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政治鬥爭，一鬥爭就要見血，這樣的政治成本未免高得驚人
Tigre dans une tempête tropicale (1891) © Henri Rousseau
庫蒙山食人獸
1907年，英國著名獵人和博物學家，金·柯貝（Jim Corbett），正跟朋友在印度北部靠近喜馬拉雅山區的地方打獵，忽然收到消息請他去印度庫蒙（Kumaon）地區獵殺一頭孟加拉食人虎。這頭食人虎係從尼泊爾境内逃竄至印度北部的庫蒙山區，方其在尼泊爾作亂時，殖民地政府曾組織官兵獵殺這頭猛獸，但屢屢被其逃脫。至1907年這頭食人獸在喜馬拉雅山區流竄7年有余，共創下436人次食人記錄，為歷史之最。
金·柯貝接下了這個重任，但是也給殖民地政府提了兩個條件：一是取消懸賞令，二是撤走已經組織起來的官兵和獵人。出於某種榮譽感，他不想被人當成是「賞金獵人」，也不想因爲組織不當，在亂哄哄的槍口下莫名其妙吃槍子。於是金·柯貝自己臨時雇來六個人，組成捕獵小隊，最後追蹤這頭猛獸到了印度北部查帕瓦（Champawat）山區。
當金·柯貝一行搜捕猛虎來到一處村子裡的時候，五十多口人的村子白天也大門緊閉，所有人都被嚇怕了。因爲這頭食人虎專門白天出來吃人，而且村子裏新近就有一名女孩被叼走吃掉了。金·柯貝的人馬來了以後，發現村子大白天大門緊閉，就朝天打槍才給村民壯壯膽子，不然他們都不敢出門。
這時候，金·柯貝已經是聲名遠揚的獵虎專家，他不但多次成功獵殺食人虎，在後來還獵殺過兩頭食人豹（但這是後話）。這一次，金·柯貝一行在村民延引下，走訪了周邊多處襲擊地點，踩點食人虎的出沒地點和習性，直到最後來到了新近事發地。
幾天前，有婦女兒童在山林裡摘橡樹葉用來喂牛。但是從樹上爬下來的時候，沒有看到正有老虎躲在看不見的地方準備伏擊她。她才一條腿落地，老虎一下就跑過來叼住了她的腿。在她還在掙扎的時候，老虎一口咬住了她的脖子，然後把她拖進林下灌木叢消失不見了。根據多個目擊者描述，金·柯貝已經把老虎的花紋和特徵深深地記在腦中。
金·柯貝一行高度警惕，就沿著蛛絲馬跡去找，發現了女孩殘留的頭顱和被咬斷的半截小腿，她的紗麗和裙子也在附近找到了。情況看起來就像是老虎把女孩剝光了再吃掉。這是很奇怪的事情，因爲依照金·柯貝的豐富經驗，老虎是通常會連衣服一起吃掉的，連頭顱和殘肢也不會剩下。經過像偵探一樣縝密分析之後，金·柯貝腦中生動地再現了當時場景，他好像自己親眼看到這頭猛虎在崇山峻嶺、岩石峭壁之間穿行。這時候衆人聽見了虎嘯，不禁心生畏懼。
就這樣在山裡搜尋幾天之後，金·柯貝一行找到了那頭老虎。最後一天，衆人敲鑼打鼓亂哄哄到處打槍，想把老虎嚇出來。老虎正蟄伏在隱秘的地方，也可能被攪擾驚嚇到。正在轉瞬即逝的一瞬間，金·柯貝一眼就看見了那頭老虎，毫不猶豫就朝她打了三槍，衆人立刻循著槍聲方向一時亂槍齊射。
金·柯貝永遠忘不了他第一眼看到那頭老虎的樣子：老虎右側上下犬齒均被折斷，下邊犬齒甚至一直斷到下頜骨。金·柯貝憑他豐富的獵虎經驗斷定，這個永久性創傷可能是很早以前的槍傷，是這頭食人虎無法正常狩獵其他動物的最重要原因，迫不得已她只能以人類爲食。
金·柯貝豐富的叢林經驗使得他意識到這個問題：這些食人獸幾乎無一例外總帶著某種殘疾或者創傷，這是牠們無法在野外正常捕食的根本原因。捕食幾乎毫無抵抗力的人類成了最便宜做法。也就是説，猛獸食人并不見得是因爲凶猛强悍，反而是因爲孱弱。¹
下面我們轉入本文主題：
馴化食人虎？現代國家的觀念轉型
對處在改革開放前夜的中國來説，國家剛剛經歷「前三十年動亂」，比經歷三十年虎患還要嚴重。中國古話常説「苛政猛於虎」，習近平時代超長待機的「反腐運動」也喜歡用「打虎」來形容打擊貪貪汙腐敗高官的決心。
中國人喜歡用「虎」來隱喻一種凶猛異常的氣勢和決心。但是不巧的很，這些觀念往往不是現代國家觀念。
中國人理解的「苛政」跟西方舶來的「暴政」概念有很大區別。當中國人說「苛政」的時候，中國人實際上是有預設的：「苛政」是「仁政」失控的結果，好的朝代是施行「仁政」的朝代，「仁政」失控無非是君王暴虐或奸臣當道；只要輪到好的君王和好的大臣，又可以迎回「仁政」。當古代雅典人痛斥「三十僭主」（hoi triákonta týrannoi）和「寡頭政治」（oligarkhía）的時候，雅典人就不存在對於明君和賢臣的心理期待：他們根本要堅持的是制度，而不是只對駕馭制度的人提出品格和道德要求。
你看問題出在哪裡？
在中國人理解的「苛政」概念裡，是不包含制度反省的：對於明君、賢臣的仰賴要遠遠超過對於限制「苛政」的制度性反省——似乎只要統治者道德上賢明，有沒有制度保障無關緊要。
不要以爲這只是古代人的事情。這一套落後的觀念殘留到「人民共和國」時代，形成了無法實現向正常現代國家轉型的制度化困境。「人民共和國」時代爲甚麼會在制度化上處處碰壁？這是我們今天要反省的問題。
習近平時代「反腐運動」的「打虎」隱喻，實際上就跟「苛政猛於虎」有著直接淵源。這是將國家的混亂歸咎於官員個人，這種情況在古代中國十分常見：在「苛政」肆虐的時候，民衆不攻擊君王暴虐，就攻擊奸臣當道——秦朝以後這，種情況就越來越偏向於後者。人們從不懷疑是不是「秦制」出了問題，只要出現「苛政」，痛駡的多半是奸臣當道（除非罵以前朝代才會指責當時君王暴虐昏庸）。雖然奸臣當道跟君王昏庸脫不開關係，人們更喜歡把鬥爭靶子對準奸臣當道，這樣做無疑是最安全也是最奸猾的，這就是人們常説的「反貪官不反皇帝」。現在中國人痛斥官員貪腐，但是不反對國家政府，跟「反貪官不反皇帝」如出一轍。也正是因爲這個原因，貪官汙吏似乎才是中國社會的「虎患」。
這是一種前現代社會觀念。肆虐中國的「虎患」並不見得只是貪官汙吏（對應諸臣），甚至領導人（對應君王）本身也不見得是「苛政」的主要部分。真正的「虎患」是無法制度化又桀驁不馴的國家。但金·柯貝告訴我們，「虎患」之所以是「虎患」並不見得是因爲強大，而是因爲内在孱弱。毋寧說「孱弱」才是這個國家真正病態的地方。
這是「前三十年動亂」埋下來的禍根。
「前三十年動亂」就像由國家政府主導的無政府主義動亂，雖然在改革開放時代被輕描淡寫，説成是「走了一些彎路」。「前三十年動亂」一個最惡劣的後果，就是沒能實現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這也是爲什麽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政府重新提倡「四個現代化」。不僅在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道路上失敗了，動亂還徹底擾亂了國家制度化。雖然在「文革前十七年」確乎有朝著制度化方向摸索的意思，但是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尤其是「反右運動」，徹底挫敗了制度化探索，徹底失去控制的權力給文化大革命徹底失控創造了根本的前提條件。
這就是鄧小平在1970年代末要面對的中國社會現狀：被包裹在國家形態裡的無政府主義動亂。這是一場至少持續了三十年的「虎患」。與英屬印度殖民地「虎患」不同，擺在中國統治者面前的「虎患」，不是要消滅的對象，而是要馴化的對象：是要把「虎患」馴化成現代國家。而其最重要手段就是實現國家制度化。
於是乎「馴化食人虎」就成了改革開放以後的時代隱喻。
怎麽馴化中國？
中國的政治鬥爭，一鬥爭就要見血。這是十分可怕的事情。爲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公衆無法理解、甚至沒有意識到的。
西方現代國家提倡公開透明的政治鬥爭，大大減少了流血鬥爭的政治成本。這恰恰説明政治鬥爭是可以不必流血的。中國之所以一鬥爭就流血，是因爲缺少制度化程序將政治鬥爭變成公開合法的行爲。
在中國人嘲笑日本和台灣國會議員因爲議會鬥爭甚至打群架的時候，中國政府官員卻在死氣沉沉地開會聼首長訓話，看上去一派祥和，給人一種完全不存在派系鬥爭的假象。甚至即使鐵證如山擺在面前，中國人也不相信真的存在派系鬥爭，人們只當那是謠言和八卦。中國政府更不喜歡承認政治鬥爭，因爲任何暗示内部鬥爭的跡象都像是在示弱。中國政府唯一承認的就是「打擊」，即使習近平明面上喊「鬥爭」，也是「上克下」，不是承認派系鬥爭或甚至「下克上」。
政治怎麽可能不存在鬥爭呢？中國政府刻意隱瞞鬥爭真相，把鬥爭説成是「打擊」腐敗看起來是賦予了某種優勢特權和道德上的合法性。實際上根本遮掩不住的事實是：中國缺乏將派系鬥爭合法化和公開化的制度手段。這並不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反而是巨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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