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林和立教授長期觀察評論中國政治，其見解影響廣泛。1989年6月，在北京與當時正援救方勵之夫婦的林培瑞相見。近年，林和立持續發表分析中國政治的英文專書。2023年8月出版《習近平：中國終身統治者的隱藏議程》（Xi Jinping: The Hidden Agendas of China's Ruler for Life），林培瑞在書介中指出：
「在過去三十多年裡，沒有哪位中國觀察家比林和立更精確、詳細地追蹤中國高層政治。他對數據的百科全書式掌握為其洞見奠定了基礎，世界若忽視這些洞見，將面臨很大風險。」
林和立的最新著作《從孔子到習近平：中國政治的DNA》（From Confucius to Xi Jinping: The DNA of Chinese Politics），即將在2025年3月出版。當許成鋼「制度基因」論著在台灣廣受關注之際，《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的「新冷戰下的中國研究」專題，邀請林和立加入思索「中國研究典範轉移」的辯論。
當前，無論是研究中共黨史與理論，或是中國具體的政經政策，國外的漢學家乃至關心國是的朋友，往往都遇到頗大的困擾，就是不太容易取得中方各級政府或大專院校的同意，前往進行田野考察，更不能奢望有關當局允許外來學者查閱內部資料。有不少前輩主張探究中國國情要來個「典範轉移」，用其他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方法，來審視那「豪華吊燈中的大蟒蛇」。
其實，雖然中共聘用了數以百萬計的網路管理員，高效清理包括自媒體在內的社會媒體中所謂「反黨」或破壞穩定的資訊，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與西方關注中國情况的研究機構，如美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哈佛大學及史丹佛大學等，都定期發布包括中國社會動蕩、抗議事件與罷工等較為可靠的統計數字。中方統計局發布的經濟數據，連國務院已故前總理李克强都深知有誤導成分，反而是美國與日本的經濟學家和研究機構，不時透露更加「接地氣」的數字與預測。
美日機構的預測更接地氣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角度分析中共的理念與政策。馬列社會主義運動對中共的啓蒙者，從李大釗、陳獨秀，至毛澤東、張國燾等，都沒有充分依循馬克思、恩格斯等著作原意，他們主張的「偉大新世界」，其實都離不開中國數千年農民起義，以及農民領袖取得政權後「馬上蛻變成皇朝貴族」的傳統。17世紀的明朝末年，張獻忠和李自成等人紛紛造反，而張獻忠最大的「成就」，竟是屠殺百萬名無辜的四川平民。由於這個緣故，近年在中國發動「半恐怖主義」襲擊路人的反社會「狂徒」，亦被稱為「新時代的張獻忠」。當然，最典型的「造反領袖」，是讓至少數千萬名中國人民死於非命的草莽梟雄毛澤東。至於被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形容為「毛孫」的習近平，則繼續把中國打造成連氣都透不過的牢籠。1958年，毛澤東在寫給郭沫若的詩《讀〈封建論〉呈郭老》，就承認他的「建國大業」不過是基於秦始皇的法家封建主義：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待商量。
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毛澤東得以「打天下然後坐天下」的要訣，相當程度繼承了法家早期代表人物商鞅的「馭民五術」，即「弱民、貧民、疲民、辱民與愚民」。正如在延安時代無黨派知識分子黃炎培所言，中國的所謂革命家，其實絕難跳出「歷史周期律」（dynastic cycle）。當然，習近平自2012年「登基」後的作為，多少也沿襲了秦始皇以至毛澤東的法家兼「和尚打傘」教條。
研究中國政治，其實可從側面參考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第一個，凡是北京的政策，都要捍衛並確保中共的合法性與主宰一切的權力，即毛與習所强調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眼光銳利如鄧小平的所謂「改革家」，在1980年代初，一嗅到來自蘇東波蘭的「病毒」，隨即叫停所有政治改革，並對傾向普世價值的胡耀邦與趙紫陽開刀。第二個「凡是」，是要把挑戰中共特權的思想與行動「毀滅於萌芽狀態」。受到幾千年儒家與法家熏陶的中國人，畢竟「政治基因」已定型，中國人不會造反，有辦法與膽量的，大多會是「以脚投票」，千方百計移民，逃跑到自由世界。
歸根結底，分析中共的走向未必需要特意參照「典範」。毛澤東、習近平的立國之道與統治模式，是極其原始粗糙的。用保衛政權江山的「兩個凡是」，作為分析基礎，已有相當解釋力。不過，海外「中國通」仍應抱持充分的謙卑態度，因為毛、習與不少領導高幹，都是虛虛實實的表演高手；手腕稍弱的中共領導幹部，早晚成為無休止黨內鬥爭的犧牲品。中共早年勢單力薄，沒有所謂的「統一戰線」與「情報戰」，根本贏不了國民黨。爾虞我詐既是中共也是中國的政治哲學，因此分析中國政情的人，不僅需要掌握地緣政治理論，也需要涉及心理、邏輯思維與認知戰，種種破解魑魅魍魎話術的本領。如中共怎麼在歐美各國以捐款或其他賄賂方法獲取認同，在香港栽培特務與操縱港獨勢力，北京如何利用「一帶一路」掌控貧困國家的土地與港口開發權，以「低於成本傾銷」（dumping）贏取海外市場等等。
移居海外人士提供珍貴內情
頗為反諷的是，有越來越多理解中共「超限戰」的人士，包括前領導幹部與其家屬，都因為各種原因移民到外國。習近平時期，特別是疫情封控三年，提供了有力的「潤學」背景。有興趣做田野調查的學者，不難在北美、英國、歐盟國家訪問到這類人。這些熟悉內情的人士，在中國境內可能預期手機與通信設備受到嚴密監控，而無法說真話，出國後才能以匿名甚或公開身分暢所欲言。因此，田野訪問與量化統計（quantitative analysis）在華盛頓或倫敦，未必無法做得更有效。熱衷於方法論，尤其是田野考察的中國研究學者，不必對「無法進入中國」過於憂愁，畢竟中共讓你看到的或在檔案館抄到的東西，都可能已被「處理」過，品質往往堪比三鹿奶粉與毒棉衛生巾。
這裡也有必要强調，做中國研究的人員，首先必須心術端正，不受遍布全球的中共統戰機構與人員的引誘。那些訓練有素的說客、外交人員、學術權威，擅於運用「黃賭毒」，還有天花亂墜的條件與好處。口口聲聲說Never bet against China的權威大學教授，甚至可以信誓旦旦引用「內部材料」證明「習近平並未效仿毛澤東或史達林『定於一尊』、中共絕對不會走下坡、絕不會垮台」云云。這類親共「權威」在政治權謀上固然只是「兩個凡是學」的初學者，論學術程度，和「永遠黨中央核心」的習近平，恐怕也難分高下。
※林和立（Willy Lam）現為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亞洲研究員、美國Jameston基金會中國事務資深研究員、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曾任《南華早報》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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