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A 20240419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 - 前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六四历史学者何晓清 (Rowena He)4月18日在美国的乔治城大学出席一场天安门35周年的对话会。从六四屠杀到今日香港,谈到民众与强权的抗争时,何晓清表示,八九年不是结束,而只是开始;只要不放弃建立公民社会的努力,中国就一定会有希望。
天安门大屠杀35周年前夕,前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何晓清本周四(18日)晚受邀出席了在华盛顿DC的乔治城大学举办的中国的人权问题对话会。很多本地人权活动人士、香港留学生等与会。
出生在中国广州的何晓清曾经亲身参与过1989年学生运动。当时17岁的她以广州中学生身份参与了“省港大游行”。2019年后任教香港时,她亲历反送中运动及港版国安法落地,看到香港的青年一代又面临89年同样的暴力与恐怖。但是直到维园的六四纪念活动被取消、以及香港中大的民主女神像遭移除,她依然坚持每年身著黑衣、点燃蜡烛,和学生们一起纪念六四。
“我们一无所有 但还在内心里坚持”
“就像89年之后的中国一样,我们当时都觉得我们一无所有,他们有枪、有炮、有坦克、有机枪,可是到了最后,我觉得很多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在内心里面坚持。像香港,30年他们为我们这个燃起了这个烛光,为公义,为真理。” 何晓清告诉本台,即使在香港通过23条立法这样的困难情况下,她依然觉得还有希望。“我觉得只有在我们放弃了这个公民社会的建立的这个的努力,我们才会没有希望。我觉得历史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总有一天我们是会看到公义,看到真理。”
已入加拿大籍的何晓清2014年曾出版《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一书,被亚洲协会评为当年关于中国的五大书籍之一。她也是首位在哈佛大学开设“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课程的华裔学者。
演讲中,何晓清提到,三十五年来,各种压力下,她曾多次想到放弃对六四的研究,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因为她希望可以让大家听到那些被沉默的、89年的声音,希望历史可以被承继下去。她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悲情。
她告诉本台:“更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个历史现在模糊不清,这个强权一直这样去改写这个历史,其实也在各个方面影响到中国的社会政治、心理啊等等。就像米兰昆德拉说的,人类跟强权的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所以我觉得这个89年不是一个结束,只是一个开始。”
没有民主机制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
演讲中,何晓清也提到,无论是八九一代、还是香港反送中时的学生们,都没有真正认清中共政权。她告诉本台:“我们89年走上街头也是因为希望,而不是因为仇恨走上街头的。那当然,后来面对血淋淋的镇压,我们那时候的确是没有了解说,这个政权真的是会出动坦克、机枪来面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的。”
何晓清说,虽然2019年的香港学生对于中共政权并没有所谓的“幻想”,但他们依然认为,从现实角度看,中共会害怕让香港丧失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所以他们才提出‘揽炒’等一系列策略。“可是到了最后,我觉得大家没有想到,其实结果还是一样的,因为对中共来说,维护他们的政权大概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很长一段时间,外界曾经相信,如果中国经济发展了,有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社会,中国就会民主化。尤其在2008年的奥运前后,很多学者曾期望中国大陆可以像台湾一样,一夜之间发生改变。但那之后,中国却离民主化的道路越来越远。而何晓清一直对此保持清醒的态度。她说:“那当然我也会对中国有期待,可是我一直就是觉得说,如果没有这个民主这个机制的话,那最终还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
第二种忠诚
因为对六四历史的研究,何晓清也成为中共持续打击的目标,始终面对着沉重的压力。2023年2月初,青年民建联副主席穆家骏在《文汇报》发表题为“中大须清除反中乱港'学棍'”的文章,点名批斗何晓清。同年10月,何晓清遭香港中文大学解雇,港府拒绝她续办签证的申请。
何晓清说,她只是在教历史,想要守住学术上的讨论自由, 而并没有很偏激的去表达什么。她认为,那些攻击她的人也是中共制度下的受害者。她相信只有通过对话、交流,才能使国家变得更好。
她说:“我做的所有事情不是因为恨,是因为爱,所以我才说是一个被背叛的忠诚。我还是希望说,有一天我们的年轻一代、我们的中国,也可以有一样的民主,一样的自由……我想不只是我,我知道有很多很多无名的朋友都在继续,可是他们连声音都没有。我希望他们能够听到这个声音。我知道他们是在somewhere(某地)、在那里,只不过我们看不到他们。”
香港留学生看未来:“这就是我的责任”
对话会上,与何晓清对谈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表示,天安门事件很重要,各国政府、政治家及分析家对于这一事件的长期影响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当年,各国的不作为,让中共得以逃脱罪责并纵容了其对人权的持续侵犯行为。35年过去了,面对中共领导人的所为,各国都应该有责任好好反思一下。
现场听众中,来自香港的留学生Chris告诉本台,他自幼就跟随父母每年参加香港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也看到香港过去几年的抗争和衰落。虽然年轻一代对六四的认知可能与上一代不同,但大家都在努力保持这种记忆。对于香港的未来,他觉得不必多想,只要默默实干,因为“This is my duty (这就是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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