负担，工作上的劳累，出书以后的精神压力等，都可能是最终致病的因素。
“这似乎是一个知识分子容易得癌症的时代。”高华的朋友江荣生说。而景凯旋从形而上的层面上感慨，古人说“察见渊鱼者不祥”，高华做的这个工作，直面那段现实，直面我们共同经历的文革，其实是研究一个很灰暗的东西，要面临人格上的冲突和矛盾，高华生病和这个还是有关系的。“长期研究这些东西，身心会交瘁，我自问是受不了，可能要崩溃的。”他说。
患病之前，高华在写作国史，辛苦异常。这就是《新秩序和新冲突——从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是由香港中文大学拟出版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第七卷。
该套书策划于1999年，由学者杨奎松和沈志华发起，为至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非官方版国史，时间跨度由1949年至1981年，分十卷，共500余万字。
高华于数年前接受了写作邀请，至生病前已写作十多万字，完成了“清队”“一打三反”等重要章节，确立了“建立新秩序”的构架。此前数月，他天天写到凌晨一二点，烟一根一根地抽。他后来跟萧功秦说：“没想到把自己的肝给得罪了。”
4月底，在张济顺教授的帮助下，高华在上海中山医院做了彻底检查。检查结果证实了噩耗：100%是肝癌，而且是多发性肝癌。
2007年4月29日，高华在中山医院做了第一次介入手术。手术前一天，萧功秦在电话里说：“你得好好保重，中国不能没有你，我是从民族利益来跟你谈这个问题。”高华笑了。手术前，儿子高欣给他点上烟，他猛抽了一根，然后说：这是我抽的最后一根烟了。高华从此戒烟。
他的病情牵动着学界朋友们的心。远在香港的熊景明时刻关注着高华的情况，此后近五年，每隔些天她就会致电问候，并向学界通报高华的情况。
2007年4月30日晚上，萧功秦去医院探望高华。在萧功秦印象里，那一天的高华刚动完手术，有点疲倦，脸色有潮红，仍充满自信。谈话中他起身去卫生间，手里提着瓶子，样子很精神，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据萧功秦《天堂里的高华》）。
2007年6月，李永刚去香港中文大学做学术交流，把高华的病例带到香港。香港的肝病专家看过后，断定为肝癌中晚期，生命只有五年。
在上海，高华的介入治疗还在进行中。7月，又去中山医院检查，发现肿瘤已被封包住，验血正常，身体稳定，从外表看不出异样。
这一年，熊景明荣休，学界朋友前往其故乡昆明庆祝，高华夫妇也应邀前往。宴会上，高华和张鸣、高欣合唱《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正义的来福灵，一定要把害虫杀死。”这个颇具隐喻色彩的上世纪80年代广告歌，把大家都笑疯了。高华说，我们在某些人眼里，就是害虫。
云南之行的高华是快乐的，他还参加了彝族山寨火把节。胡杰给他拍下的一幅照片里，高华像一个顽童，举着两米长的火把，神情专注地在夜路上行走。那是高华晚年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
这一年，高华53岁。“按照茅海建的说法，搞历史研究，四十岁才起步，五六十岁是黄金时期，七八十岁还能继续做。年纪越大，对历史的感悟越透彻，越深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说。
但高华不得不停止了国史的写作。这是一项让朋友们充满期待的写作计划。本来，《国史》的写作，使高华梳理整个现代中国变迁进程的思路逐渐显现出来：从民国到30年代，到延安时代，到50年代，再到60年代、70年代。李永刚认为，高华的兴趣应该是百年中国。
在同事申晓云看来，以往出版的国史系列丛书，有新史料，但多半未完全摆脱官史叙述的模式，留有遗憾。而1969年至1971年这一段，要完全破除原来那种框架，从话语到结构上跳出来，客观地、深层次地把真相说出来，是很难的。她和当代众多历史学者一样，对高华的写作充满着期待。
朋友杨小彦、冯原，则有幸听闻高华讲述研究的片段。那是数年前的一个月夜，在南粤的江边大排档上。“高华开讲惊心动魄的1969年到1971年，其中的波澜，以及波澜中的险诈、诡计与血腥，和眼前美妙的风光了无关系。其中涉及一张公开发表的照片背后的奇特信息，明白以后只能倒吸一口冷气，甚至大脑皮层也发生轻微的震颤，耳旁还出现遥远的轰鸣”（据杨小彦《高华与摄影》）。
然而，这一切研究都不得不停了下来。“在思想最敏锐、积累最丰硕、洞察最深刻的巅峰时刻，一位杰出历史学家试图解构的大人物、小人物、大格局、小事件，不幸之至，全都被残酷的命运永久封存。”李永刚为此感慨。
每三个月，高华都要去上海复查一次。
在南京大学，本科生的课不上了，他继续带硕士、博士；历史系照顾他，让学生到他家里上课，岗位津贴予以保留。在华东师大，研究生的课程则做了灵活的调整，他去上海检查时，就集中给学生上课。
之后，高华的病情几经反复，一度柳暗花明。2008年9月底，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高华转至上海长海医院治疗。一位著名专家亲自诊断后，倾向于他患的不是肝癌，而是肝结节，虽然专家的学生仍倾向于是肝癌。
这让高华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颜世安回忆：高华回到南京后，有一天散步时告知此事，说那天听到这个诊断，夜里都没有怎么睡着，“我们都是凡人啊！”
这一年10月10日，高华再赴香港中文大学，做林彪事件再研究。11月15日，他在石家庄参加“沙飞影像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
当月，他还在上海交通大学参加了“革命与战争”讨论会。在学者金大陆的印象里，时至初冬，高华并未给人怕冷的感觉，仍声音洪亮，身手敏捷，完全不似病人。这一年，他还在为赴德国汉堡参与“五十年代中国人文学科的重建”项目做准备。在家时，他经常下楼散步，打太极拳，对自己很有信心。
2008年，南大选拔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系里为高华报了名，但批下来的名单里没有他。一位老师说，政府这个津贴，要看你有没有获奖，有没有国家课题。高华的学术水平很高，但很难在官方的评价体系里体现。
2009年：十年思想历程
接下来的2009年，对于高华来说是多难之年。先是2月份母亲患肠癌住院，高华和弟弟、妹妹每日奔走于医院。
每天上午，高华由亲戚小孙陪着，坐公交车去医院，陪母亲坐会儿。下午，他一边辅导学生，一边应广东人民出版社之邀，整理新书《革命年代》的书稿。
在整理文章时，几十年来母亲的关爱和教诲时时浮现于他的脑海，“特别在文革的艰难岁月中，母亲带领我们一家人，相依为命，才走出了那场暴风雨，往事如昨，历历在目”。
在高华的主治医生之一、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内科于正洪副主任医师印象中，高华是个孝子，在他患病期间，母亲也病重，高华操了太多的心。于医生曾提醒他自己也是重症患者，不可以那么累。
母亲临终前一个月，几乎昏迷不醒，高华仍是天天探望。至4月底，母亲病逝。此后一段时间，高华天天失眠。祸不单行，5月份，85岁的父亲不幸摔伤，致股骨颈骨折，从此长期住院。
这一年，《红太阳》已出版十年。十年风雨，赞誉峰起。如学者朱学勤所言，这本书开辟了毛泽东研究的一个崭新的空间，说得低调一点，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说得稍微满一点，在毛泽东研究，延安整风研究，从延安整风到文革的历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价值。
在赞誉之外，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商榷性意见。如“老延安”何方，认为应该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研究延安整风，批评该书纸上谈兵，并对一些具体史实提出异议；如杨奎松“不认为高华对当年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个人动机、情结和心计所作的许多‘深描’，有足够的实证依据”。
十年间，在正常的学术交流之外，对《红太阳》的毁谤也生，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如影随形。
2009年5月25日，在家事之痛中，高华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出版十年感言》；当年12月，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发表《对拙著<红太阳>一书批评的总回应》。
在两篇文章中，高华回顾了十年来的思想历程。多年前，法国巴黎大学历史学博士陈彦在评论《红太阳》时称，作者有思想矛盾，从该书的思想逻辑演进应得出否定中共革命的结论，但作者却对中共革命深表同情；萧功秦于此也有同感：在作者看来，基于反抗社会压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作者似乎又对革命的悲剧性持有人文主义情怀。
高华在《感言》中谈到，对于“思想矛盾”问题，他同意萧功秦的看法，那正是历史事件本身内在矛盾的一种映射。而在《红太阳》之后十年的思考与阅读中，他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仍然认为，20世纪上半叶开展的中共革命和国民党领导的国家近代化过程，都对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其间产生的左、右极端主义，既和两党的领袖及领导层的认识水平、知识结构、文化素养有关，更是他们及国家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产物，作为后人，应在新的起点上总结历史，将前人的成就、牺牲和失败转化为今天推动社会进步的有价值的思想遗产。
2000年，一位化名“遇资州教授”的学者在《二十一世纪》发表相关书评《谁是“我们”及其“敌人”》。书评说，“延安整风”尽管相当残酷、极左、阴谋，其实相当必要，“延安整风如果只整党内，干卿何事？”
高华在《感言》中回应了上述质疑，并重申写作《红太阳》的初衷：“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切与老百姓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是不应加以置评的。”
在《总回应》中，高华表达了对延安整风更深的认识：
“现代农民革命融合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更大的发展，就需要定朝纲、定礼仪，排座次，这可能是东方大国共产革命胜利的必经之路。其间结合儒家修身操作和法家式的清洗和监督，将毛的思想内化，形成巨大的动员效应，创造了一种战争年代下政治动员、党内思想清理和组织清理的模式，在相当程度上成就了中共1949年的胜利。
“正是因为延安整风成功、有效，很自然地在建国后被奉为治国方略。只是，促使革命胜利的方法以后却可能成为使革命受挫的因素。延安整风以政治运动治理国家的斗争模式，在革命战争年代为树立领袖权威、执行革命任务，动员和规训人群、进行思想和组织清理，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建国以后政治环境变了，治理国家的方略也应与时俱变，遗憾的是这个变化比较迟，一直到文革结束，邓小平、胡耀邦时代才改弦易辙。”
病中的高华，还提出了修改《红太阳》的设想：保留原来的结构、基本观点，修订一些错讹之处，主要是补充一些新资料，包括2003年俄罗斯解密档案，杨尚昆的谈话，博古后人的新著，一些经历延安整风运动的老同志及其后人赠送的资料等。
然而，命运留给高华的时间不多了。
《大江大海》与新价值
2009年9月30日，上海东方肝胆医院的一位专家，在高华的CT上发现了病灶。高华的命运似乎再次急转直下。熊景明回忆：“那时，他在Skype上和我讲话，很热的一天，他穿着背心，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需要做决定，要不要做手术。”
2009年10月24日，高华在上海东方肝胆医院开刀，切除了40%肝脏。
手术的前一天晚上，萧功秦与高华在医院里散步。因为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萧功秦就把一层纸捅破了，对高华说：“你可能有两种前景，也许生命奇迹会在你身上发生；另一种可能是，你比我们先走一步，早走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但是，从生命的历史长河来说，按照地球十亿年这个生命历程来说，人生中的十年不过是一秒钟。我们只是比你晚走一秒钟而已。但是你的这本书，却是有超越一个人的生命长度的价值，它会被后人记住”（据萧功秦《天堂里的高华》）。
在张济顺印象中，这次手术对高华打击很大。手术后，高华的痛苦无以言表，他对学生刘彦文说：小刘，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肝胆欲裂？但当张济顺去看他时，感觉他的生命力又是特别旺盛。“虽然他内心深处，还是有惧怕的成分，他骨子里是个书生，但是他的意志力，一种强烈的想要战胜病魔的愿望，始终是很强的。”
在病房里住了几天，高华搬到医院附近的出租屋，等待两周后的介入手术。房子是很旧的一室户，卧室里只够放一床一柜，外面是厨房、小卫生间、一张小床，每天租价90元。
这时，远在香港的熊景明心情沉痛，明白高华来日无多，不管怎么热爱高华，也要考虑一些悲伤的事。熊景明计划组织一系列访谈，从高华开始，启动“历史学家访谈系列”，帮助他倾吐思想。
2009年11月2日下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和一位研究生，与高华做了一段“开场白”的录像。其后，远在四川拍片子的胡杰，在暴风雪中紧急赶回。
与胡杰一同在出租屋见到高华的，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学博士生常成。当时，居民楼正在装修，电锤声不断，高华平静安然，对胡杰说：“这没什么，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生存环境中慢慢在康复，也在看书，我觉得也可以了”（据胡杰《愿时光倒流》）。
就是在此陋室，高华面对摄像机，回答了写作《红太阳》的初衷。在熊景明看来，那是有如壮士从容就义前的临别赠言：“我记得我真正动笔的那天，是俄国1991年的'8·19'事变……”
那天他们的交谈，是从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开始的。这本一问世即在华人世界引发震荡的著作，以多个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变迁，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还原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并在被意识形态话语长期遮蔽的历史场景之下，反思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并“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
高华对该书的兴趣，源于他对台湾问题的关注。还在1980年代读研期间，他已参与南京大学最早的台湾研究，参编《台湾三十年》《八十年代的台湾》等。
在他看来，20世纪前半叶，国共两党都致力于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其理念、方式和道路，都延续到1949年之后，对海峡两岸的社会发展起到支配性的影响。而观察两岸制度与价值的变迁，为培育健康正常的社会提供借鉴，是他兴趣所在。
之前的2004年2月至7月，高华曾赴台湾政治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其间适逢台湾大选，他得以进一步比较两岸体制运作上的异同，并以笔名在《凤凰周刊》发表《大陆应知晓的台湾竞选生态》《近距离感受台湾的"岛国心态"》，剖析政情演变。
五年之后，高华在病床上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最后一段，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
龙应台写道：“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60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当高华在上海的病床上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落泪时，他年迈的父亲，还在南京的脑科医院里治疗。手术后，老人因器质性精神障碍，时常出现幻觉：“不好了，要开批斗大会了，要把我拖下去批斗，要枪毙我……”
高华的弟弟高小宁是脑科医生，他说：“从临床来看，父亲的这种症状可能和大脑供血不足有关，和帕金森症有关，也和过去大大小小的精神刺激有关。解放后，父亲受到那么多的政治冲击，但对于那些精神刺激，他从来没有讲过。”
几个月后的2010年春节期间，在南京东大医院里，高华再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感时伤怀，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2010年6月，他在《领导者》刊登《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以下简称《札记》）。
这篇1.7万字的长文，高度评价了龙应台的历史观。此前，他在接受胡杰采访时说过：龙应台的这本书，最重要的是人民史观，站在普通百姓的角度回望历史。她不管什么正义非正义，她是看这次战争带来的破坏离乱，对普通百姓生命的摧残。她表达出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同时也是质疑胜利或失败。这个质疑价值很大。
《札记》更以宽广的视野，梳理1949年之后两岸换代中的天翻地覆之变，并就《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没有展开的隐匿命题，即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结合两岸背景，进行了比较性论述。
高华归纳台湾走过的道路：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战后西方思想文化成了新价值的搬运者。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札记》的最后，高华把视角收回到当下的中国：“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札记》同步刊登于台湾《思想》杂志。《思想》主编钱永祥在回忆文章中称：“身罹重病的高华，挑选龙应台的书撰写读后感，并且让我们在台湾发表，并不是偶然。主要是他想要重现1949年这个历史年份，想捕捉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历史转折的‘意义’……从那一段历史出发，展望出路。‘新价值’──这是高华摆脱1949困局的出路所在。”
2010年：“通”的境界
2010年，对高华来说，是苦撑病体，不辍学术的一年。
这一年，高华病情极不稳定，有不适就住几天医院，一旦病情控制，就回家休养。他对朋友们说，如堵河堤，哪里漫水，就赶紧堵哪里。
学生小赵去看他，看到他还是每天看书，写东西，就劝他静养，不要那么操劳。高华说，脑子里会想。小赵说，脑子里也不要想。他又说，千古兴亡，多少历史人物，全部在脑子里转啊，停不下来。
亲戚小孙有时看见他一个人在书房里发呆。“其实他可能想的很多，把很多问题都想透了，生死也看透了，但肯定有很多东西，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同事申晓云分析。
在刘握宇的印象里，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高华和以前不一样，写了不少很长的文章。出版人严搏非注意到，高华的这些文章，尽管还是在谈历史，但是整个关怀都在当下，立场和思想非常清楚。
2010年1月，《革命年代》出版。这是高华第一部在大陆出版的著作。所收文章，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到1930年代左翼文化，到延安革命，再到建国初的社会变迁，皆发生在一种叫做“革命”的大背景下，涵盖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继续革命等，故以《革命年代》为书名。
该书考察了20世纪中国革命叙事的源流及分支：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激进的面向社会底层的社会改造路径；一为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主要面向社会中间阶层的渐进改造的路径；以及在革命的名义下，两条路径的差异、流变与结局，及其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高华在该书《后记》中说，这本集子既不是对革命的呐喊，也不是对革命的批驳与诘难，而是对生活其中的那个革命年代的思索和纪念。
在该书的代自序中，他回顾一生的志业：“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属于过渡年代里过渡性的那类人，在我们的前面，有群星闪烁的先哲前辈，在我们的后面将会有更多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才俊。也许未来张力一旦消失，我的这些文章就可归类于‘历史考古学’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我会继续走下去。”
2010年6月，高华发表评龙应台著作的《札记》。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文章。许纪霖认为，该文有一种大气象出来。一个学者做学问做到一定程度，能达到一种“通”的境界，但一般要到50岁左右。从其谈吐，对自身生命的体悟，对整个社会的感觉来看，高华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通”了，各种东西都能打通来谈。
许纪霖说，生病前几年，不是高华最好的状态，他太忙了，整天疲于奔命，这种状态对于学者来说是一种伤害；反而是生病之后，身体也不允许他拼命了，他可以静下心来想一些问题，心态洒脱了很多，整个人释放出来了，文字放开了，有一种潇洒自如的感觉，这是一个飞跃。“在这种情况下，他达到了通的境界。”
这一年，高华在华东师大还带着博士。遇到问题，学生们发邮件或打电话请教。因为生病，他自觉对学生指导不够，时有抱歉之感。
在南京大学，由于前述科研项目原因，2010年他未能招收新的博士生，但也带了硕士生。硕士生秋天入校时，他还可以一个人打车去学校，学生们陪他散步，在校史馆前的小花园里谈话。他给学生列书单，满满写完一页稿纸，教导学生“多看书，写书评”。
那时，硕士生杨纯刚感觉他身体还算可以。后来，他时不时就去医院挂水，再也没来过学校。不过即使在病床上，他还在修改学生的论文。11月份，学生丁以德把博士论文拿给他指导。丁的论文39万字，单面打印，厚如砖头。刚动了手术的高华已有些拿不动，他说：你可不可以把论文打成双面的？
这一年，高华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
3月27日，他还能赴广州参加艺术家张大力《第二历史》的研讨会。在朋友杨小彦的印象中，高华脸色不好，但精神尚可，言谈中依然保持了历史学家的敏锐。
到8月21日，第六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京举行。他本来要参加，却在开幕前住进了医院。
12月，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先生八十大寿。知识界人士齐聚羊城。高华在受邀之列，但已无法成行。12月15日，《看历史》杂志在四川举行活动，他为评委，也未能出席。
2011年的思想倾吐
2011年1月，高华在南京八一医院连做了11次伽马刀手术，元气大伤。胡杰夫妇去看望时，发现他脸色发黑，瘦得厉害。
与此同时，高华父亲也在病重中，身体一天天坏下去。父子连心，2011年春天，高小宁开着车，与哥哥一起把病重的父亲接到车上，开到南京城外去散心。车子到了八卦洲，父子三人下了车，看看风景，聊聊家常。高华很是高兴，说八卦洲蛮好的。高小宁说：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再来，去吃农家饭。
家国之忧，肝胆之裂，仍未使高华停止工作。2011年3月，周孜正的父亲以病友和学生家长的双重身份去看望他，看到他一个人在书房里写作。周老先生劝他多休息。高华说这是他的工作，离开这个，反而不快乐。夫人刘韶洪说，高华还去帮人家讲课，“不去讲课也是这么回事，去讲课了，心情开朗，反而会好一些”。
2011年四五月，同事申晓云去看他，告诉他系里现在有钱了，有个人文基金，“你去申请，没准能有”。高华很高兴，真去申请到了一个项目，“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研究”。这是南大校级的人文社科基金，经费6万元。高华很开心：这是一个好题目，做好了，可以是1949年以后洗脑和思想改造的探源性研究。
2011年6月，高华在台湾《思想》杂志18期发表《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7月1日，中共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南京的大街小巷红歌飘扬。高华在家中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刘芳访谈，畅谈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叙述”。这是他最后一次接受媒体访问。
在刘芳的印象中，7月酷暑，高华手捂左腹，仍身穿长衣长裤。“1月做的伽马刀手术副作用极大，加之因怕影响大脑而拒服止痛药，他每日疼痛。”两天的访谈中，高华每次谈两个小时，每天都有一次，他突然会说，“我要去里面躺一下”。躺十几分钟出来，继续谈。
2011年10月、11月，长达1.5万字的相关访谈以《“革命叙述”的兴起：高华访谈录》《“革命叙述”的延续与转型——高华访谈录》，分两期载于《中国改革》。
在这组高华晚年最为重要的访谈文字中，高华陈述了他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叙述”的关注由来，勾勒了20世纪中国历史里国共两党早期共享的“革命叙述”的源流，及其各自的流变轨迹；重点梳理了1927年之后中共“革命叙述”阶级性的建立及其特点，1949年以后如何一步步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后“革命叙述”的转换。
访谈内容非常丰富，涵盖延安整风研究之后，高华的革命叙事研究尚未来得及展开的部分，涉及知识分子改造等，他辨析了近代人类革命史上“有限革命”和“无限革命”的源流，揭示了文革中思想改造运动锻造“新人”的根源，以及“继续革命”理论的荒诞与困境。
在无力著述的情况下，高华只能以访谈的方式倾吐思想。在他的晚年，文革研究是壮志未酬的领域。2006年他在香港科技大学所做的演讲《毛泽东何以发动文革》《再探林彪事件》，即显露出他关于文革研究的冰山一角。
在他患病期间，胡杰夫妇时常去看望，架起摄像机，记录下他和朋友们的行谊，也得以留下他关于文革研究的只鳞片爪。
2010年，胡杰拍摄了文革殉难者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片中高华两次出镜讲述历史，一是讲述王佩英遭整肃的历史背景，1962年七千人大会到文革之前的中国社会现实；一是讲述王佩英牺牲的1970年大规模处决政治犯的背景。
在胡杰、江芬芬夫妇印象中，高华对文革太熟悉了，“你提到文革的一个人，他会给你讲一串前因后果，分析悲剧背后的原因。他把事件的背后，甚至中央的陴事，都讲给我们听”。
2011年9月3日，高华在《新京报》发表《阅读李劼人的历程——由<李劼人全集>出版想到的》。这是他最后一次发表文章。
2011年9月5日，高华的父亲高启发去世，这位老地下党员走完了跌宕起伏的人生，享年87岁。数日后，病中的高华，不顾弟弟和妹妹的劝说，在家人的扶持下坚持出席了追悼会，并亲自为父亲写了悼词。
2011年10月3日，南京大学历史系1987级同学举行毕业二十周年聚会。这是高华毕业留校后教的第一个班，当年的同学特地接来了高华。
那一天，高华非常消瘦，和同学们坐了好几个小时，没有吃饭，也还讲了话。他讲到中国社会要改革，一定要迈小步，不能停步；中国社会忍受不了太大的动作，希望能一点一点地改，把很多问题解决。
那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
“世界无穷愿无尽”
2011年9月28日，高华再次住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
初时仍是白天治疗，晚上回家休息。后来医生不让他回家了。至10月底，他的胆黄素居高不下，11月一度病危，急需血浆置换，进行人工肝治疗。而血浆置换每次需要补充血液2000毫升，白蛋白500毫升，一周要换几次血。在“郭美美事件”引发红十字会危机之后，各地的血源紧张异常。高华病情告急。
南京大学出面协调，高华的朋友江荣生等闻讯后也多方奔走，终于确保了血量供应。从11月底到12月初，高华先后做了五次血浆置换。
12月10日，江荣生去南京看他，觉得高华精神状态又是很好，握手很有劲，说话笑嘻嘻的，说还有很多事要做。
治疗间隙，高华上网、看电视、浏览新闻。病房的小白柜子上堆满了书：《莫斯科真相》《民主的细节》《大饥荒》《吴宓与他生活的民国年代》等。最后五年，他进出医院不计其数，朋友们每次去看他，都会看到许多新书堆在病房。直到最后他两只手都挂针，才不方便看书了。
12月初，《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中国魅力50人，高华被列入候选人名单。《看历史》编辑杜兴回忆称，有天晚上十点多，高华很着急地打来电话，说看到中国魅力50人评选，他非常不安，不希望让人觉得高华是一个英雄。直到杜兴联系上南方人物周刊，主编承诺把高华名字去掉，他才安心。
12月中旬，挚友颜世安、朱剑、陈红民、余斌去看高华。高华已十分消瘦，连翻身都困难，但谈话跟平时一样，平静、幽默。他有些调侃地抱怨：“前两天医生已经发了两次病危通知了，医生就站在病床前直接跟我说，他真是拿我当铁打的金刚了。”
高华病危的消息在内地学界引起波动。“想到高老师正是学术成熟期，很多思考都未付诸文字，希望能有一两位同辈学人与他长聊几次，每次都录下声音，既为高华老师留下他的思考，也为学界少些遗憾。”杨奎松在回忆文章中称。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和杨奎松成为被选中的两位。惜乎此时秦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未能立即成行；考虑到高华的身体状况，杨奎松也未马上前往。从内心里，他不愿接受高华病危的现实。
12月16日，杨奎松和沈志华、李丹慧、张济顺去南京看望高华，看到他“虽因黄疸面色略黄，人稍显削瘦，却仍旧谈笑风生，两眼炯炯有神”。
在张济顺印象中，高华对自己信心很足，他说已经几次报了病危，每一次都过来了，他觉得自己的造血功能越来越好了。高华还谈到，华东师大这几年在当代史研究方面非常有起色，他也想身体好了以后再做研究。
那天，高华还提到招博士生的问题，提到杨奎松此前批驳金一南《苦难辉煌》的文章，他说批得好。临走时，杨奎松最后一个和他握手道别：“一定要好起来，我们还等着你一起来做当代史呢！”
12月20日左右，高华开始便血。
12月20日，博士生刘彦文发来短信，说自己获得了华师大研究生最高奖学金，几日后有个颁奖仪式，届时学生将为导师献花，她说过几天来南京献花。高华回短信说好的。
12月23日，高华发高烧，全身疼痛，说话吃力。爱人建议他打止痛针。他说：“打了止痛针，性质就变了。”下午，弟弟高小宁去看他。有丰富临床经验的高小宁心情沉痛，问高华还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事情要交代？高小宁回忆称，高华觉得他这一道关还能过去，他还不想放弃。
12月24日，朋友张鸣来看他。做过兽医的张鸣，对生命非常敏感，感觉高华快不行了，不禁悲从中来，几近失控。但高华非常坦然，两人从9时半聊至11时半，聊国事、家事，聊当下的压抑、控制，聊中国知识分子堕落的起源。聊天中，他以听为主，曾剧痛几次，但仅是皱眉，未结束谈话。
这一天，高华便血九次。周孜正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最后的时光：
一个下午几乎都在便血中，周孜正诵《金刚经》《心经》各一遍。高华读了《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如如不动”两段文字，师生聊及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认为研究者的取向可用“如如不动”的态度去实现，佛学和历史学两种学问自有相通之处。
晚上，高华知道便血是柏油状时，聊起孙中山患癌症去世之前的状况，孙抵北京后，在医院也是连续出血好几天，然后突然不出血了，六天之后，又大出血，然后逝世。爱人刘韶洪问：“你怎么读历史其他不看，就看这一段呢？”他说：“我也不是特意看的，就是顺便眼睛扫到了。”
12月25日，圣诞节，高华两次便血，但高烧已退，腹痛稍减，精神很好。
这一天，多位亲戚来探望，其乐融融，如在家居时；香港熊景明来电话，他转而问候：“圣诞去哪里玩了？”如在平日闲聊时；弟子刘握宇从美国回来，师徒见面，如每年回国时一样；范骏等学生来探望，天南海北，聊军史，聊金一南现象，聊高欣出生那年的大雪，如在往昔；范骏临走时，高华说：“小范，祝你圣诞快乐。”——其讲究礼仪，一如平日。
这天上午，秦晖打来电话，称想找个机会来南京，住上几天，每天来聊半小时。秦晖后来回忆：电话里，高华的声音洪亮，底气很足，一点征兆都没有。高华说最近有一点新情况，过一段再说。
12月26日，早晨，妹妹高慧来探视，带来高华想吃的桂圆汤。高华说，头天晚上挂脂肪乳营养液，没睡好。上午，弟子黄骏陪他看电视剧，“他当时神情虽显疲倦，可思路依旧清晰，仍像往常一样点评剧情与人物”。
下午17时许，在南京档案馆查资料的硕士生杨纯刚打来电话汇报情况。电话是师母刘韶洪接的，电话那头听见高华在说话，说让小杨明天下午三点来吧，谈话时间不要太长。
一小时后，高华开始吐血，对家人说“觉得难受”。接着，是第二次吐血。妹妹高慧赶到时，看到他很不舒服，说有点热。18时许，弟弟高小宁赶到医院，高华已是喘息性呼吸，进入昏迷状态。22时15分，高小宁为他做完最后的心脏挤压，握着他的手，大哭。
高华生于1954年5月12日，逝于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享年57岁。身后挽联如雪，哀思如雨，海内外知识界追思之隆，近年罕见。
“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高华走时没有书面遗嘱，也未留下一句话。只有他的书，他的文章，他在南大课堂上的“语录”，在世间流传：
“这个社会是不完美的，永远不完美，要打破完美主义；我们要追求完美的世界，但不是要实现它，而是在实现的过程中不断改良我们的社会，使它比现在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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