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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7日星期一

蘇暁康:驚人虛擲的一個世紀

【按:史景遷對當代中國的解讀,比費正清清醒,他似乎沒有太受西方左派的影響,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悲慘,尤其他從梁思成林徽因這對夫婦的遭遇,透視了這種悲劇,並以一段大氣磅薄的文字,仿佛寫了一部中國現代史,跟他的許多著述一樣,具有深刻的文化意味。我在普林斯頓期間,因遭遇車禍而獲得余英時陳淑平伉儷的慈悲相助,也經由他們,間接獲得史景遷教授的獎掖,如他為我的《離魂歷劫自序》寫推薦詞:「在妻子命在旦夕之際,作者面對人生至悲之大威脅,反而在懸崖前大覺醒,再次肯定生命的無上價值。」我在《寂寞的德拉瓦灣》中引述史景遷那段大文字,以解讀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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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2003年)回國奔喪,也給了我一個機會,帶殘廢後的傅莉回來。車禍已經十年,讓她回來看看母親和哥哥姊妹們,也讓他們看看她,這跟我送別父親是一樣重要的。我弟弟和傅家商議好了,讓我們就住在傅莉妹妹傅玲家中,以便他們歡聚。傅莉媽媽也從鄭州趕來。老太太跟我父親同年,也八十歲了,卻硬朗得很。我去北京西站接她,她步履不輸年輕人,輕捷走出車站。見傅莉恢復如此,看上去並沒有照片上那樣胖腫,老太太欣喜異常,晚飯竟要喝一口酒,還嗆了一下,可見有多高興。接著傅莉的姐姐、哥哥、嫂子也都趕來北京。我對傅玲說,傅家人能湊齊就好了,大家團聚一次。她說正想給老太太做八十大壽呢。一天中午,在皇亭子一家“淮揚村”,給老太太做壽。我是第一次吃淮菜,老鴨湯、大煮乾絲等,味道很好。岳母艱辛一生,晚年可算福壽雙全,除了嫁給我的這個女兒意外傷殘,她大概沒有更大的遺憾。
我們寄住的傅玲家那地方叫「虎背口」,崇文門往東一站的東便門。我偶然出來散步,可眺見一座角樓,身影厚重,箭窗洞洞,卻形單影隻,兀然倖存於大毀大拆的北京城中。西北面是北京站,東南是一座立交橋,西與崇文門遙遙相望,東側臨通惠河。那地界,因這座角樓,而成一個所謂「明城牆遺址公園」。今春我無意間寄身於此,也料想它必定是古都隕落中刻意遺留下來的一個假模假式的裝飾品,稱它是一件「祭品」都不過分。它是國內現存最大最早的城垣角樓。
這角樓叫我想起一對夫婦來。他們曾經唱道:「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殿基的靈魂裏,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於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
他們曾獻策於「新統治者」,北京不要搞工業、限制城內建築不得超過三層、政府行政中心不要疊加在古城之上,特別是,保存紫禁城和古建築城牆城樓。但是,在這些建議中,只有紫禁城保留下來了。
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在一九五○年曾做了一個傑出的設計「故都的項鏈」:將城牆頂部十米寬的空間,變成花圃和園藝基地。有雙層屋頂的門樓和角樓,可以建成博物館、展覽廳、小賣部和茶館。城牆底部的護城河和二者之間的空地,可以建成綠地,供划船、釣魚和滑水之用。一個全長達三九‧七五公里的立體環城公園。一個挽救城牆的天才構想,出自才女林徽因。
八〇年代接觸梁思成題材後,我寫了一篇報告文學《最後的故都》,但留下一個疑問;很詫異梁思成屈服於專制顢頇,只有對自己「洗腦」,絲毫沒有反抗,還在反右中入了黨。這不可思議,與他對中國古建築的醉心不協調,難道是一種性格上的軟弱?
讀林徽因的資料則遲至我出國後,也讀得更難過。梁、林飽受日本侵華戰爭之苦,顛沛流離大西南,特別是李莊那九年,對他們是一個徹底的幻滅,所以抗戰後對國民黨深惡痛絕。難道他們不知道內戰是共產黨非打不可?那個時期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對共產黨的一邊倒是普遍性的。可是沒有資料顯示他們在共產黨極權底下有過再次的幻滅。梁思成從精神上被征服是明顯的,但林徽因呢?看不到資料。唯有一篇他們兒子梁從誡的回憶,刻意突出他母親「思想改造」的一些資料,尤其是林給梁的兩封信說她如何被史達林所感召,以及如何對自己「改造」,讀了令我很震驚。只有第一次幻滅,此後在更劇烈的精神奴役下連第二次幻滅的能力都沒有,這是非常悲劇性的。尤其在林徽因的個案上,她是一個具有叛逆性格而又不極端的極有教養學識的天才,竟也是這種結局,讓我更唏噓不已。也許她的早死才能解釋。
梁、林的好友費慰梅有一本英文傳記《梁與林:一對探索中國建築史的伴侶》出版(台灣譯本《梁思成與林徽因——一對探索中國建築的伴侶》),我在海外寂寞中亦讀得饑渴,雖然對於我的疑惑幫助不大。但此書有耶魯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序,寫得大氣磅薄;余英時先生還手把手地教我將其中一段翻譯出來:
『如果我們從高遠處俯視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總是很難不把它看成為驚人虛擲的一個世紀:虛擲了機會,虛擲了資源﹐虛擲了生命。外敵侵佔的苦痛﹐更加上國內政治的惡化﹐在這種情形下﹐怎麼可能產生有序的國家建設?在一個時期是有些實業家貪婪而玩法﹐在另一個時期則是極端的國家集權﹐兩者一先一後﹐把大多數人推入貧窮的深淵﹐試問平衡經濟又將如何發展?經常流離失所的世界﹐同時也是一個文字檢察官最無想像力但又橫行的世界;創造性的特立獨行﹑知性的探索﹐又如何可能廣泛的流行?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事﹐好像自始便支持了上面這些悲觀的醒思。千重萬疊的社會浪費﹐打亂並摧毀了他們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地﹐這個世界就是不留給他們任何呼吸的空間。』
僅僅是虛擲、浪費嗎?同情梁、林的費正清夫婦,則要到八九年天安門屠殺後才對「中國革命」有所醒悟,也是一個悲劇。這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個未解的迷思。在傾頹的中國廢墟裡,梁、林的靈魂又將怎樣訴說呢?2000年余英時曾為文,稱八九年以來是「天地閉、賢人隱」的十年,此句出自《易經》。他說此話如今只對那些不識時務的知識人才有意義。中國一方面是「軟紅十丈」的花花世界,另一方面在早已無「神」的「神州」,知識份子仍被「先鋒隊」視為「亂源」。更甚者,十年的威逼利誘,不少知識人已去為「先鋒隊」搖旗呐喊,剩下的也七零八落了。「墨儒名法道陰陽,閉口休談作啞羊」,陳寅恪1953年的詩句復見於新千禧年伊始之際,這不是「天地閉、賢人隱」又是什麼?

摘自《寂寞的德拉瓦灣●北京城牆東南角樓》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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