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零時降臨
「凌亂不堪的廢墟，糾結纏繞的電線，扭曲的屍體，死掉的馬匹，遭轟炸而傾覆的橋樑碎塊，從馬腳上扯下來的血淋淋馬蹄，損壞的槍枝，散落的彈藥，夜壺，生鏽的洗臉盆，漂浮在帶血泥濘中的稻草碎片和馬內臟，相機，面目全非的汽車，戰車的碎片。這些事物見證了一座城市所蒙受的恐怖苦難……」──洛松奇（Tamás Lossonczy），一九四五年於布達佩斯
「偉大的首都被摧殘至面目全非；昔日強大的國家如今不復存在；原先的征服者曾如此殘忍傲慢，曾如此盲目堅信自身使命是主宰其他族類……而今他們在廢墟中翻揀著，這群破碎而茫然、發抖而飢餓的人類失去意志、沒有目標、沒有方向。如何才能找到忠實精確的語言來描述此番場景？」──夏伊勒（William Shirer），一九四五年於柏林
「我覺得自己似乎行走於屍體之上，隨時都會一腳踩進血泊裡。」──雅妮娜（Janina Godycka-Cwirko），一九四五年於華沙
爆炸聲迴盪在夜裡，白日也總能聽到砲聲隆隆。落下的炸彈、機槍的軋軋聲、向前滾壓的戰車、轟隆隆的引擎、著火的建築都發出聲響，聲音籠罩整個東歐，預示著紅軍來臨。隨著前線逼近，地面震動著，牆也在顫抖，孩子們發出尖叫。然後，一切戛然而止。
無論在何時何地，戰爭結束都會帶來一種突如其來的詭異寂靜。「夜裡太靜了，」有位不具名者如此記載著戰爭結束時的柏林。
她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早晨走出家門，外面半個人也沒有。「目光所及處沒有任何平民，俄國人完全掌控了街道。但每棟房子裡都有人在竊竊私語或瑟瑟發抖。誰想像得到會有這樣一個世界隱藏在這裡，如此驚恐，就在這座大城市中央？」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上午，圍城結束那天，有位匈牙利公務員在布達佩斯街上也遇見了相同的寂靜。「我到了城堡區，四顧無人。沿著威柏奇街走，沿路只見屍體和廢墟、手推車和馬拉板車⋯⋯我抵達聖三一廣場，決定進議會瞧瞧，說不定有人在裡面。但裡頭空無一人，所有東西都被掀翻了，就是半個人影也沒有。」
就連華沙這座早在戰爭結束前就遭摧毀的城市（納粹占領軍在秋天那場起義後將華沙夷為平地），也在德軍全面撤退的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日那天變得更加安靜。華迪洛．史匹曼（Władysław Szpilman）是仍躲在華沙廢墟中的極少數人之一，他聽見了這個變化。史匹曼在回憶錄《戰地琴人》（The Pianist）中寫道：「即便是華沙這個在三個月前已成死城的地方，也從未見識過這樣的死寂。甚至聽不見外頭守衛的腳步聲，我搞不懂發生了什麼事。」翌晨，「巨大而嘹亮的聲音打破寂靜，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聲音。」紅軍來了，用波蘭語廣播著華沙已被解放的消息。
這就是人們有時稱之為「零時」（Stunde Null）的一刻：戰爭結束、德軍撤退、蘇聯進駐，這是停止戰鬥、重新開始生活的時刻。大多數關於共產黨接管東歐的歷史正是由此刻開始書寫，而這也很合理。
對於那些經歷了此番權力更迭的人來說，零時感覺起來像是轉折點：具體而有形之事結束了，全新而未見之事開始了。許多人對自己說，從現在開始，一切都會不同。而事實也確實如此。
不過，以戰爭終結作為起點來書寫共產黨接管東歐的歷史雖然合理，但就某些方面而言也相當誤導他人。畢竟，這個地區的人民在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時面對的可不是一張空白畫布，而他們自己也不是從零開始。他們不是從某個地方冒出來，沒經歷過任何事且準備好過新生活的一群人。正好相反，東歐人是從自身家園的斷壁殘垣中爬出來，從游擊隊藏身的森林裡走出來，從監禁他們的勞改營中溜出來，踏上漫長困難的返鄉之旅（如果他們的身體狀況還能負擔）。有些東歐人在德國投降時甚至仍未停止戰鬥。
東歐人爬出廢墟時，看到的並不是全新的處女地，而是滿目瘡痍。捷克作家柯瓦莉（Heda Kovály）在回憶錄中寫道：「戰爭結束就像是駛向隧道的盡頭。」你從很遠的地方就能看到前頭的光，那道持續而穩定的光。你到達彼端的時間愈長，那光芒對於蜷縮在黑暗中的你而言就愈發耀眼。但當你乘坐的火車終於衝出隧道口、進入燦爛的陽光下，眼前所見卻是一片荒蕪，滿布雜草、石頭及垃圾堆。
當時拍攝於東歐各地的照片中，盡是啟示錄般的場景。被夷為平地的城市，綿延數畝的瓦礫，遭到焚毀的村莊，曾是房屋但如今已焦黑冒煙的廢墟。糾結的鐵絲網，集中營、勞改營、戰俘營的遺址。荒蕪的田野，戰車碾壓的痕跡，毫無農業、畜牧業或任何生活的跡象。在剛被擊潰的城市裡，空氣中總瀰漫著屍體的味道。有位德國戰後倖存者寫道：「我讀到的敘述總是以『帶著甜味』來形容，但這模糊到完全不足以描述那股刺鼻怪味。與其說是種氣味，不如說是某種聚集在你臉孔前方的濃稠氣體，堅實厚重且帶霉，令你無法呼吸。你只能後退，像是有人出拳打你。」
亂葬崗隨處可見，人們小心翼翼穿越街道，彷彿走在墓園。在適當的時刻，人們開始挖掘，將屍體從庭院和公園移到集體墓地。時常有葬禮和重新安葬的儀式舉行，不過華沙卻有場著名的葬禮遭中斷事件。一九四五年夏天，一列送葬隊伍正緩慢穿越華沙，但身穿黑衣的送葬者看到了不尋常的景象：一列行駛中的紅色華沙輕軌電車。人行道上，行人停下腳步，許多人跟著電車跑了起來，大聲鼓掌歡呼。不尋常的是，送葬隊伍跟著停下腳步，正為死者哀悼的送葬者也受到身旁氣氛感染，他們轉向電車，開始一起鼓掌。
這種情況並不罕見，生還者有時會陷入一種奇異的歡快感之中。能活下來令人如釋重負，悲傷與喜悅交雜，而貿易往來與重建工作轉瞬便自動開始。一九四五年夏天的華沙熱鬧有如蜂巢，作家基謝萊斯基（Stefan Kisielewski）如此寫道：「在廢墟般的街道，前所未見的騷動湧現。蓬勃發展的商業，忙進忙出的人們，隨處可聞的談笑聲，誰能想到這群人是巨大災禍的受害者，是幾乎沒能從災難中生還的人，他們如今仍生活在嚴苛而不人道的環境中……」桑多．馬芮（Sándor Márai）在同時期的一部小說中如此描述布達佩斯：
無論這座城市或這個社會還剩下什麼，所剩之物都憑著一股熱情、憤怒、純粹的意志力而萌發著生機，挾著強大的力道，態度堅毅，身段靈活。看起來似乎什麼都沒發生過⋯⋯大街上，通道旁冒出攤販，兜售各式美食與高檔商品：衣服、鞋子，什麼都有，甚至可見法國金幣、嗎啡和豬油。生還的猶太人從塗著黃色星號的房子內踉蹌走出，一兩個星期後，他們便開始在買賣中殺價，他們身旁甚至還躺著人和馬的死屍⋯⋯瓦礫堆中，人們為了英國布料、法國香水、荷蘭的白蘭地和瑞士的手錶討價還價……
這種對於工作與重建的熱情將會持續多年。英國社會學家亞瑟．馬威克（Arthur Marwick）曾推測，可能是國家失敗的經驗帶給了西德人重建的動力，他們想找回民族自豪感。他認為，德國所經歷的大規模崩潰可能促進了戰後的繁榮發展：在經濟災難與個人生活的災難之後，德國人欣然投入了重建行動。但德國（東西德皆然）並不是唯一一個渴望復原與「重回正軌」的國家。在回憶錄與回顧戰後時期的談話裡，波蘭人和匈牙利人也都反覆提及自己是多麼迫切地重回學校，拾起工作，追求沒有暴力干擾的生活。而共產黨已準備好利用人們對於和平的渴望。
無論如何，財產損失都比東歐的人口損失更容易復原。東歐所承受的暴力規模遠大於西方所能想像。二戰期間，東歐經歷了史達林和希特勒意識形態中最瘋狂的部分。到了一九四五年，西起波茲南（Poznań）、東至斯摩棱斯克之間的這片土地，大多曾落入各方占領軍之手不只一兩次，有些地區甚至高達三次之多。一九三九年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之後，希特勒便由西方入侵此地，占領波蘭西半部。史達林則由東方進犯，占領波蘭東半部、波羅的海三國與原屬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地區。一九四一年，換希特勒由西邊占領前述地區。一九四三年，局勢再度生變，紅軍從東面進軍，這片土地又一次易主。
也就是說，到了一九四五年，已有兩個極權國家的致命大軍與兇惡祕密警察在這塊土地上來回逡巡，在東歐的民族與政治層面留下深遠的影響。舉例而言，勒沃夫（Lwów）曾兩度落入蘇聯紅軍之手，一度落入德國國防軍之手。戰後，這座城市的名稱變成了勒維夫（L’viv），此地也不再位於波蘭東部，而是位於隸屬蘇聯的烏克蘭境內。戰前定居於此的波蘭人和猶太人不是遭到謀殺，就是遭遣送出境，取而代之的是由附近鄉村移入的烏克蘭裔居民。
放眼全歐洲，出於政治動機的殺戮行動大多發生在東歐、烏克蘭與波羅的海國家。提摩希．史奈德在《血色大地》中如此寫道：「希特勒和史達林雖分別崛起於柏林與莫斯科，但兩人實現改革大業的地點主要是位於這兩者之間的區域。」對於任一東歐民族擁有國家主權這樣的概念，史達林和希特勒嗤之以鼻，他們致力於消滅東歐菁英。德國人認為斯拉夫人是低等人類，地位不比猶太人高多少。在薩克森豪森與娘子谷（Babi Yar）之間的大地上，他們毫不猶豫便下令在街頭任意殺戮、執行大規模公開處決，僅為了替一名死去的納粹士兵復仇便燒毀整個村莊。與此同時，蘇聯則認為東歐諸鄰是資本主義與反蘇根據地，其存在是對於蘇聯的挑戰。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四年與一九四五年，紅軍和內務人民委員部在這塊新占土地上逮捕的不只是納粹或與納粹通敵者，他們也逮捕所有理論上可能反對蘇維埃政權的人：社民黨人、反法西斯分子、商人、銀行家、批發商—與納粹所針對的族群大幅重疊。雖然西歐也有平民死傷，英軍與美軍也有偷竊、品行不端或暴虐事件，但大多數情況下，英美軍隊的目標是消滅納粹，而非消滅被解放國家內部的潛在領導階層。他們大都也對各地反抗軍領袖尊重以待，而非飽含疑慮。
東歐也是納粹盡情施行大屠殺之處，多數的猶太隔離區、集中營和屠殺處決地都位於東歐。史奈德指出，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上臺時，猶太人占德國人口不到百分之一，其中有許多人設法逃亡。希特勒希望打造一個「沒有猶太人」的歐洲，若要實現此願景，德國國防軍就必須征服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白俄羅斯、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國家，最終直抵匈牙利和巴爾幹地區—因為歐洲大多數的猶太人都以此地為家。死於大屠殺的五百四十萬名猶太人大部分都住在東歐，而其他地方的猶太人大多也被遣送至東歐殺害。納粹對於東歐人的鄙視與他們決定以東歐為猶太人處刑場一事密切相關。低等人類的土地，適合執行低等殘忍的行動。
最重要的是，東歐是納粹主義與蘇維埃共產主義交會碰撞之處。雖然兩方在戰爭初始時是盟友，但希特勒一直都想對蘇聯發動毀滅性戰爭；而在希特勒進犯後，史達林也誓言要還以顏色。所以比起西歐，紅軍和德國國防軍之間在東歐的戰鬥要來得更加激烈血腥。德軍相當害怕所謂的「布爾什維克蠻軍」，他們曾聽聞過許多關於這群人的恐怖傳說；二戰打到最後，他們更是不顧一切地和紅軍拼命。德軍特別看不起東歐平民，對當地文化和建設毫無尊重可言。某位德軍將領確實出於對巴黎的柔情與尊重而違抗希特勒的命令，保全了巴黎，但其他德國將領則毫不猶豫地將華沙夷為平地，同時摧毀大半個布達佩斯。西方空軍並不在意東歐的古建築，盟軍轟炸機也在此地殺戮破壞：不只轟炸柏林和德勒斯登，也轟炸了但澤和柯尼斯堡（即今日的格但斯克和加里寧格勒）等其他許多地方。
隨著東線戰場延燒至德國本土，戰爭也愈趨激烈。紅軍像是著了魔似的不斷向柏林推進。蘇聯士兵自戰爭初期便習慣在告別時高呼：「柏林見！」史達林拼了命想在「其他盟國」抵達柏林前搶先攻下此地，他麾下將領明白這點，美軍也心知肚明。艾森豪將軍知道柏林的德軍寧死不屈，他不願美軍平白喪命，決定把柏林留給史達林。邱吉爾則反對這麼做：「如果俄國人拿下柏林，他們會認為自己對盟國共享的這場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讓這種想法留在他們腦中不會不太恰當嗎？此事在他們心中催生出來的氛圍，難道不會導致未來出現重大問題嗎？」但艾森豪的謹慎獲得了最終勝利，英美聯軍緩慢向東推進—美國的馬歇爾將軍（George C. Marshall）曾表示他「不願為了純粹的政治目的而令美軍身陷險境」，而英國陸軍元帥艾倫．布魯克（Alan Brooke）爵士也認為「向德國內部推進的距離在一定程度上必須吻合我們的最終邊界」。與此同時，紅軍則直直開向德國首都，所經之處寸草不生。
從統計數字便可得知事態有多嚴重。英國有三十六萬人死於二戰，法國有五十九萬人死於二戰──這樣的傷亡數字相當可怕，但仍不到兩國人口的百分之一點五。相較之下，波蘭國家記憶研究院則推估波蘭大約有五百五十萬人死於二戰，其中約三百萬是猶太人。也就是說，波蘭失去了約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每五個波蘭人就有一個沒能活下來。即便在戰爭不那麼慘烈的東歐國家，死亡人口的比例也比西歐國家還高。南斯拉夫死了一百五十萬人，占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匈牙利的死亡人數是總人口的百分之六點二，捷克的死亡人數則是戰前總人口的百分之三點七。至於德國本土，死亡人數介於六百萬至九百萬之間（差異取決於「德國人」的定義為何，因當時的德國國界常有變化），大約是德國總人口數的十分之一。在一九四五年的東歐，幾乎找不到哪個沒受重創的家庭。
戰後的塵埃逐漸落定，我們開始看見許多人即便生還也早已遠離家園。許多東歐國家在一九四五年的人口統計、人口分布與民族構成，已與一九三八年大不相同。納粹占領東歐後有好幾波遣送和重新安置的行動，導致東歐人口分布出現劇烈變化，其影響之重大，西歐人至今未能充分理解。德國的「外來居民」被遷入德占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目的是為了改變特定地區的族群分布，至於該地原本的居民則遭驅趕或謀殺。早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住在羅茲較好區域的波蘭人和猶太人就被趕出家園，好讓德國官員進駐。之後的幾年，納粹將二十萬左右的波蘭人從羅茲遣送到德國，強迫他們在該地勞動。猶太人則被趕到羅茲的猶太隔離區，大多數人都死在裡頭。德占政權把這些人的房子分配給德國人，包括來自波羅的海和羅馬尼亞的德裔民眾，有些人還以為自己分到的是遭人遺棄或無人關照的房屋。
戰後，人們開始將事情恢復原狀或遂行報復。一九四五、一九四六與一九四七年是難民流徙之年。德國人向西遷移，德國勞改營和集中營內的波蘭人和捷克人返回在東方的故鄉，被遣送至蘇聯的人回來了，戰場上的軍人也開始返家，流亡者紛紛從英國、法國或摩洛哥返國。但許多難民回到家鄉後，卻發現家鄉已經面目全非，只得移居他處。楊．格羅斯估計，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三年間，約有三千萬名歐洲人遭到驅趕、重新安置或遣送他處。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八年間，又有兩千萬歐洲人移居別地。克麗絲蒂娜．克斯頓指出，一九三九至一九五○年間，每四個波蘭人就有一個不住在戰前的家。
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一無所有地返回家園，不得不向其他人（教會、慈善機構或國家）尋求幫助，無論是什麼樣的幫助。許多在戰前不需仰賴他人的家庭，如今卻得在政府單位門前排隊，等著政府分配房屋或公寓。曾憑雙手工作掙得薪水的人，如今卻必須從別人手中求得物資配給卡，或是一份政府機關的工作。被強行趕出自家門口的難民，心情自然不同於為了賺錢而移居他方的移民，前者的處境帶來了他們以前也許從未經歷過的依賴感與無助感。
更糟的是，東歐不僅是地貌受到嚴重摧殘，經濟上也承受了慘痛破壞，其規模之龐大同樣令人難以理解。並非每個東歐國家在戰前都很富裕，但此地原本在一九三九年時並不像一九四五年時那樣遠遠落後於西歐國家。確實有些東歐人從戰時的槍枝、戰車生產需求中獲利（許多經濟史家討論了當時產業工人階級的成長，在波西米亞與摩拉維亞地區尤甚），但二戰的下半場對所有東歐人來說都是場大災難。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匈牙利的國民生產總值只有一九三九年的一半。統計指出，在二戰最後幾個月裡，匈牙利有四成的經濟基礎建設被毀，首都布達佩斯更有四分之三的建築遭到破壞，其中百分之四被夷為平地、百分之二十二變得無法居住。該國人口只剩戰前的三分之二。德軍在撤離此地時，帶走了該國大部分的鐵路車輛，剩下的車輛則被後來的紅軍以賠償為名徵收。
至於波蘭，一般估計其經濟損失亦在四成左右，但有些地區承受的損失甚至更高。波蘭的交通基礎建設被破壞的程度格外嚴重：全國有一半以上的橋樑被毀，港口、航運設施和四成鐵路設備也面目全非。多數的大城市遭到嚴重破壞，也就是說有許多房舍、古代建築遺跡、藝術品、大學和校園都永遠消失。華沙市中心有高達九成的建築受到部分或全面性的破壞，因為德國人在撤退時對此地進行了系統性轟炸。
其他德占城市也一樣悽慘，這得歸責於盟軍那些引發大火的空中轟炸，也得怪罪希特勒命令德軍在巷戰中堅持到最後一兵一卒。即便是在破壞範圍沒那麼廣泛、也沒遭到廣泛轟炸的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人民的損失同樣慘重。舉例而言，羅馬尼亞失去了他們的油田：那是原本在一九三八年之前，羅馬尼亞三分之一國民總收入的來源。
戰爭還以其他難以量化的方式影響了東歐經濟。楊．格羅斯和布萊利．亞柏蘭在兩篇頗負盛名且實至名歸的文章中探討了二戰造成的社會後果，文中指出東歐大部分地區（當然包括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羅馬尼亞及德國本土），大規模徵收私人財產的其實是二戰期間的納粹與法西斯政權，而不是戰後的共產政權。在中歐地區，當地政權和德占政權大規模徵收了猶太人的財產與企業，占領後期則進行了更廣泛的德國化行動。這類事情有時在暗中進行，例如在捷克，德國的銀行控制了捷克的銀行，因此常由德國銀行來裁定捷克某銀行或企業是否有還款能力──當捷克銀行或企業無力還款時，就由德國銀行或企業出手相救，從而取得控制權。這類情事有時也明目張膽地進行，例如在波蘭，許多工廠和企業雖然名義上仍屬波蘭人，卻常被安插德國籍的經理或董事。
占領期間，地區經濟的方向也遭到改變。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間，東歐各國對德國的出口額增加了兩至三倍，而德國對於當地產業的投資亦然。從一九三○年代初起，德國經濟學家便不斷主張在東歐建立經濟殖民地，而德國企業在占領期間確實也據此進行：通常是透過私占猶太人的工廠與企業，有時甚至也私占非猶太人的企業。整個地區成了自給自足的封閉市場，這在過去也是前所未見。這代表當德國崩盤時，該地區的國際貿易關係也會隨之崩潰，最終導致蘇聯輕易取代德國的地位。
出於同樣原因，德國戰敗也導致了一場所有權風暴。戰爭結束時，德國的企業家、經理和投資者不是逃離當地就是被殺害，許多工廠遭棄置、失去主人。這些工廠有的被工廠委員會接管，有的則由地方當局接手。遭到遺棄的產業最後大半都收歸國有—如果廠內財產沒被整套打包運到蘇聯的話。蘇聯認為所有「原屬於德國」的東西都是對於戰爭的正當賠償，而對此表示抗議的人是出奇地少。一九四五年時，政府當局已經可以直接沒收私人財產而不提供任何補償，這成了東歐的既定原則。所以當政府開始將一切大規模收歸國有時，也沒有人真的感到訝異。
作者為美國著名媒體人、歷史學家暨公共知識分子，普立茲獎得主，《大西洋月刊》與《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共產政權在東歐倒臺時她正以《經濟學人》外派記者身分派駐波蘭，是第一批帶回當地消息的記者。安愛波邦同時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資深研究員，負責研究政治宣傳與不實資訊。著有《古拉格的歷史》、《紅色饑荒》、《民主的曙光》等。
書名：《鐵幕降臨：赤色浪潮下的東歐》
作者：安愛波邦（Anne Applebaum）
出版社：衛城
出版時間：202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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