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2-17 新三屆 編輯整理
黃必信全家五人照，電視劇《火花》第五集截圖
原題 可青，你在哪裡？
作者：黃后樂
看到近日江蘇徐州豐縣「徐子八」事件在網上引起網民憤怒，我想起我的小妹黃可青。她失蹤至今已過55年，我們還是沒有一點消息也沒有。
我們深知「徐子八」親生父母的感受，對任何人失去身旁親人那慘痛都會是一樣的。我們忘不掉小妹，如果她還在世，我們希望她知道我們還在找她回家。如果她不在世了，我們希望知道她最後的遭遇。
照片中後面兩排的成年人中至少有5位「右派分子」，其餘還有幾位不是「內定右派」就是「右傾分子」。祖父當然沒被定為「右派分子」，因為他的影響太大。但毛澤東早已說他是資本家的代言人，在政治上就已劃到反對面去了。這中間還有毛澤東欽定的有名的「右派分子」黃萬里，立在後排右起第三位壯年男士。那天是春節，很冷，人人穿著簡樸，面色瘦弱，顯露「大躍進」的成果。不過比起當時街上大多數人，能穿得這樣暖和已算很好了。
可青是1952年11月25日生的。那年毛澤東提出「一定要把黃河的事辦好」。作為一個中國人，父親自然是對此滿懷希望，故為新生的女兒起名「黃河清」。祖父後來聽說了，建議把三點水都去掉，叫『黃可青「，這樣寓意更廣，叫起來聲音也響亮。於是小妹就成了黃可青。
可青是我們三兄妹中最小的一位。1957年父親被打成右派時，她剛5歲。家境突然惡化，不要說我不懂，她自然更不懂了。對我們幾個年幼的孩子，父母什麼也沒說，說了我們也不會懂。我們只記得他們一會去參加大辦鋼鐵，一會又是下鄉勞動，時常連日在外。留下我們三個孩子自己在家，托鄰居幫著照看一下。
那時我們都在大連工學院的食堂吃飯，母親把飯票裝在小袋子里給我們一人一個，和鑰匙一起掛在脖子上。一天放學后，她對姐姐說很餓。未雨問她中午吃飯了沒。她說沒有，因為飯票丟了。跟著兩個也是小孩的哥哥姐姐，可青不知多吃了多少苦，但是從來沒聽她抱怨過。也許是她那時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抱怨，想到這些禁不住心碎淚下。
那時父親被罰去做些清掃的工作，還要常常被批判做檢查，他的心緒自然非常不好。而我正在調皮的時候，經常惹出麻煩，挨父親的訓斥。在這種時候，她也跟著哥哥姐姐一起挨訓。可她哪裡懂我犯的是什麼錯觸了那條規，只是站在一邊聽訓斥一邊哭泣著，我的心也跟著她哭泣。
在學校里她學習不是很出色，但是她的歌唱得很好。嗓子清脆，聲音圓潤，一直在學校合唱隊里。我們的父母都很喜歡唱歌，他們一唱什麼歌， 可青很快就學會唱起來。中國歌曲外國歌曲她都唱。媽媽喜歡抗日歌曲《五月的鮮花》，她也跟著唱，把歌中那堅貞不屈的情調娓娓傾瀉出來。10歲的時候在一個節日她登台演唱《洪湖水浪打大浪》，深得母親喜愛。
但她畢竟是孩子，不懂政治的事。其實我們這些比她大的人就懂得嗎？父親的「右派」帽子摘掉時，高興地告訴我們他摘帽了。可青糊裡糊塗地問什麼帽子摘掉了。爸爸把自己的帽子摘下來掛起來告訴她這就是摘帽。
1962年黨內有個「七千人大會」，檢查了「大躍進」以來的錯誤。我們當然是不知道，但是感到一點變化。首先是生活物資豐富起來，和1961年1962年比，街上要飯的人少了。對我自己來說就是不再老是餓肚子了。大約是1963年的夏天，父母帶我們拍下了這張照片。
在這張照片里可青站在左面，這時她是11歲多些吧。可以看得出與1961年照片相比，每個人的穿著氣質都好得多了。父親那時又重回講台，沒日沒夜地工作著。但是單純的教書匠怎能知道自己的厄運在一步步到來。
那時學院黨委號召大家提高教學質量，要每個教師嚴格把好關。因為是重新回到講台，他很珍惜這個機會，認真地落實黨委的要求。在工作中實事求是，一個學生該得幾分就給幾分。這樣一來就有些上他的課的學生沒有及格，後來被校方退學了。不幸的是這些學生中有幾位是「調干生」，就是從沒上過中學直接從生產崗位調來大學學習的。這些人在政治上是鐵杆的，但知識上幾乎空白。
作為一個教師，父親哪裡知道每個學生的政治背景，更沒有權力勸退學生。他只知道的只是教好課，公平地對待每個學生。他這樣做了，卻不知自己犯下了重大「錯誤」。
1964年開始搞「社教」運動，父親為幾個調干生沒能及格被退學，校黨委指控他搞階級報復。又被趕下講台，罰去勞動改造。我們這個家庭再次被壓上沉重的政治包袱。
為了證明自己沒有搞階級報復，父母在家翻遍了所有的地方想找出那年學生的考卷，可哪裡找得全。但就是找全了又有什麼用？那時重抓階級鬥爭，一個「摘帽右派」教課，教的調干學生不及格被退學。你怎麼撇得清這干係？不抓你抓誰？就如《水滸》里那位被逼到火燒草料場林教頭，哪有他能說理的地方。
1965年底祖父去世，父親從參加「四清」的農村赴京奔喪。回來之後又去農村搞「四清」。幾個月後「文革」開始，他的工作單位把他從搞「四清」的農村叫回來，令他交代罪行。可是他已經再沒有什麼好交代的了。
從1957年起，他沒完沒了地向黨「交心」，沒完沒了地改造思想，不定時地被罰去勞動改造，沒日沒夜地工作。10年過去仍是「右派」，仍是敵人。他終於被壓垮了，沒多久他就自殺了。他留下遺書說：「我沒有搞階級報復，我確實不知道他們是調干學生。」
父親走後，我們在學校的處境變得更困難，不知道可青在她的學校是怎樣被對待的。那時學校里大多數活動像我們這樣出身的都是被排斥在外的。其他學生可以出去串聯，看大字報聽辯論，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只能從早到晚在教室里學習「語錄」，寫思想改造心得。
10月末一天，大連工學院的兩派學生搞大辯論，批判市委書記胡明。可青所在學校在大工院內，學校組織學生去看。可青跟著她的幾個同學也去了。未雨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他們，告訴可青事完后就回家。回家后未雨告訴母親在外面見到可青。過了一會天色有些黑了，媽媽叫未雨拿了件衣服去接可青回來。未雨去了，可是沒有找到可青。當時可青還差一個月滿14歲。
那天鬥爭會開完后，學生又說是去省里要求罷胡明的官，許多人都跟著去市內看熱鬧。包括可青學校的同學。晚上可青沒有回家。第二天問她的同學，都說辯論會後可青自己回家去了。媽媽立刻感到可青可能出事了。可是作為她的哥哥姐姐我們卻以為她可能去朋友家了，或者跟同學串聯去了。因為那時串聯進入高潮，很多人都跑出去串聯。但媽媽說不可能，可青不會自己一人離開家的，更不要說她身上沒錢沒糧票。
接下的日子，媽媽瘋了一樣到處打聽可青的下落，可青的學校她去過，正在被斗的校長也極力幫助打聽。她去了大連工學院的群眾組織請求幫助，可人家有更重要的事，那會認真對待「一個右派老婆」的事。她去求過公安局，公安局派人來調查了一陣，無奈兩個月後，公檢法就被砸爛。媽媽又去北京求她的親戚。可是這些親戚不是自己被打倒，就是很謹慎，不幫什麼忙。
轉過年來的1967年夏季，武鬥在全國進入高潮。可青的案子基本無人過問。這時傳出一個謠言，說是媽媽把可青送去台灣當特務了。因為我們有一個姨媽一個舅舅在台灣。這本是無稽之談，但在1968年的清隊運動中，這就是重大嫌疑案件。母親背著「黑五類」家屬的名聲，在一個孤立無援環境中帶著我們兩個生活，已經很艱難，這下又背負了一個可怕的「罪名」。
六月里，幾個大連工學院的紅衛兵到我們家翻抄一遍后，把媽媽帶走，說是到學習班去交代問題。幾天後母親就跳樓自殺了。當時學院里的人都知道她自殺了，可是沒有任何人告訴我們兩個。事出兩天後未雨在商店裡買菜，一位熟人直問她，「聽說你媽跳樓了，怎樣了？」 未雨大驚，這才知道媽媽已經不在了。
我去問工宣隊專案組, 但找不到人談話。兩天後他們找人帶信要我去見他們，向我宣布母親的罪狀，出示母親的遺書。上面書：「未雨後樂，你們跟著大姨媽好好生活吧。家裡不用的東西送給武漢的親戚們。一定要找到可青。」
十年後才有人告訴我，媽媽在那裡的確遭到學生毒打，其中一個她教過的學生叫隨世榮的打得最兇狠，曾連抽她70多鞭。媽媽死前寫了兩份遺書，一個明放在桌面，示給工宣隊專案組看，一個暗塞在內褲的鬆緊帶中。暗塞在鬆緊帶的這份遺書幾個月後被未雨發現，上書」后樂未雨，我受到毒打。必信的確是自殺的，可青的確是失蹤了。「 發現這份遺書時我們已下鄉幾個月。
下鄉時要轉戶口，我和未雨的都轉走了以後，戶口本上就剩可青一人。我問派出所：」我們要下鄉了，可青又一直找不到，這戶口本怎麼辦呢？「他們說沒有死亡證明沒法註銷戶口，你就帶著吧。這樣我帶著只有可青一人的戶口本去了農村。
4年後我在插隊的農村接到大連工學院的通知，說父母的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予以改正。我從農村回大連辦理了改正手續，同時也去派出所註銷了可青的戶口。人都沒了，改正又能如何。
「文革」后我們兄妹倆上大學回了大連，找過公安局，找過大連工學院，想繼續實現母親的遺囑。報紙上也登過尋找可青的文章，可是直到我們出國留學，還是沒有消息。
1998年，我們回國再次努力，找到工學院當時一個副院長，沒想到此人說你妹妹又不是我們大工的人，我們為什麼要幫你們找。沒辦法，只好去找到大連市委。市裡的人聽我們談了情況后，安排人做了些調查，最後仍是沒線索。直到現在我們也沒能完成母親的囑託。
但神奇的是2018年，未雨在做飯的時候開著電視，突然看見我們一家人在1963年的這張全家合影在電視里閃過。她趕緊把那段電視反覆看了幾遍，電視劇《花火》第五集里的那照片，確實是上面這張我們一家1963年照的像。
可是我們和電視劇的劇組沒有任何聯繫，也沒有把這張照片給過和電視劇有關係的人。有這張照片的幾個人我們都詢問過，沒有任何人說給過劇組這張照片。這真是個謎，讓我們覺得似乎這是一個信號，可青她也許還在。
再來說說前面1961年春節那張照片。照片裡面是52個人，其中在「文革」中死於非命的，我知道就有4位，三位是我們家的，加上我們的繼祖母。可青是年齡最小的，最大的是繼祖母，就是坐在我祖父右邊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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