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是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但和年轻人聊天，讲到"四人邦"时，他们大多数都不知道，一脸的茫然。
王洪文当过农民，参过军，转业后又到工厂当过保全工，保卫科干事。文革初期在上海造反，当上了"工总司"的司令。
1973年的中共十大，毛主席向大家介绍，说王洪文当过工、农、兵，又坚定地造反，提名他当中共中央副主席，获得通过。
文革开始的1966年，我15岁，但已十分关注上海的文革经过。
当时我在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读书，我们学校是上海市红卫兵的发起者，母亲借调到上海市委接待站工作，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父亲是市委、市人委指定的负责处理造反派，红卫兵问题的负责人，协助李干成、石英两位副市长。
1967年8月4日。上海由王洪文担任总指挥，调动10万人砸了上柴"联司"，我们学校的两派人马也被市革会派来的4部解放牌卡车装去参加了这一行动，据说市革会正在号召两派联合，要求我校两派在共同的对敌斗争中"联合起来"。这是王洪文唯一的和我有关联的事件。
大约在74年底左右，父亲在被关押、审查7年以后，下放到徐家汇的上无四厂劳动，那时候毛主席关注法家、儒家，古典。父亲因文革前十年负责起草市政府工作报告，算有点文化，也参加了注释"战国策"等古典。
一天，上无四厂的车间支部书记叫父亲给工人们讲解古文，讲完之后。支部书记带头热烈鼓掌，支部书记是位女同志。面相和善，待人也亲切热情。几次讲课之后，一天有人告诉父亲，当心一点，这位支部书记是"通天"的，于是父亲在一次下班之后，跟着在这位女书记的后面，看到她走进了"爱棠"大院，明白了她就是王洪文的夫人崔根娣。
张春桥的家在50年代曾和我们住一个大院，他家住34号，我们家在38号，他们夫妻及4个子女都认识。
1954年，张春桥调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行李都已打好。正好柯庆施调来上海主政，身边缺少得力的笔杆子，就让张春桥留下来，不久让他担任市委文艺工作部长，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处书记。
58年。他写"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要父亲写文章呼应，被父亲拒绝，因观点不同。62年，张春桥爱人李文静拟提拔为新华社上海分社副社长，在市委常委会上讨论，主持会议的陈丕显问列席会议的父亲什么意见，父亲看了面前关于文静被捕叛变的材料，说一般历史上有叛变行为的人是不宜提拔的，于是文静提拔的事没有通过。
文静曾经要父亲请她吃饭，说你的工作油水足，应该请我吃饭，父亲本不想请，宋季文副市长劝父亲，这个女人不能得罪，否则她回去和张春桥讲，张春桥又是柯庆施的红人，你吃不了兜着走。于是父亲在市人委的小歺厅请她吃了一顿便饭。
文革开始后，张春桥当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成了上海的一把手，李文静被派到市人委办公厅来，指挥造反派夺了父亲的权，从"一月风暴"开始，父亲被打倒、隔离审查达8一9年。
江青父亲是不熟悉的。但知道这个人，碍于毛主席的原因，谁也不能得罪她，曹荻秋市长知道她来了，就和父亲说，"女客人"又来了，她主要是来找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其他领导看到她都敬而远之。父亲曾经在上海大厦乘电梯时碰到她几次，但都没有说话。
姚文元文革前职务很低，是因为写了"评海瑞罢官"才出名的。
五、六十年代，曹荻秋市长号召市里的干部都要每周去农村、工厂蹲点和劳动。当时几个副市长都是周四到郊区农村劳动。父亲也曾陪过荣毅仁、金仲华、赵祖康几位民主党派副市长参加劳动。
曾经有一个阶段，父亲每周到五里桥街道蹲点，街道党委书记是姚文元的爱人金瑛。金瑛看到父亲十分恭敬，一口一个范主任。
几年以后，文革开始了，姚文元成了中央文革的组员，上海的二把手，金瑛再见到父亲时就完全变了脸。
最初上海拟到中央文革工作的是张春桥和杨永直（市委宣传部长），后来张春桥不同意杨永直去，坚持要姚文元，使姚文元成了中央领导人，最终又跌进了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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