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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1日星期二

蘇暁康 | 西方憑什麽:文明比較學

網上有聞:陳漢元今晨逝世。我在《屠龍年代》中詮釋:中央電視台有一個「大型系列片時代」,其中又有一個「河流片」的新種,創始人就是陳漢元。我借他的「河流片」樣式,即華麗的解說詞,也借黃河這條「母親河」,搞了一場《河殤》風暴,而共產黨說我「煽動」了一場學潮;這場學潮又引來一場屠殺,屠殺之後才有「韜光養晦」,向西方輸出「廉價勞動力」,三十年下來才有「大國崛起」、西方衰退,等等。這一切,都離不開電視和紀錄片,所以習近平必須搞「文化專制主義」才能存活。不過,電視人的靈感,又常常來自思想界,只有思想與傳媒的嫁接,才會「轟動」,這個所謂「思想」,又有一個路向,稱為「長程宏觀歷史比較」,它的鼻祖就是湯因比,不過史學界一向鄙視「歷史決定論」,所以老湯的學術地位不高;然而我們不必拘泥學術,只看「思想」對當下有無啟發。

『文明衰落了,我們也不必哀傷。世界上曾經有過的大河流域文明,無一例外都衰落了。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計算過,人類歷史上一共出現過21種文明,其中14個已經絕跡,6個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臘文明轉化成了工業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
《河殤》中已經說到湯因比,他是現代史家中長程宏觀歷史、文化類型研究的開拓者,建樹了一套文明「四階段」說,即由「挑戰——應戰」機制產生文明,經歷「混亂」、「統一」、「宗教」而成長,再由於統治者的蛻變而衰落,最後在「蠻族」沖擊下解體、滅亡。這一路的研究並無長足發展,可能是因為史學越來越趨於精專細微之風。
2010年《西方憑什麽》(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一書出版,作者伊恩•莫里斯,斯坦福大學教授,專業是古典文學和歷史考古,所以此書才能汪洋肆意。中國譯本作《西方將主宰多久》。此作站在長達五萬年的人類發展史上設問:東西方交替領先落後作何解?作者的寫法相當逗樂,不僅耍很多歷史小典故的倒裝錯置,也要在「長期決定論」和「短期偶然論」之間折衷取巧。
他一上來就說,開濛之初,西方領先東方。有一條「莫維斯分割線」,在歐亞大陸西沿,從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往南橫切,切過黑海、里海,穿越北印度到孟加拉灣,這分界是:西方使用石斧,東方使用石片,東西方生活方式從這里便開始分道揚鑣,一百萬年前就見優劣,難道不是一種「長期注定論」?
然後就比較北京人與尼安德特人,又說,前2230年西方有兩個核心地區——蘇美爾和埃及,西方的農業出現,比中國足足早兩千年。他特別提到,1995年訪問埃及的中國科委主任宋健很沮喪,回國就啟動了一個「夏商周斷代工程」,東方要到前2500年才在黃河流域出現村莊,那是夏,中國文明史的開始。
然而後來,東方曾領先西方千年,他一路比較下去,大掉書袋:
周秦——亞述、羅馬
漢武帝、大流士、亞歷山大
漢末喪亂——羅馬衰亡
東晉——拜占庭
盛唐——拜占庭與波斯的衰敗
宋朝,東方開始從巔峰跌落之際,西方還分裂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
君士坦丁堡陷落與明朝
鄭和下西洋:東方更保守,西方更冒險
然後,他可以準確到:
1773年,在乾隆時期,西方超過了東方。
為何西方的發展,到近現代反而遠遠超過東方?此書有三件工具,生物因素、社會因素以及地理因素,共同解釋疑竇:
生物學解釋人類為什麽要推動社會發展(因為懶惰、貪婪和恐懼),
社會學則顯示社會是如何發展的(皆因危機時刻孤注一擲所致),
最後地理因素最關鍵,它決定哪里快哪里慢,哪里進步哪里倒退。
然而,社會制度又反過來改變了地理的意義。
歷史常常很詭譎。雖然中國農業初開比西方晚兩千年,但是它的封建社會始於公元前475年(戰國時期),又比歐洲早950年,歐洲的封建社會,以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亡於蠻族為標志。奴隸制嚴重阻礙社會發展,中國率先進入封建社會,歷史發展獲得先機。
然而更戲劇性的是,西方的封建社會卻結束得早,中國封建社會則是「漫漫歷史長夜」。17世紀中期西歐出現「文藝覆興」,再有「工業革命」,促使各國立憲,並用代議制限制皇權;而東方還沈睡在大清的昏聵之中,封建王朝要比西方晚結束兩個世紀。
假如撇開地理、制度,西方人的文化優越感,來自《新約聖經》,有某種奉天承命之感;另外,十八世紀歐洲知識分子找到另一個源頭:希臘文化(理性、創新、自由)。東方傳統則是無序、保守、等級森嚴,這一套又沒有機緣獲得一場「文藝覆興」洗滌,而被帶進現代,殘留在東方人的文化、意識中,是無法靠現代教育、知識、道德、觀念去剔除的,東方又另有一套神秘主義,精神上早已輸在千年之前。
摘自《鬼推磨》第五章『風水』



陈汉元与《河殇》
《河殇》编导 夏骏
在中国电视纪录片界,老爷子是陈汉元的专称,中国最早的电视纪录片作者里他是佼佼者,最著名的是他在80年代撰稿的作品《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把起源于1958年的中央电视台当年那种文革化的左倾腔调格式化了一回。人性化、文学化的努力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在当年可是180度大转变,中国人从那些作品开始在电视机里才听到人的声音,此前是异化了的意识形态吼叫,这种吼叫如今全世界还有一个活着的例子,就是估计金三兄弟家的朝鲜,再过些时日,地球上也只有档案馆里才能找到那种广播腔调了。
在读研究生期间,因为一个学术采访认识了汉元,当时他是央视专题部主任,不久任总编室主任,那时的年轻人幸福,一个学生采访如此一线当权领导,不但约我到他家里给你大把时间谈,而且管饭,实际上就极其平等的把你当成了忘年的朋友。后来他劝我来央视工作,希望我参加中日合拍《黄河》摄制组,这些过程其中都有汉元的建议。他还亲自找台长协调,联系好入职央视的手续。
在我参与《黄河》摄制组工作的一年多时间内,汉元升职为央视副台长,80年代就是给力,想做事能做事的人得到重用,那是汉元官场最顺利的时候,也是央视最具成长活力的一个时期。当然,他也分管《黄河》摄制组。
我在当时的《黄河》摄制组里是个新来的学生,组里从总导演到总摄影等一大帮资深央视老人,我只有默默适应、学习。片子出来,台领导不满意,认为太平常,没新意。怎么办?怎么救场?台领导希望再编一个片子来弥补这个明显的不足。
汉元同我商量,让谁来执导这个救场片?我推荐了《话说长江》总导演等几人,我建议,请他们主持,我来当助手。汉元找他们谈话,请他们帮忙救场。遗憾的是,没有一人接盘,原因大概是,一来都是同事,人家没弄好,我们接手,日后关系不好处;二来《黄河》的镜头数以万计,谁接手都不认识镜头,怎么编?
汉元陷入了困境,老编导不接盘都有道理。 一日,汉元副台长又与我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他看着我说:"小夏,实在找不到人了,你来吧。干好了,你就出头了,干不好,你三年别来见我,好好练本事去。"尽管是无奈中的选择,实际上他是冒了不小的风险的,用一个年仅25岁、没有任何独立作品的年轻人来执导如此题材的大作品,而且是在一个困境中救场的作品,岂不是双重风险?
此后,苏晓康与我二人关到一个租来的房子里,半个月左右完成了名为《大血脉》(刚开始还没起名《河殇》)的策划案,请汉元来审阅,他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意见,只是说,中国的电视要二老通过才得过,老干部不喜欢可能播不出去,老百姓不喜欢,你干了白干。
后来,他把信任给了我,直到审片,居然问都没问一句,他不干预任何创作流程。审片时,记得他也几乎没说一句话。
播完了,天下喧嚷,喊好喊批混杂交响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早有预感,三更半夜,六个二踢脚(《河殇》六集),能不惊天动地?"
《北京青年报》采访他,他居然说"手托乌纱播《河殇》",原来确实隐约已有因此丢了副台长职位的思想准备。
记得批判之风渐烈的时候,在北京三味书屋有一次讲话,汉元说:我这个人看上去比较清瘦,但在风中还站得稳脚跟。
当时,追查责任中,压力最大的肯定是汉元,因为他面临大半生奋斗得来的地位的丧失,对于50年代开始在长期残酷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说,绝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情。
一次,我被审问组召去审问"《河殇》摄制组与赵紫阳的联系",汉元在一边陪审,现场气氛紧张。当时,我也还不到27岁。汉元担心我压力太大,居然来了一句:"你们问他这个问题,有点奇怪。你们想想,《河殇》整个制作、播出全部过程时期,都是赵紫阳当总书记期间,如果他们与总书记有来往联系,还不早就敲锣打鼓告诉你们了!"审查人员一听,也就问不下去了。
汉元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浙江温州人。海边人的性格,"中国犹太人"的进取心在他身上都有深重刻痕。他才思极敏捷,在当央视领导审片时,送审的人如果碰到汉元审片,几乎是享受,因为他能够把幽默渗透到工作的流程中,而绝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比如,审看完一部片子,如果有原则硬伤,他会把极个别硬伤镜头指出来说:"这个镜头你要换掉,否则,我的乌纱帽没了,你的饭碗没了,你比我还惨。至于其它,我有几点建议,不一定对,你们认为有道理,就改,认为没道理,就作罢。"
他幽默地比喻中国的改革是老姑娘怀孕,难产是必然的,弄不好母子都担险。他还把中国的改革,比为"乌龟爬门槛,里外是一跤,摔到外边,虽然疼一下,毕竟奔了艳阳天。摔到里面,疼了不算,还得继续爬。"
汉元,终于因为《河殇》丢了他的乌纱帽,没有他,从根本上就不可能有我这个25岁毛头小子执导《河殇》的机会,也不可能有《河殇》的顺利制作与播出。或许,冥冥之中,他也承担着一个使命以及无可回避的命运代价。
而那只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再次爬门槛的千年神物,令人浩叹的再一次摔到了背阳的地方,不得不在21世纪的今天,继续琢磨着下一个门槛的爬法。
而在此间岁月中,几代人已沧桑老去。
2017.3.21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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