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私部门的行动引发意料之外的影响，其中包括政治意识的觉醒。多年来，许多中国企业家对于中共滥权的态度都暧昧不明。他们的想法是，中国有缺点，但前进方向是对的。如今，抱持这种得过且过的心态的人愈来愈少。"这种翻转已经持续好几年了，"一位现住在国外的投资人告诉我，"我当然想念中国。但中国已经变了太多，已经不是同样的国家了。"
我见过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只要习近平身居首位，政治掌控就不会放松，而他可能还会统治好几十年（习近平的父亲活到八十八岁，母亲则是九十六岁。习近平和多国元首一样，想必会有一流的医疗照顾）。
中国私部门前途黯淡，找工作的人纷纷转求铁饭碗：二〇二三年，一百五十万人参加中国公务员考试，等于两年内人数增加了一半。捧起铁饭碗（在中国称为"上岸"）受欢迎的程度，甚至催生出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流行时尚。年轻人为了明志，穿起暗色西装、风衣，甚至别上中共党徽，人称"厅局风"。
不到五年，中共已经让曾经创造出税收、工作机会、志向与全球声誉的产业跛了脚。中共曾经有一代的党员找到方法先实际而后意识形态。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到了习近平时代，这个原则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不管猫捉不捉老鼠，只要是红猫，就是好猫。
一年年过去，习近平不断撤销邓小平那一辈跟人民达成的承诺，也就是用个人空间换取忠诚。他先是打破与政治阶级的协议，然后撕毁与商界的契约。最后，到了疫情期间，他似乎还疏远了广大中国人民，而他的做法才逐渐浮上台面。
中国因应新冠疫情的做法一度备受推崇。二〇二〇年，随着无法控制疫情蔓延，也掩盖不了疫情最先是在武汉爆发的事实后，中共采取了"清零"方针，例如关闭边界、实施普筛、严格检疫，让中国大部分地方恢复常态生活，而同一时间美国的学校与办公场所还在为了维持基本运作所苦。科技公司与政府合作，搜集大量医疗与定位资料，给每一个人配一个健康码，有绿有黄有红。封锁是有限的，志愿者穿起白色防护衣，替无所不在的筛检与封控团队出力，人们也因此亲切称呼他们为"大白"。
但时间一久，清零战略加上操弄恐惧，就造成极大的痛苦。地方官僚担心受罚，哪怕只是很小的爆发，结果变得僵化、没有弹性。上海两千五百万居民中的大多数人被关在家里两个月，连食物与药品都快见底。一位妇女的父亲因为封控太久的关系，连心脏病的药都快没了。她告诉我："我们没必要去想像机器人控制我们的晦暗未来，我们现在过的就是那种日子。"市民跑到自家阳台上唱歌或者要求物资之后，有一段影片开始流传，上海一处小区出现无人机盘旋，广播一条反乌托邦般的指令："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别开窗唱歌。"
医院拒收一些并非染疫的病患。退休后加入上海大众乐团的一位小提琴手陈顺平，从自己公寓的窗户一跃而下，因为苦于急性胰腺炎引发的呕吐而得不到医治。他留下遗言给妻子说："我实在忍受不了胰腺炎的痛苦。"最让人怒不可遏的，或许是筛检阳性的父母必须与自己的婴儿与牙牙学语的小孩分开，由政府安置孩子。去年十一月，上海等几座城市爆发示威；抗议者举起白纸，象征自己所不能说的一切。数十人遭到逮捕，至今仍有人在羁押当中，人数不详。维吾尔族大学生卡米莱．瓦依提（Kamile Wayit）把抗议影片分享到网路上，结果因"宣扬极端主义罪"获判三年有期徒刑。等到清零政策终于结束，接下来一个月因为变化太大，独立单位分析至少有一百万人在几星期内死亡；政府已不再公布火化统计资料。
疫情大起以来，民间冒出一股新的愤世嫉俗的情绪。"民众这么生气，我很讶异。"上海一位娱乐业人士告诉我。他头一次听到有泛泛之交明白地在他面前质疑领导阶层的无能，"信心就像你对宗教的那个'信'，"他说，"是一种对无形证据的信仰。"
我拜访一位德高望重的作家，他工作的地方在曲曲折折的胡同深处，是个几乎堆满了书的避静所（他对电子书没信心，毕竟电子书也会被消失）。为了腾出空间待客，他推了推凳子上的猫，然后用气愤的口吻谈起大疫。他在自己认识的人之间看出一股伏流：年纪愈大、权力愈大的人，对于封控愈是不耐。"他们都是菁英，"他说，"他们有好工作，他们有影响力，却只能痛苦哭诉。我不禁想，要是有人先开口，或许我们能集众人之力，说出我们不喜欢这个政策，或者这种恼人的情境。但谁都不想第一个把脑袋伸出去。"他接着说："中国最麻烦的，就是开放的心态，也就是学习的能力，已经消停了。四十年来，我们学到东西，然后大家就认定中国无坚不摧无所不能，东升西降，中国已经是世界霸主。然后我们就不学了。但其实我们一直没有建立有良心的社会。"
人们还在发现心里留下的痕迹。封控结束后的几个月，朋友吃完晚餐回家，经过一处筛检亭。她一下子无名火起，踢了一脚。"我非常生气，生气这一切。"她说。碎玻璃在她脚踝上割了一道深深的口，鲜血泉涌，但比这还糟的是，她瞬间想起有监控摄影机。"我好害怕，"她告诉我，"我是不是惹祸上身了？"去医院感觉很危险，但血流到不能置之不理。她编了个说法，说自己撞到玻璃帷幕；到了清晨，脚缠着绷带的她一拐拐地回家，血在受伤那只脚的鞋子上凝成硬块。一道长长的疤从脚踝弯弯曲曲往上，那股引爆开来的怒气留下了永久的痕迹。她说："潜意识里那股愤怒永远不会消失。"最近她多半把时间用来找方法移民出去。
二０一八年，中国网路论坛出现了一个新词："润学"，也就是逃跑的功夫。上海开始封城后，这种说法就兴起了。腾讯表示搜寻"移民加拿大条件"的次数激增。当局相当感冒，移民管理局宣布新规定："严格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但人们还是找得到门路。根据联合国说法，去年有超过三十万中国人离开中国，是上个十年移民速度的两倍。有人采取极端的作法。八月，有人骑着水上摩托车，带上多余油料，骑了两百多英里到南韩。根据人权团体说法，此君曾因为穿着把中国领导人称为"习特勒"的T-shirt 而蹲了一段时间的监狱。其他人则是苦旅经过好几个国家，期盼能抵达美国。有人利用厄瓜多旅游免签进入南美洲，加入人流往北，穿越达连隘口（Darién Gap）的丛林。今年夏天，美国南方边界各州当局提出报告，显示过去十个月纪录在案的中国迁徙者人数达一万七千八百九十四人，比去年增加了十三倍。
多年来，中国有钱人会说"留"的收获比"走"更多，但许多人开始改变想法。恒理公司（Henley & Partners）是一家为富人提供投资取得居留权、公民权的顾问公司。六月，恒理的报告提到中国在二〇二二年所流失的富人净人数为一万零八百人，超过俄罗斯，成为全世界富裕公民移出最多的国家。去年秋天，习近平以"共同富裕"的名义，提倡"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预计将对遗产与财产开征新税。"要是你属于那百分之零点零一，就要试着出去。"这位企业家告诉我。
＊作者欧逸文（Evan Osnos），曾任《芝加哥论坛报》驻北京社长，现为《纽约客》特约撰稿人，负责政治和外交事务的报导。本文选自作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著作《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求财富、真相和信仰》（八旗文化∕十周年经典回归．2025年重新校订版）新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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