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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

蘇暁康:鄧小平望海有點晚

(作者臉書)

【按:北京亂了營。外長防长皆失踪,經濟熄火,青年失業嚴重,美中全面對決,北戴河元老們焦急萬分,但是我看這些問題,都歸結為一個問題:打不打台灣!習近平明白,拿不下台灣,他就歇菜;而外事口、軍方衡度情勢,斷然沒有決勝的把握,這軍方,首先就是火箭軍嘛,拿台灣,海軍陸軍都使不上。習性急也有道理,經濟下行了,中國實力開始疲軟,強國快成明日黃花,不只爭朝夕就全黃了!然而這一切的前因後果,還得從鄧小平說起,要說晚了一步,從他那會兒就稍遲了點。當代中國,一切都是彎道超車,你說打仗、征服、軍事的事兒,也能彎道嗎?火箭井蓋打不開咋辦?司令員為此自殺嗎?核潛艇機械失靈、缺氧咋辦?雖然如同我在《海慟》的序言裡說的,「共產黨也終於讀懂了西典,這回不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而是麥金德的《陸權論》和馬漢的《海權論》,陸權與海權的對峙,令這個從黃土高原走出來的「小米加步槍」政權要造航空母艦了,此後經過二十年瘋狂海軍擴張,截至2022年共装备各类舰艇837艘,总排水量约265.36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海軍,其中战斗舰艇493艘、航空母舰2艘(不含尚未服役的福建舰)、驱逐舰43艘、护卫舰93艘、导弹艇81艘、两栖舰艇169艘、常规动力潜艇61艘、核潜艇18艘,大量水面舰艇如同「下饺子」一般駛入太平洋。」這就像「大煉鋼鐵」那會兒一樣,沒用!】

海牙法庭裁決中國對南海沒有主權。"千年孤獨之後的黃河,終於看到了蔚藍色的大海。"這是《河殤》解說詞的最後一句,我至今可以感覺到它的滾燙。然而大海並沒有邀請黃河。"黃河來到了偉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二十九年前《河殤》就預言了這痛苦,如今成了互聯網上愛國憤青們的咆哮,讓我覺得很荒誕。
八十年代只有少數知識精英"崇洋媚外",大部分成年人還在黃土地上睡眼惺忪,而年青人則哇哇叫地往海外、往沿海城市蜂擁而去,雖然鄧小平戰戰兢兢只敢開放一個深圳。那時候,趙紫陽在想海外來料加工、胡耀邦在想中國人能不能從吃谷物改成吃牛奶肉類、鄧小平則總在琢磨陳雲又會使什麽陰招兒。他們都絕對沒有關於航空母艦、南沙築島和"九段線"的想象力。那時中國只有"西洋幻想"而尚無海洋欲望,民間只湧動著一股掙脫封閉、無知、內陸的激情。
費正清寫《劍橋中國近代史》提到:不知為什麽,當海上已經出現了來自西方的堅船利炮以後,整個中國政府的注意力,財政、軍備,重點還在對付西北──那時西北正在發生太平天國後期所引起的捻軍和"回亂"。中國政府的主要力量還在西北,沒有海軍,也沒有真正懂得海戰的人。高陽的小說《紅頂商人》也說,左宗棠率軍征西,清朝政府都沒有錢給他,他是靠胡雪巖去向西方人借銀子。中國當時有內陸的麻煩和壓力,一直沒有處理好海上來的問題。
鄧小平的"回亂"發生在天安門廣場。大清還沒找到"海洋"的感覺就垮了,鄧小平的政權卻存活下來,是靠屠殺學生娃娃而沒垮掉。所以當時中南海哪有心情做海洋夢?這不僅讓中國的"海洋欲望"晚了三十年,也叫這個政權受了釜底抽薪的戟傷。改革變成維穩。激情早已糜爛。

大一統欲望的延長

"六四"合法性危機,使北京喪失了對邊陲的凝聚力,也引發了"邊陲對中心的恐懼癥"。疆藏兩地抵死(自焚、武力)抗爭;香港人則從疆藏的今天,看到了他們的明天,懼怕有一天港澳"中國內地化";香港的淪陷,又激出台灣抵制"服貿協議"的"太陽花"學運,讓國民黨丟了江山。繼而,東南亞和環太平洋周邊的國家,也感染了中國邊陲的恐懼癥——這恰是"中國崛起"的本質:中國不僅不會"分裂",這個壞制度得勢了還要開疆辟土,對外擴張,於是東海南海從此不靖。
毛澤東一生沒有"統一"中國,此所以鄧小平高度重視"回收香港",並視其為一生最大滿足,但他還是飲恨台灣。這漸漸慣出中共的一種"領袖情結",誰上台都要以完成"統一大業"為最高業績;又則,"統一大業"也是這個政權代價最便宜的合法性補充劑,因為被"民族主義"馴化的老百姓最吃這一套,馬克思已經不靈光了。
以壞制度統合邊疆、民族地區,是近年來中共的成功經驗,因為它無須以老百姓感受為準,而是以試煉體制壓制社會的"馬基雅維利式"技術為準——今天我們看到,在其徹底控制下的新疆維族已近絕望,而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被拖成一盤死棋,藏族也看不到其他出路;香港人因特殊地緣而在無操作性的"獨與不獨"之間掙紮;北京唯有對鞭長莫及的台灣極盡訕笑。中國其實沒有什麽"海洋戰略",它只是搞定了四個邊陲,心里說何不索性去南海撒潑?
《河殤》當年沒說,黃河其實沒有流到出海口,就幹凅了。

造島:內陸型思維來到海洋

南海唯一的誘惑是石油。八九年鄧小平殺了人就說:"必須把經濟搞上去",於是將中國轉換成一座"世界工廠",近二十多年"掠奪式"的耗竭型發展,搞得資源匱乏非常嚴重,必須到海外去搶了。一個海洋地質學家大聲疾呼:"鄧小平的海洋政策就是把近海守住,韜光養晦,不與人爭利。但現在不行了,中國的石油有一多半都從國外運來,貿易也要依靠外國市場,如果再不爭取海上利益就會為人所制。"這是六四屠殺的邏輯後果。
可是南海既無島嶼,更無土地,如何說它"自古屬我"?中國喜好搬出歷史來證明領土歸屬,乃是一種標準的內陸性思維,因為華夏漢族兩千年來,便是從北方幹旱的黃河流域,漸次墾殖到潮濕的長江、嶺南、雲貴地區來的,這種文化是離了土地就心虛的,腳下無寸土甚至不敢強詞奪理,哪里像橫行大洋的海盜,搶到你家門口也理直氣壯。
所以中國南海造島,立馬勾起我的一個回憶:當年在山東煙台,我坐上一條小船,劃過蓬萊水城的拱門,一看到黃海就想:為什麽島國的倭寇可以渡海來打明朝,而中國人只能守在海邊,連想都沒想過要去日本看看究竟?為什麽歐洲的海軍炮艦可以全球遊蕩,而中國的戚繼光只知道把長城修到海邊來?
西方人分析,南海造島是一個"維護國家面子、但缺乏戰略邏輯作支撐"的政策,因為即使中國把整個南海變成它的內湖,也確保不了從太平洋一直通向印度洋、波斯灣的各條海上通道的安全,而投資研發新導彈對付美國航空母艦,對於解決中國的潛在安全難題作用不大,反而無端引發美國的對抗。
可是中國的想象力只有島,只要在海上堆土,心里就踏實了。中國並沒有從大陸運載沙土石料去填南海,而是跟德國合作建造了一艘大型自航絞吸挖泥船"天鯨"號,以"吹填法",采用南沙礁盤周圍大量的海砂造島,但依然造價不菲,據《金融時報》報道,以永暑礁為例,工程總造價約為736億元,連國人都驚呼:這哪是造島,分明是造大陸。這造價是個什麽概念?就算折價美元一百億,恰是美國地產大亨川普的身價——這爺們只值南海一個人造島。

政權保衛戰契合海洋戰略

對中國新的全球戰略"一帶一路",西方分析家蠻讚成"一路"而批評"一帶"(海上絲綢之路),說中國計劃在中亞地區開發一條通向歐洲和中東的新"絲綢之路",可以替代過度依賴脆弱海上航線的"一帶"——其實"一路"穿過社會秩序徹底瓦解的戰亂中東,恐怕更"脆弱"。
不過這是中國人的business,不管洋人痛癢;只是西方分析家看不懂,中南海在南海怎麽玩,都不會輸掉什麽。如今大多數人已經淡忘,中國興起的後八九民族主義,直接跟太平洋有關,眼下遭遇"南海危機",可以說早在預設之中。
九十年代初,人們預測歐洲已經衰落,北美也要衰落,而東亞崛起,將是下個世紀高度發展的地區。1993年鄧小平說了一句話"國際環境對我們有利",指前蘇聯垮掉了,中國沒有北方威脅,可以走向太平洋了,當時中國出現很多說法:"太平洋時代"、"中華經濟圈"、"天時地利對我們有利"、"走向大洋練兵"、組建遠洋海軍,向俄國買航空母艦,等等。
誰知中國面向海洋最先遇到的是"第一島鏈",其中台灣島扼其咽喉;再往東又有第二島鏈,從日本群島向南鏈接印尼群島,封住了關於太平洋的一切。我們不妨以此來解釋近兩個十年里在東亞和兩岸發生的所有摩擦,諸如台海"導彈危機"、"釣魚島"紛爭、東海防控識別區、美國"圍堵戰略"、中國反日狂潮等等。然而壞事變好事,這也給中共創造了一種極好的外部環境,它對此的投資極具"戰略眼光",將老百姓引向太平洋上最靠近的兩個島國,盡力釀造仇外情緒,馴化大眾的狂熱民族主義,恰好可以轉移他們對內部腐敗、專橫、不人道的憤怒,因為一個沒有聲音的族群是深仇大恨的。這里還有一層歷史鋪墊:新中國對太平洋只有痛苦記憶,毛澤東1950年派兵攻打台灣而全軍覆沒;蔣介石從台灣派飛機深入大陸,據說是激怒毛澤東搞"大煉鋼鐵"要造航母的誘因。情緒化常常是歷史的真正奧秘。
從文化角度描述這幅景觀,比政治、國際關系角度更準確。"反太平洋狂潮"(涵蓋反日、反台獨)及其伴隨的中文語境中的單向口水戰,極致是所謂"情節雷人台詞低俗的抗日神劇"大行其道,被網友用"四化"形容:戰爭遊戲化、我軍偶像化、友軍懦夫化、日偽白癡化——在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里,人性受到某種禁錮,社會人格的發展就被限制在一定的宣泄區域,如逞口舌之快,又借互聯網獲得長足發展 ,泛濫無度,以此解釋中國人靠低俗、下流過嘴癮靡然成風,再恰當不過。這絕非僅僅"文化商業化"而已,背後須有制度化的政策和財力支持。
海牙一裁定,網上出了一個段子:中南海決心打大仗,是不必懷疑的,現在的問題是:一、戰場選在橫店還是中山影視城?二、戰役任務到底交給八一廠還是華誼兄弟?三、前敵指揮選馮小剛還是張藝謀?四、還用不用抗戰神劇名角、嫖娼被抓的黃海波?反正中國只贏不輸。

長程歷史的陰影

南海危機,說到底就是海洋和內陸的問題。
歷史學家余英時曾提出他的一個觀察,認為中國的歷史是從西北,從內陸亞細亞逐漸向海洋推移的一個過程。最初從漢代帝國唐代帝國所遇到的敵人,都是來自西北的,到唐以後,遼、金、元都是從東北西北,都是從不靠海的內陸開始,這是一個壓力,是少數民族對中國的壓力,不斷地把漢民族從黃河流域推到長江流域,從長江流域逐漸向海洋發展。余英時說這是一個從內陸來的政治壓力,一個代表西北的文化。中國的發展是從西邊向東邊,然後從北邊到南邊,慢慢地越來越接近海洋,這種發展一直沒中斷,但是遭遇到西北力量的影響時就有轉折。
他舉例,第一個轉折就是蒙古人的入侵。永樂的心里想的依然是蒙古人,明朝對大知識分子的侮辱不是中國的制度,自漢唐以來對宰相、三公九卿是非常尊重的,何以有後來這些嚴酷的制度,當然是從內陸民族帶來的,最早是金人,後來是蒙古人,然後是明朝人繼承下來。但到明朝,向海外發展已經很大了,永樂有鄭和下西洋,西方人研究文藝覆興的,研究航海歷史的,都承認中國可以向西發展,它何以沒發展?主要是政治原因,永樂的宮廷政治不允許這樣的海外發展。由於滿清王朝比後期的明代帶著更濃厚的內陸取向,海洋中國的發展在十七、十八世紀受到了嚴重的政治阻擾。余英時總結:
我覺得海洋和內陸的問題是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政治是被內陸所左右的,經濟文化是慢慢向海洋發展的,所以政治與文化,經濟與文化有一種沖突,不是合一的,甚至是背道而馳的。這個沖突可以說一直延續到今天,我甚至可以說包括共產黨。它真正的基地是陜北,是在最貧窮的、也最能滋養原來內陸政治那一套的土地上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土地上發展的政權,有一種封閉性,就是關門主義,對外面是恐懼的,不放心的。歷史有時是奇詭的。近三、四百年來,中國內陸取向的政權雖然千方百計阻撓海洋中國的成長,但傳統的內陸文化,特別是家族組織和勤勞節儉的工作倫理,卻是中國人海外發展的主要的精神憑借。 脫離了內陸政治的羈絆,中國的傳統文化反而能在新的經濟領域中發揮得更為暢快。
所以今天坐在中南海頭把交椅上的是一個陜北娃子,你不應該看成是一個偶然。

——《海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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