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徐州鐵鍊女，不過冰山一角。紅色帷幕底下，白骨皑皑，冤魂累累，這次近乎全民被驚醒，可是我看到那些向婦聯呼籲或譴責的聲音，就知道大部分人除了憤怒，就是沒轍。無數的奴工、奴童、女奴、老弱病殘以及楊改蘭們……中國等待呼救的階層、等級、類別有多少？女性是不是壓在最底層？讓我們梳理一下鐵鍊女身後鋪墊的一部女史，也許更有意義。】
秦香蓮上訪團
在這種體制下，女性利益團體對男性主導的國家政策又能有多少干預呢？1980年新婚姻法實施所引發的離婚潮中，一群北京的離婚女性曾組成"秦香蓮上訪團"，將告狀信徑直遞到中南海的胡耀邦手里，胡卻批示為了社會穩定，要婦女顧全大局，婦女聯合會也出面勸說這些"秦香蓮"接受離婚，六十幾件進入訴訟的離婚案，無一例外地以拒絕離婚的女方敗訴告終。
鄭州一位敗訴的女子當堂服毒自殺身亡，娘家抬著她的靈柩示威，婦聯也替她訴冤，但都於事無補。這次離婚潮第一次從體制中剝離出男性——"陳世美"，逼得女性也去找自己的歷史對應"秦香蓮"，這時人們發現這個體制竟也去找它的對應物"包青天"，并毫不留情地拿陳世美開鍘﹙監禁一批離婚男性)，作為婚變受害者的女性的"報複主義"一度還得到體制的支持，卻絲毫沒有改善女性的弱勢地位。一場濺血的"陰陽大裂變"所完成的，只是一次性別的歷史還原，把源於五四的"女性解放感"一掃而光，由此激出女性意識的覺醒。
中國女性這種特殊的歷史境遇，是同傳統的男性中心結構，被劇烈的文化變遷和一場暴力革命天衣無縫地鑲嵌進曠古未有的一種體制中有關。這個體制吞食了整個社會，以絕對權威宰制性別制度，衍生出非常奇妙的"中國特色"﹕父權家族社會黨國化（"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階級"身份篡改和取代了"性別"身份，有性之人通通"中性化"（"不愛紅裝愛武裝"），婦女在這里被社會化的實質，并非西方女權論者所指出的處於次等地位，而是這個性別團體從整個話語系統中被抽空，只剩下一個徹底"被解放"到了無性、無身的女人。
白毛女：無身無性的軀殼
非常奇妙的是，這番恐怖的改造是靠文學來完成的。在女性文學研究者的歷史視野里，傳統中國父權社會中的女性形象只是一個由士大夫寄寓他們情懷與哀怨的"空洞能指"（香草美女、美女狐化），這是三綱人倫秩序所導致的，但五四新文化顛覆了這個秩序，在"弒父的一代"文化中，短暫的"五四新女性"仍不過是男性大師們（魯迅、茅盾）筆下的"男人的複制品"，或"一具承載男性欲望和淺薄快感的空洞軀殼"(丁玲)。
延安文學再次顛覆五四，以"大眾之神"重塑超越性別的"革命權威"，女性從此消亡。延安文學的經典之作『白毛女』留下了消亡的全部記錄，女性文學專家孟悅對此有精采的詮釋：這本是一個農村姑娘被富家人性強暴的故事，卻抽空了所有性別語言和性別壓迫的情節，只留下一個關於壓迫的空位，由階級鬥爭來填補，於是，一個姑娘的身體標記和性別處境都痕跡不留地被代換成"受壓迫階級"的象徵，性別壓迫的殘酷及其所能引起的同情，也一并被"階級壓迫"偷換而去，女性再次成為一具承載暴力革命合理性的空殼。於是，這個無身無性的軀殼，才可能在後來的歲月里，一再被體制以種種革命、建設、改革的理由任意利用和蹂躪。
因此，有別於西方女權論述的"中國婦女學"創始人李小江極聰明地作了這樣一番描述﹕
一，中國婦女解放是一場革命而不是女權運動的結果，因而不可能走上西方女權運動的道路﹔
二，中國婦女解放有"立法超前"性質，因而女性主體意識并未覺醒﹔
三，婦女在這個社會里被城鄉、腦力體力和職業分割成素質懸殊的農村婦女、城鎮女工和知識婦女三個層次，從貧困愚昧的群體到精神素質超越男性的個體，需分層研究。
當然，這種女性研究還不是女權運動，但它的本土化和不激進兩個特色，卻顯示了極高的智慧。這就是西方文化女性主義強調的女性所特有的直覺、調和與綜合能力。
西方最政治化的女權運動，在中國卻是遠離現實政治，并在某種程度上還要借助體制的力量（各級婦女聯合會）。在當下中國多事之秋如何保存女性主義於學術之中而不被政治風暴戕害，則需更高的智慧。
1988年由於選舉竟使得最後一名女政治局委員從中國的最高決策圈里消失，此事引起的震蕩使女性主義者本身也分成兩派，一派主張力爭配額，另一派則認為，女性參政者自身女性意識薄弱，掌權後迎合男性，同女性劃清界限，這樣的落選并非壞事。她們主張不同男性玩"照顧性參政"，而著力於女性群體參政意識的覺醒，達到能力參政。
民主女神﹕一尊偶像同女性的關系
大陸政壇沒有女性的任何聲音，這個現實，并不因為1989年天安門曾豎起一尊女神像，并且是由一個女大學生掛帥同一群老光棍抗衡了震驚世界的五十六天而有絲毫改變，女性以西方民主程序在中國參政還有極遙遠的路要走。
這尊女神像，極偶然地貫通了一部四九後六十年"女史"，其肇端於"六四"後的一部紀錄片《天安門》，鏡頭裡最著名的一段，是生動地展示絕食總指揮柴玲"讓他人流血，自己逃生"，坐實了八九學生領袖的激進，導演是美國紀錄片女製作人卡瑪•韓丁；而這部片子之前，更早批評柴玲的人，是剛從秦城釋放就來哈佛的女作家戴晴，她一到波士頓就指出，政府是被學生逼急的，鄧小平沒有退路。在這裡，對學生女領袖的批評者也都是女性。
卡瑪的另一部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則詮釋了前六四的女史：文革爆發之初曾登上天安門給毛澤東帶上紅袖章的一個著名女紅衛兵，蒙著臉在鏡頭裡說話——三十年前就是她那個中學裡的女紅衛兵們，打死了自己的女校長卞仲雲，而鄧小平有個女兒也是那裡的一個女頭頭。據說卡瑪自己當年也是一個女紅衛兵。
如果照毛澤東的說法，他這輩子就幹了兩件事：打蔣介石和鬧文革，只有後面這一件屬於"六十年"之內，而這場文革的"旗手"也是一個女姓。最後，對紅衛兵及其歷史的清算者，也是當年的一個女學生，但她從來不曾是一個紅衛兵，今天看來，這點區別不是沒有意義的。王友琴固執地"考古"紅衛兵的暴行，絲毫不顧及他們的"理想主義"濫調，那卻是卡瑪所讚揚備至的。
其實，假如中國真有一部當代女史的話，那裡是沒有一尊女神像的，而只有"失踪者"。也是一部紀錄片，片名《尋找林昭的靈魂》，製作人胡傑在片首自己出場說：
『五年前，我聽到了一個關於北京大學女學生，在上海提藍橋監獄裡用自己的鮮血書寫了大量勇烈的充滿人道激情的血書，最後被監獄秘密槍決的故事。這個女學生的名字叫林昭。 那時，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
1957年的'反右'運動之後，整個中國大陸都停止了思想，並生活在謊言與恐怖之中，是這個女孩開始進行了獨立思考，在獄中，當她被剝奪了筆和紙的情況下。 她用髮卡當筆，刺破自己的手指，在牆上、在襯衣上書寫血的文章與詩歌。 這個故事使我最後作出一個決定。 放棄我的工作，去遠方尋找林昭飄逝的靈魂……。』
林昭殉難，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頁。1968年，她的母親還要向政府繳納槍殺她的五分錢子彈費，這比中世紀還要野蠻。林昭死在中國人只懂恐懼的時代，那時他們還沒學會冷漠。 但從林昭被处死的上海龍華機場，到坦克履帶碾壓的北京長安街，中國依然黑暗，距離並不遙遠；可是林昭媽媽許憲民，到再也不肯沉默的天安門母親群體，中國露出文明的晨曦了嗎?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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