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是被毛泽东在诗词里点名的，著名的“牢骚大王”。他有印章：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又说“我自信我有科学的预见，并不在毛先生之下。” 他是如何从拥护中共和毛转到公开嘲讽毛的？毛又是如何整治他的？他要去见大人物却不肯服从门口警卫的要求，警卫掏出枪来，他居然用墨水瓶……
柳亚子有两枚印章，不但引人注目，以后还生出是非，说来话长。一枚的印文是：“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典出《史记・季布传》，其意是说能以敬佩和爱护的态度事主。另一枚的印文是：“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这里大儿、小儿的“儿”，乃“孺子”、“男儿”之意。邹容在他的《革命军》一书里，也用“大儿华盛顿”、“小儿拿破仑”的句子，柳亚子在这里用以表示对西方两个杰出人物的尊崇。
中国人既不善对伟人以平等精神称兄道弟，也缺乏历史知识和文字修养，所以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这两枚印章都感到难以接受，甚至引起误解和责难。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文革”中，所谓博古通今的康生在一九六六年七月看到印章的印文，竟接连三次批文，大骂柳亚子“反动之极”，印章也随即被毁。庆幸的是柳亚子本人死在五十年代，免遭厄运。
这种真性情使他不但“自负”，还表现为“不满”。要命的是它们竟以牢骚的方式体现出来，而且牢骚不断。国民党当权，有牢骚；共产党掌权，也有牢骚。这就是说柳亚子的牢骚并非是政治立场所致，而是个性中一贯的反抗精神，当然，牢骚也与自我评价相关。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九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文中写道：
“对于中共，做它的朋友，我双手赞成。但要我做尾巴，我是不来的。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
又说：“我自信我有科学的预见，并不在毛先生之下。”
这些话太吓人，特别不适合大陆人看到，所以文章一直没有公开发表。
柳亚子行书杜陵诗（原稿8页，此最后2页，私人收藏∕时报出版提供）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柳亚子在《华商报》以“新的开始”为题发表谈话。他说：
“两年前，毛泽东先生在重庆的时候对我讲过一番，劝我不要天真地乐观。他说过：‘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我不相信，便把他的话倒了过来，对他讲道：‘照我看来，应该这样讲，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吧！’他微笑不言。”
显而易见，非要把毛公的话倒过来，恐怕这也是在展示自己的高明。
一九四九年二月底，柳亚子、宋云彬等几十个知名人士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从香港启程，一路经过烟台、济南、沧州等地抵达北京。一路上他们兴高采烈，作诗、打牌，有的还唱昆曲。柳亚子也是处在兴奋状态。每到一地，他都要在欢迎大会上致答辞。哪怕是主人家没有安排，他也要站出来讲话。讲话的末尾还要高呼：
“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
刚进入红色政权，柳亚子兴奋过度，又自信过度，认为自己的才干不在毛先生之下。一些言行也有失分寸，比如因为吃黄瓜，能搧人耳光。他的情绪除了兴奋，还有牢骚，这是很多人没有料到的。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上午，许多民主人士得到通知：下午一时半，由李维汉召集座谈会，讨论“统战问题”，为了郑重，特别发了入场券。下午二时许，座谈会开始。李维汉宣布毛主席将于四时许到北平，请同往西郊机场欢迎。原来所谓的“座谈会”是假，“接驾”是真。三时半，大家乘坐巴士赴西郊机场，后又改乘卡车，约二十人一车。五时许毛泽东抵达机场，之后军乐大奏，放照明弹，举行检阅。
以上情景，柳亚子在日记里这样写来：
“下午，赴飞机场迓毛主席，以代表名义去者三十人，余亦其一，与衡老（沈钧儒）、任潮（李济深）、伯钧同乘第一号车……夜，毛主席派车来迓，赴颐和园饭局，共两席，主人外余与叔老、鼎堂、初老、奚若、德珩、东荪、寰老、季龙、任老、丕老、乃器、衡老、伯钧、泽老、夷老、平老、贤初、任潮、恩来、罗迈，共二十人。饭罢，冯夫人来，坐谈至一时半，始乘车归，抵寓已二时许矣。”
共和国尚未宣告正式成立，便使唤众多民主人士（岁数都比毛大）“接驾”，从下午一点半耗到次日凌晨，像柳亚子这样的人，心底能平静吗？
果然！
三月二十五日与三月二十六日的两天时间，也就是在他来京后的一周，就有了柳亚子在宋云彬处与胡愈之的长谈。胡愈之是中共中央老特工，有着双重身份（即中共党员与民主人士）。所谓“长谈”，当然不是聊天，是奉命给柳亚子做工作。
“（胡）愈之谈及张申府，谓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彼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实为一沉重之包袱，不将此包袱丢去，未有不流于发革命者。”
胡愈之这番话的用意明确，就是以张申府为例，告诉柳亚子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能以“老朋友”、“老资格”、“老前辈”的身份看待和处理与中共及其负责人的关系。宋云彬的日记提供了印证：
“今日上午（胡）愈之来，与柳亚老聚谈。亚老近来兴奋过度，又牢骚满腹，每谈必多感慨，恨无辞以慰荐之也。”
有意思的是──也就从这里开始，柳亚子的牢骚更甚。
柳亚子致陈去病信札，寄梅堂收藏。（时报出版提供）
牢骚越发越大，几乎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比如，四月十六日，父亲等来京的民主人士在北京饭店听周恩来报告。晚上，柳亚子在日记里写道：“听恩来报告，极滑稽突梯之致，可儿也。”另一次牢骚，竟然动了手：他与夫人去探望宋云彬，当时宋云彬住在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因为是机关所在，门口有持枪警卫。警卫要二人在传达室登记后，方可入内。这种衙门的做派，柳亚子异常反感，便径直往里走。不料想，这个警卫掏出枪来！这可了得，惹火柳亚子！他抄起桌子上的墨水瓶就扔了过去。瓶子没砸到警卫，溅了柳夫人一身。
出现这种“暴烈”情况，让他的家人和朋友极为担心。焦虑万分的柳夫人只得找医生商量：是不是以血压升高为由，让他请假休息，谢绝一切活动。原本是计谋，柳亚子真信了，在四月七日的日记里写道：
“……余量血压，较前增加至十度以外，颇有戒心，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
第二天四月八日，沈钧儒即去他家探望，中午雇了三轮车去中山公园上春林饭馆，还约了其他几位女士，饭菜极合他的胃口，饭后还兴致勃勃地去看一个妇女代表展览会。
四月九日，萨空了、欧阳予倩、马思聪、金仲华又特地赶去和柳亚子一起畅游颐和园。
这些有身份的朋友于两日之内，又登门拜访，又请他吃饭，又同看展览会，还一起畅游颐和园，是他们闲来无事吗？况且个个都是大忙人。如此安排，显然是出于有关方面对他的安抚。过了十几天，更大的喜事来了！
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齐燕铭来访；下午，柳亚子夫妇约了几个好友在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下，赴颐和园益寿堂看房。原来请柳亚子住颐和园。“因齐燕铭言将居我于此地也。结果，非常满意，遂决定于星期一实行搬家。”在给尹瘦石的一封信里，他写道：“我已奉毛主席之命，住在颐和园益寿堂，算是给我养病吧。”他还领一些朋友参观他的颐和园新居，非常满意地捋髯而笑，风趣地说：“这是享受帝王之乐呀！”
五月一日，下午二时，柳亚子午眠刚醒：
“忽毛主席偕其夫人江青女士暨女公子李讷来访，先至心清处略谈，旋来余益寿堂后轩，谈诗甚畅。佩妹（柳夫人）建议，去昆明湖坐船，而未能先加准备，余尚能支持，润之（即毛泽东）则汗珠流面，颇觉过意不去”。“行尽长廊，始得船两艘，与护兵分踞之，润已疲倦，不及长谈，登岸即坐汽车返，约定双五节以车来迓，谒总理衣冠墓于碧云寺，希望其不开空头支票也。”
乱世之后，原本的社会等级随之变化，毛泽东，一个倘佯在橘子洲头的穷书生，如今站在城楼听万民众高呼“万岁”。他既能在怀仁堂与各界代表纵谈国事，也喜欢和民国诗社盟主昆明湖泛舟、谈诗说赋。
五月五日的上午，毛泽东派田家英去颐和园，接柳亚子夫妇等人至中南海。
“毛主席赐宴，客为余等四人，陪客者毛夫人、毛小姐、朱总司令、田秘书，谈宴极欢，三时后以汽车送还。”
一九五○年下半年，柳亚子迁入北长街新居。这是宅第非常好的一座四合院，在北海之南，故宫之西，中山公园之北，东厢房紧邻筒子河。风景绝佳。他特别满意，还请我们全家去做客。一踏进客厅，我就傻眼了：四壁全是诗作，一幅挨着一幅，每首诗都有着极为精致的装裱。其中有鲁迅赋赠亚子先生的〈自嘲〉（即“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有毛泽东题写的匾额“上天下地之庐”，还有两幅苏曼殊的作品。柳亚子指著苏曼殊条幅告诉父亲：“这是荣宝斋老板送来的，因为知道我和他的关系。”接着又补充一句：“我后来付了钱。”父亲笑了。我以后再也没见过哪家有柳宅满墙诗作的陈设和气派。
苏州吴江黎里柳亚子故居，2016年摄。（时报出版提供）
一九五一年，柳亚子长期所苦的脑动脉硬化症加剧，自己叫停了南明史的编纂计划。此后的身体就不大好，公众场合去得少了。不过父亲请他吃饭，总是来的，还夸我家的厨子好。记得有一次是在盛夏，他穿着拖鞋，摇著蒲扇就来了。样子和从前一样，就是话少了些。
一九五六年，官方隆重举行孙中山九十诞辰纪念大会，父亲看到他被人搀扶登上主席台，非常难过。到了第二年，就发展到“竟日不语”。有人说，这是因为一九五七年反右，他的许多朋友、学生，以及曾经的同事都划为右派，他极为震惊和不满，以致竟日不语。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离世，那天是阴历五月初五，也就是端午节。享年七十二岁。
柳亚子写过这样一首诗──
胡姬也学祝华封，歌舞升平处处同。
第一伤心民族耻，神舟学界尽奴风。
那年他刚满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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