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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20日星期六

馴虎記 | 怎麽馴化中國?論制度化

中國的政治鬥爭,一鬥爭就要見血,這樣的政治成本未免高得驚人


當代政治觀念 APR 21, 2024

Tigre dans une tempête tropicale (1891) © Henri Rousseau

庫蒙山食人獸


1907年,英國著名獵人和博物學家,金·柯貝(Jim Corbett),正跟朋友在印度北部靠近喜馬拉雅山區的地方打獵,忽然收到消息請他去印度庫蒙(Kumaon)地區獵殺一頭孟加拉食人虎。這頭食人虎係從尼泊爾境内逃竄至印度北部的庫蒙山區,方其在尼泊爾作亂時,殖民地政府曾組織官兵獵殺這頭猛獸,但屢屢被其逃脫。至1907年這頭食人獸在喜馬拉雅山區流竄7年有余,共創下436人次食人記錄,為歷史之最。

金·柯貝接下了這個重任,但是也給殖民地政府提了兩個條件:一是取消懸賞令,二是撤走已經組織起來的官兵和獵人。出於某種榮譽感,他不想被人當成是「賞金獵人」,也不想因爲組織不當,在亂哄哄的槍口下莫名其妙吃槍子。於是金·柯貝自己臨時雇來六個人,組成捕獵小隊,最後追蹤這頭猛獸到了印度北部查帕瓦(Champawat)山區。

當金·柯貝一行搜捕猛虎來到一處村子裡的時候,五十多口人的村子白天也大門緊閉,所有人都被嚇怕了。因爲這頭食人虎專門白天出來吃人,而且村子裏新近就有一名女孩被叼走吃掉了。金·柯貝的人馬來了以後,發現村子大白天大門緊閉,就朝天打槍才給村民壯壯膽子,不然他們都不敢出門。

這時候,金·柯貝已經是聲名遠揚的獵虎專家,他不但多次成功獵殺食人虎,在後來還獵殺過兩頭食人豹(但這是後話)。這一次,金·柯貝一行在村民延引下,走訪了周邊多處襲擊地點,踩點食人虎的出沒地點和習性,直到最後來到了新近事發地。

幾天前,有婦女兒童在山林裡摘橡樹葉用來喂牛。但是從樹上爬下來的時候,沒有看到正有老虎躲在看不見的地方準備伏擊她。她才一條腿落地,老虎一下就跑過來叼住了她的腿。在她還在掙扎的時候,老虎一口咬住了她的脖子,然後把她拖進林下灌木叢消失不見了。根據多個目擊者描述,金·柯貝已經把老虎的花紋和特徵深深地記在腦中。

金·柯貝一行高度警惕,就沿著蛛絲馬跡去找,發現了女孩殘留的頭顱和被咬斷的半截小腿,她的紗麗和裙子也在附近找到了。情況看起來就像是老虎把女孩剝光了再吃掉。這是很奇怪的事情,因爲依照金·柯貝的豐富經驗,老虎是通常會連衣服一起吃掉的,連頭顱和殘肢也不會剩下。經過像偵探一樣縝密分析之後,金·柯貝腦中生動地再現了當時場景,他好像自己親眼看到這頭猛虎在崇山峻嶺、岩石峭壁之間穿行。這時候衆人聽見了虎嘯,不禁心生畏懼。

就這樣在山裡搜尋幾天之後,金·柯貝一行找到了那頭老虎。最後一天,衆人敲鑼打鼓亂哄哄到處打槍,想把老虎嚇出來。老虎正蟄伏在隱秘的地方,也可能被攪擾驚嚇到。正在轉瞬即逝的一瞬間,金·柯貝一眼就看見了那頭老虎,毫不猶豫就朝她打了三槍,衆人立刻循著槍聲方向一時亂槍齊射。

金·柯貝永遠忘不了他第一眼看到那頭老虎的樣子:老虎右側上下犬齒均被折斷,下邊犬齒甚至一直斷到下頜骨。金·柯貝憑他豐富的獵虎經驗斷定,這個永久性創傷可能是很早以前的槍傷,是這頭食人虎無法正常狩獵其他動物的最重要原因,迫不得已她只能以人類爲食。

金·柯貝豐富的叢林經驗使得他意識到這個問題:這些食人獸幾乎無一例外總帶著某種殘疾或者創傷,這是牠們無法在野外正常捕食的根本原因。捕食幾乎毫無抵抗力的人類成了最便宜做法。也就是説,猛獸食人并不見得是因爲凶猛强悍,反而是因爲孱弱。¹

下面我們轉入本文主題:


馴化食人虎?現代國家的觀念轉型


對處在改革開放前夜的中國來説,國家剛剛經歷「前三十年動亂」,比經歷三十年虎患還要嚴重。中國古話常説「苛政猛於虎」,習近平時代超長待機的「反腐運動」也喜歡用「打虎」來形容打擊貪貪汙腐敗高官的決心。

中國人喜歡用「虎」來隱喻一種凶猛異常的氣勢和決心。但是不巧的很,這些觀念往往不是現代國家觀念。

中國人理解的「苛政」跟西方舶來的「暴政」概念有很大區別。當中國人說「苛政」的時候,中國人實際上是有預設的:「苛政」是「仁政」失控的結果,好的朝代是施行「仁政」的朝代,「仁政」失控無非是君王暴虐或奸臣當道;只要輪到好的君王和好的大臣,又可以迎回「仁政」。當古代雅典人痛斥「三十僭主」(hoi triákonta týrannoi)和「寡頭政治」(oligarkhía)的時候,雅典人就不存在對於明君和賢臣的心理期待:他們根本要堅持的是制度,而不是只對駕馭制度的人提出品格和道德要求。

你看問題出在哪裡?

在中國人理解的「苛政」概念裡,是不包含制度反省的:對於明君、賢臣的仰賴要遠遠超過對於限制「苛政」的制度性反省——似乎只要統治者道德上賢明,有沒有制度保障無關緊要。

不要以爲這只是古代人的事情。這一套落後的觀念殘留到「人民共和國」時代,形成了無法實現向正常現代國家轉型的制度化困境。「人民共和國」時代爲甚麼會在制度化上處處碰壁?這是我們今天要反省的問題。

習近平時代「反腐運動」的「打虎」隱喻,實際上就跟「苛政猛於虎」有著直接淵源。這是將國家的混亂歸咎於官員個人,這種情況在古代中國十分常見:在「苛政」肆虐的時候,民衆不攻擊君王暴虐,就攻擊奸臣當道——秦朝以後這,種情況就越來越偏向於後者。人們從不懷疑是不是「秦制」出了問題,只要出現「苛政」,痛駡的多半是奸臣當道(除非罵以前朝代才會指責當時君王暴虐昏庸)。雖然奸臣當道跟君王昏庸脫不開關係,人們更喜歡把鬥爭靶子對準奸臣當道,這樣做無疑是最安全也是最奸猾的,這就是人們常説的「反貪官不反皇帝」。現在中國人痛斥官員貪腐,但是不反對國家政府,跟「反貪官不反皇帝」如出一轍。也正是因爲這個原因,貪官汙吏似乎才是中國社會的「虎患」。

這是一種前現代社會觀念。肆虐中國的「虎患」並不見得只是貪官汙吏(對應諸臣),甚至領導人(對應君王)本身也不見得是「苛政」的主要部分。真正的「虎患」是無法制度化又桀驁不馴的國家。但金·柯貝告訴我們,「虎患」之所以是「虎患」並不見得是因爲強大,而是因爲内在孱弱。毋寧說「孱弱」才是這個國家真正病態的地方。

這是「前三十年動亂」埋下來的禍根。

「前三十年動亂」就像由國家政府主導的無政府主義動亂,雖然在改革開放時代被輕描淡寫,説成是「走了一些彎路」。「前三十年動亂」一個最惡劣的後果,就是沒能實現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這也是爲什麽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政府重新提倡「四個現代化」。不僅在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道路上失敗了,動亂還徹底擾亂了國家制度化。雖然在「文革前十七年」確乎有朝著制度化方向摸索的意思,但是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尤其是「反右運動」,徹底挫敗了制度化探索,徹底失去控制的權力給文化大革命徹底失控創造了根本的前提條件。

這就是鄧小平在1970年代末要面對的中國社會現狀:被包裹在國家形態裡的無政府主義動亂。這是一場至少持續了三十年的「虎患」。與英屬印度殖民地「虎患」不同,擺在中國統治者面前的「虎患」,不是要消滅的對象,而是要馴化的對象:是要把「虎患」馴化成現代國家。而其最重要手段就是實現國家制度化。

於是乎「馴化食人虎」就成了改革開放以後的時代隱喻。

怎麽馴化中國?

中國的政治鬥爭,一鬥爭就要見血。這是十分可怕的事情。爲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公衆無法理解、甚至沒有意識到的。

西方現代國家提倡公開透明的政治鬥爭,大大減少了流血鬥爭的政治成本。這恰恰説明政治鬥爭是可以不必流血的。中國之所以一鬥爭就流血,是因爲缺少制度化程序將政治鬥爭變成公開合法的行爲。

在中國人嘲笑日本和台灣國會議員因爲議會鬥爭甚至打群架的時候,中國政府官員卻在死氣沉沉地開會聼首長訓話,看上去一派祥和,給人一種完全不存在派系鬥爭的假象。甚至即使鐵證如山擺在面前,中國人也不相信真的存在派系鬥爭,人們只當那是謠言和八卦。中國政府更不喜歡承認政治鬥爭,因爲任何暗示内部鬥爭的跡象都像是在示弱。中國政府唯一承認的就是「打擊」,即使習近平明面上喊「鬥爭」,也是「上克下」,不是承認派系鬥爭或甚至「下克上」。

政治怎麽可能不存在鬥爭呢?中國政府刻意隱瞞鬥爭真相,把鬥爭説成是「打擊」腐敗看起來是賦予了某種優勢特權和道德上的合法性。實際上根本遮掩不住的事實是:中國缺乏將派系鬥爭合法化和公開化的制度手段。這並不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反而是巨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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