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8日星期日

盧斯達:中國是變成晚清還是變成日本

 盧斯達 / 上報 20240428


「明治維新成功,晚清維新失敗。」雖然是高度傳統和簡化,但也能形容兩條「接受現代性」的路徑。「是變成晚清還是變成日本」,今天對很多「後發展群體」仍然是沉重的問題。

 

日本高層較能理解「國際」這個俱樂部的組成及交涉方式,看到作為世界一份子的條件:日本居民要成為一個西方意義下的「國族」,才有望在「國際主宰」的世界生存下來。大清皇帝和官員遲遲未能放下身段,有不願意「對等外交」的文化心魔,觀念上難以接受自己只是萬國之一而不是天朝上國。這點分別在「競賽」初期已經很明顯。

 

義和團之亂是 124 年前的事,八國聯軍包括日本。經此一役大清被國際社會視為野蠻人。清人在第一天中外接觸可能就在害怕這件事:被野蠻人視為野蠻人。如今惡夢成真。光緒希望變法,慈禧後期也被迫主持改革,但改革大體仍是富國強兵,最多是走向君主立憲。

 

現代中文非常依賴那一堆和製漢語,是由於現代生活的相關觀念名詞,是首先由他們理解及翻譯,現代人至今仍生活於這些詞語中。

 

當時日本相對貧窮,人口少、資源少、天災一向頻繁,但也因此有強烈危機感,一直沒有自我中心的壞習慣。「蘭學」以來,就以最大力度理解這些歐美列強「為甚麼強」。日本理論上還在鎖國,但地方是有競爭壓力,所以一直還是有積極升級的心。

 

列強強的原點是歐洲國族建構時發射出來的大眾精神熱忱,它推動著資本主義、民眾爭取民權、私人市場、激發勞工工作自發性……乃至向外征服的帝國主義,是一切事件的一大源動力。「列強」那麼強,是因為被「平等的光榮身份」號召起來的「國民」自發性更強。法國大革命精神武裝下的法國人,能憑一己之力突破歐洲反法聯軍的圍攻。

 

日本當局明顯更了解何謂「現代國家」,來自藩的下級武士成為明治政府官員,任務是盡快將日本變法一個歐洲式國族,包括富國強兵,但更多是關於生活和觀念的西化。明治 8 年頒布《平民苗字必稱義務令》,規定有「姓」也是一個國民義務,也是「製造國民」的支線任務。

 

必須多管齊下令平民變得比以前更有尊嚴,激勵所有臣民為共同體爭取回報和表現。事後看來,中國一方潛意識認為進入國際是降格,日本一方潛意識卻認為是升級,對學習「國際」相當有熱忱。

 

只不過在經濟學家看來,這都是資本主義的好。在民主或憲政主義者眼中,這是因為日本行了君主立憲。

 

日本明治維新十分是少數成功改革的國家之一。(維基百科)

 

大清滅亡,國民政府出生,之後國民多次示威「罷賣日貨」,那肯定是日資做生意做到能傾銷中國。這「帝國主義」力量背後就是一個一個「變成的」日本國民,被身份的尊嚴和神話激勵的一班人。國民經濟、資本的擴張和再投資,其實到底還是靠普通人的熱情灌溉。

 

晚清人很多精神萎靡,自得其樂,所以魯迅才放棄行醫去寫東西。國民黨和共產黨當時也覺得推動革命很難,因為當時中國人沒有國民意識,因此很難被冒犯,所以也很少會不滿到為一個目標聯合起來革命。

 

傳統對「中國老百姓」的評語也是一體兩面:刻苦耐勞及逆來順受。一戰後,日本索要山東權益的問題,事情終於有了變化,人們跑出來反對日本,大眾感到自己作為一個集體感受到侮辱和危機。中國革命那時才終於初步結出花,有了一班有共同身份的人,但他們剛剛甦醒,面對的是降維登陸的大日本帝國。

 

日本和大清的維新結果大不同,起碼前者的改革目標(成為國際上一個國族)設定得當。大清希望成為一個強國,而改革的阻力來自他們自己對「現代」觀念上的抵抗。

 

最基本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是英法聯軍要求下才設立,作用類似外交部的雛形,但只是軍機處大臣、大學士等組成的臨時機構。「外交」本身就不是王朝理解的概念,朝貢倒是有的,但朝貢是講尊卑而不是國與國外交。

 

改革可以是手術成功,但病人最後掛掉。結果也是中國可能在改革中有所進步,但清室自己過渡失敗,未能成功濟身民族之林。

 

英法的大革命以來,關於國民的假設,是建立於內部成員平等的想像,這不容易被天朝思想的社會接受。一個士大夫不可能跟賣麵小伙是兄弟手足,皇帝不可能跟屬下打成一片。在天朝生活的人,就是應該彼此生活於不同宇宙,被階級、文明程度、省籍所分隔,這才合乎天理。

 

歐洲意義下的那種 nationalism ,講市民打成一片無分高低的想像,清政府會認為是煽動漢人排滿。晚明文人寫這些,也會引來散播異端的指責,可能要收監處死。因為呼喚一個人人平等的國度,其實是在沖擊帝國的儒家倫理。人人平等的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都要重估價值,那可能會帶來社會動亂。

 

晚清改革失敗一個非主流解釋可以是:中國人對階級不平等的適應力高,甚至每種人早就發展出適應辦法,並樂在其中(只要有更差的比較對象),這可能是一種難以製造積極國民的土壤。革命份子在溥儀在退位後,可能就會看到問題真正所在。皇帝是下台了,但普通人還是消極臣民,而不是理想中的積極國民。

 

這是超長期皇帝統治的後遺症。弱民之術長期實行,保證人們不能輕易造反,但人普遍而言也肯定不會積極到哪裡去。這形成的也是一個不積極社會。

 

光緒沒有得到弱民術的紅利,卻為此付出代價。大家都知道要改革,洋人比我們強,國民卻叫喚不醒。魯迅甚至覺得他們在鐵屋裡面,快要被氣體無知覺毒死。

 

無數的王朝、無數的暴力、無數的聖賢書,將這個區域的人們深度馴化。在此前很多年,皇帝只希望農民低頭閉嘴好好耕作,準時納稅服役即可,到了 19 世紀某天,國家卻突然希望人們要關心國家大事,吸收世界新知,為民族前途憂心如焚,最好出錢出力……很難。

 

遠古的「消極國民性」這時發揮一把雙面刃的效果。人民容易管治,但人民也消極和麻木:他們不是「真心愛國」,改革也失敗了。

 

※作者為香港評論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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