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写了《乌克兰危机启示：全球化上坡吃力，下坡危险》一文。在回应网友留言的时候，我说，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分析危机中的缘由与是非，而是为了提醒一种危险：（双后时代，这个词是我提出来的，即后全球化、后疫情时代）重建国际秩序失败可能会带来的危险。
为此，我用了一个比方：骑自行车，我们都有这种体会，如果有一段路，起伏很大，上坡的时候，会很吃力，下坡的时候，虽然省力，但将会很危险。全球化就犹如这个过程。目前全球化所面临的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面。而乌克兰局势，可能就是这种危险的现实写照。
乌克兰目前的危机，让我想起若干年前有人提出的一种说法：帝国的历史遗产。在围绕乌克兰危机所发表的种种言论中，真正有人性关怀的，是肯尼亚驻联合国大使下面的一段话：在许多由帝国崩溃建立的国家中，人们渴望与邻国的同胞融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能用武力建立一个带有危险的怀旧情绪的国家，我们必须完成由死亡帝国的余烬中复苏的过程。我们渴望伟大，但这种伟大不是从国界中产生，而是从我们创造出的伟大的东西中产生。
为此，我引用了2020年4月3日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那篇专栏文章，《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基辛格在那篇文章中警告说：在后疫情时代，如果重构国际秩序的努力失败，会让世界陷入火海。
为此，我想起我三个月前，在《另一种可能：地区性强国乘势而起，世界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一文中，我谈论过的一个问题：事情有没有另一种可能，这就是为了自保也好为了更大的企图也好，一些地域性的联盟开始形成，一些地区性的强国乘势而起，从而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多极化甚至纷争不断的时代？
为此，我想起克劳斯.施瓦布、蒂埃里.马勒雷在《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一书中，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和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中美两国的经济必定在疫情中严重受损，这会限制两国拓展影响力和势力范围。因此，中美两国都会在这场危机中受到极大削弱。书中写道，"无论是中国创造的世界格局，还是美国重新领导的世界秩序，都难以从废墟中重新崛起。实际上，中美两国的内外实力均将受到削弱。"
为此，我想起弗格森的那个洞察："真正的教训不是美国将要完蛋，也不是中国即将统领21世纪。实际情况是，所有的超级政治实体——美国、中国和欧盟，都已经暴露出系统性失调的问题。"
那么未来的麻烦将体现在哪里？将在那些领域展开？最近先知书店公众号发表的《俄乌之争的背后：国际政治冲突与动荡五大根源》一文，介绍了王缉思教授《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一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王缉思教授认为，国际秩序的建构以及围绕这个问题产生的冲突，会围绕五种终极价值展开：
第一，安全。这是一切价值的底线。但和平与安全在某种情况下是相互矛盾的。国家、群体和个人有时不得不用战争或其他暴力手段维护自己的安全。
第二，财富。世界上大多数人追求财富的欲望与生俱来。创造财富的过程就是世界政治发展的过程。但王缉思教授认为，经济上相互贸易的水平越高，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就越低。
第三，信仰。这是文明冲突背后的隐形秩序。人类的信仰可以大致分为三类：政治信仰或称意识形态信仰、宗教信仰、民族信仰或称之为文化信仰。不同的信仰，对终极世界的想象差异巨大，因此，信仰这个终极目标的冲突性要远大于安全和财富。
第四，公正。当今世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是，经济收入差距扩大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是世界范围内主要的不公正问题。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被认为同贫富悬殊的扩大有直接的关系。而这也就预示着，常常有人会假借公正的名义，去实现自己对他人的不公正。
第五，自由。自由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普遍承认的核心价值。王辑思指出，自由与自由之间的冲突，如何得到协调？这将是世界面临的问题。现实的情况是，当代国家的自由似乎在无限扩大，个人自由则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附：
孙立平：乌克兰危机启示：全球化上坡吃力，下坡危险
骑自行车，我们都有这种体会：如果有一段路，起伏很大，上坡的时候，会很吃力，下坡的时候，虽然省力，但将会很危险。
目前全球化所面临的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面。最近的俄乌局势，可能预示的就是这个问题。
过去的几十年，是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蕴育的矛盾与张力在不断发酵。终于，以疫情为契机，全球化的钟摆开始摆向另外的一端。但人们往往忽略或低估了一个问题：全球化在向前推进的时候，固然充满矛盾和冲突，但全球化的退潮，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这就如同前面说的骑自行车的例子一样。
这时，让人不能不想到基辛格在两年前表达的这样一种担心：如果不能重构新的国际秩序，世界可能陷入一片火海。
2020年4月11日，我曾经发表《疫后：安全思维，发展思维，两者位置会怎么摆》一文，其中讨论过2020年4月3日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专栏文章，《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基辛格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新冠病毒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猛烈程度对人类发起袭击，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可能是暂时的，但它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各国必须在合作的基础上解决当前的问题，否则将面临最坏结果。
下面是基辛格为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这对于我们理解有关的一些问题，或许会有帮助：
从马歇尔计划和曼哈顿计划的发展中吸取经验，美国有必要在三大方向采取重要行动：
首先，加强全球对传染性疾病的抵抗能力。小儿麻痹症疫苗和消灭天花这样的医学胜利，或者人工智能依据大数据进行医疗诊断的新兴奇迹，使得我们放松警惕，进入一种危险的自满。我们需要发展新方法和新技术，能够在大规模人口数量级上实现传染病的控制和疫苗研发生产。城市、国家和地区必须始终如一地准备，用现有的、合作计划并开发的前沿科学来保护自己的人民远离疫病大流行。
其次，努力去治愈世界经济的伤口。全球领导人已经从2008金融危机中学到重要教训。现有经济危机则更复杂：从速度和全球规模来看，新冠病毒的传染进程在历史上从未有过。所有必要的公共卫生手段，例如保持社交距离、关闭学校和商业场所，都会加重经济创伤。世界上最脆弱的人群面对即将到来的混乱，也要有减轻对他们影响的措施。
最后，捍卫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则。有个建立现代政府的古老概念：一个筑有高墙的城市，被强大的统治者所保护。他们有些暴虐，有些仁慈，但总能为人民远离外部敌人提供有力保护。启蒙思想家们改造了这个概念，认为正当国家的目标是要为人民提供基本所需：安全、秩序、良好的经济，还有公正。个体无法单凭自己确保这些事情的实现。疫情刺激了一个错误：一个繁荣依赖于全球贸易和人口流动的时代里，筑有高墙的城市将要复兴。
世界的民主国家需要捍卫并维系启蒙思想的价值观。拥有合法性的制衡力量在全球衰减，将会造成国内与国际上社会交流的解体。当然，合法性与力量这个千年问题，不会仅靠克服新冠疫情的努力就能同时解决。因此全面的制约是必要的，不管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外交，优先级必须得到确定。
我们从突出部战役，走进了繁荣发展和人类尊严得以巩固的的世界。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节点。对领导人们的历史性挑战，是要在处理危机的同时建立未来。失败会让世界陷入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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