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白色恐怖」的文化政治裝置,依然是漢字文化群當下的霸權文化,依然是盤旋在人們心理深處的幽靈。(湯森路透)
直面「後現代帝國」的「時代革命」
台灣的天朝主義文人,談論「反西方文化帝國主義」,已將近20年。在學術光環的加持下,這種觀念成為了台灣文化圈的「通行常識」與「強勢貨幣」。
舉個例子來說,某位我野百合學運時期的老朋友,就曾嘉許《從帝國的廢墟中崛起》之類的「後殖民主義」著作。我一度非常狐疑,他為什麼沒有從其中讀出,從伊斯蘭世界到漢語世界,各種貨色的保守威權主義「新國粹派」意圖復辟的時代訊息?
晚期全球化下的「後現代帝國」
台灣的知識人,在解讀《從帝國的廢墟中崛起》這類「後殖民國家」新一代國粹派菁英的論述時,往往都有共同的盲點:忽略掉這些21世紀的「再傳統化」(re-traditionalisation)主張,正表徵著朝向「帝國之復權」而前進的權力意志與帝國慾望。畢竟,Claiming Victimhood(以受害者自居)的基本話語姿態,容易遮蔽了一個基本的實情:從帝國的廢墟中崛起的,無非還是帝國,儘管是在晚期全球化的時代脈絡下的「晚發展的後現代帝國」(late develeped post-modern empire)。
進而言之,這類的21世紀「晚發展的後現代帝國」,從哲學的角度觀察,似乎也無一不是20世紀德國與日本以「超克現代」為志向的法西斯哲學的「歷史的重複」。
為「伊斯蘭帝國的偉大復興」而魂牽夢縈的「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學者,對德國的法西斯哲學家海德格表現出高度興趣;無獨有偶,在所謂「大國崛起」的時代,堅持重建政教合一的「儒教天下帝國」的「政治儒教」學人,也是借助「古今之爭」的美妙學術姿態,暗地復刻或重製20世紀日本皇國的「超克現代」話語,藉此來為「世界史的中國時刻」的論證貼上散發時尚風華的標籤。
學院哲人宛如古代秘傳宗教的「東方宇宙論境界神學」裡,豢養著各種咆哮「帝國復權」的古老神獸。一般而言,凡在文字上將「天人合一的境界」表述得越是玄妙的,越是會玩弄「境界光景」的,所展演出來的「帝國復權」的權力意志也就越發精純;越是以言說堅持「道體」不可言說的(=從人類言說的領域中移除出去)「形而上奧秘」與「光明境界」的(基本的參照點,孟軻:「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對「帝國復權」的期盼也就越發殷切。
無論如何,作為初步的探索,我們或許可以說:正是基於這類帝國建設方案(empire-building project)具備著「超克西方現代性」(Overcoming Occidental Modernity:OCM)的基本自我定位,「從帝國的廢墟中崛起」的21世紀「晚發展大國」,就構成了人們還看不清楚、講不明白的「後現代帝國」。
「後現代帝國主義」=「新攘夷論」
當然,讀者不免會懷疑:如果確實存在著邁向「後現代帝國」的趨勢,那麼,21世紀的「後現代帝國主義」,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答案的線索,其實離我們並不遠,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尤其在儒教學人認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言與行中。
諸如《在帝國的廢墟中崛起》這類「後殖民主義」論述,總是凸顯著「反西方文化帝國主義」議程。然而,在中美貿易戰與香港「流水革命」的雙重衝擊下,不論是台灣、香港或中國的天朝主義文人,在「反西方文化帝國主義」上,顯然已經不僅滿足於「聖王專政的復權」,而更亢奮地指向了「世界規模的脫美入中」,指向了「爭取具有儒教德性的世界秩序」的「倫理性的世界戰爭」。
事實上,至少從2018年開始,北京的天朝學人,早已公然談論著歷史上各個古典「世界帝國」的「第一次世界戰爭」,為中國權力集團發動屬於「新天下帝國」的「第一次世界戰爭」,進行「思想的武裝」。
古典「世界帝國」的「世界戰爭」,對正典的帝國儒教,當然絕不陌生。它在儒教的帝國釋經學中(華夏帝國傳統中所謂的「經學」),還有著人們耳熟能詳,聽到了就熱血沸騰的名字:「攘夷論」。
只是,古代「天下帝國」的「攘夷論」,在文化政治上的基本性質,究竟是什麼呢?
非常粗略地說,「攘夷論」首先必然是以「聖王禮樂教化的世界化」為歸趨的「倫理戰爭」,一種「爭取有倫理品格的世界」的「倫理戰爭」,一種致力於實現「天下歸仁」的「王道戰爭」;總言之,一種「王者德性」的「世界化」。以這種「倫理性的世界爭戰」來實現「王道帝國」,一向是帝國儒教「修齊治平」修身術的技術性終點,一向是這種儒教「帝國心性」的隱蔽台詞(王陽明說:「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
「禮義廉恥」的「王道帝國」
我的野百合老友,之所以對《在帝國的廢墟中崛起》這類「後殖民主義」著作在文化政治上的「潛台詞」無所知覺,最大的原因之一,恐怕在於他自己也潛意識地認同這種「攘夷論」,認同這種「新國粹派」志向。
不過,今日的我們,終究不得不去思考:21世紀的天朝主義文人重新操持起「攘夷論」,對漢字文化群,在政治與文化上的可能意涵是什麼?
天朝學人最終指向「世界規模的脫美入中」的「新攘夷論」,表面上好像是才剛浮現的事物,但其實,它相當程度上就是構成了我們所知的「白色恐怖」的歷史元素。
讓我們想想最近上演的電影《返校》。
在觀賞《返校》後,人們似乎有個錯覺:那個「白色恐怖」的時代,已經遠離我們而去。實情毋寧是:生成「白色恐怖」的文化政治裝置,依然是漢字文化群當下的霸權文化,依然是盤旋在人們心理深處的幽靈。
例證呢?就在與《返校》的上映同時發生的潑漆事件。
李濠仲先生的專欄文章《胡志偉「偽裝」潑漆何韻詩才是大問題》,點明了統促黨成員發動的潑漆事件,真正該讓人憤怒的地方:
「這擺明不是不同訴求的表態,也完完全全違逆民主自由社會中,兩相不同意見者公開衝撞的文明規則,基本上存在的是「消滅」心理。就像挪威那名兇手,不偽裝成警察,他一樣會造成傷亡,偽裝成警察,目的就在把眼前不知遠避的人全部殺光光。都是行兇,企圖心完全不一樣。」
「世界規模的脫美入中」的「新攘夷論」,表面上好像是才剛浮現的事物,但其實,它相當程度上就是構成了我們所知的「白色恐怖」的歷史元素。(《返校》劇照/金馬執委會提供)
「禮義廉恥」倫理學:對「東方王道帝國」的戀物癖
正是在這樣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天朝主義文人謳歌的「禮義廉恥」倫理學的「本來面目」。
對主張台灣與香港必須在文化上「脫美入中」的儒教文人(不屈服於這種對「東方王道帝國之物」的戀物癖,據說就叫做「戀殖」),向「不知禮義廉恥」的「非人」潑漆,當然是表現了勇於實踐「禮義廉恥」的帝國倫理學的「高貴心性」,是護衛「聖王專政」的「無上威嚴」的「義行」。
如果要更完整地說,對這類的儒教文人,現在最能體現「禮義廉恥」的帝國倫理學的,應該還要包括了在香港槍殺青年的警察、在台灣打人的中國學生,以及在高雄辱罵議員的韓粉。帝國儒教的「禮義廉恥」修養功夫,歷來都是烙印著「聖王專政」的權力紋章的。
「禮義廉恥」的帝國倫理學與「聖王專政」的關聯,在台灣原來不該是秘密。許多人可能都還記得當年李登輝前總統被倒紅墨汁的事件,但卻極少有人知道:倒李登輝紅墨汁的人,名為史力行,在戒嚴時期是執掌政治犯思想感訓工作的仁教所主任。
天朝主義文人一方面高談闊論「禮義廉恥」的帝國倫理學,但也一方面遮蔽了這種帝國王道的「道術」在文化政治上的基本作用——維護「聖王專政」的「無上威嚴」。這是為何對天朝主義文人來說,「保護死人被潑漆還勝過潑活人」;在「禮義廉恥」的帝國倫理想像中,保護像蔣介石這樣的「聖王專政」的「王道典範」的「神聖性」,與向「不知禮義廉恥」的「非人」潑漆,兩者當然是不會相互違背的,而毋寧是互補且相生的。
換句話說,「禮義廉恥」之所以名為「國之四維」,不是沒有理由的;只不過,這種理由,不是「民主共和的理由」,而是「王道帝國的理由」。
「禮義廉恥」的帝國倫理學=「無需戒嚴之名的戒嚴狀態」
我多少覺得,台派在面對潑漆事件時,可能有些過度「自我感覺良好」。讓我們去看看手機社群軟體上的言論吧。實情是:天朝主義的支持者,至今依然將潑漆的人看作是實踐「禮義廉恥」帝國倫理學的英雄。
有人說:統促黨是台灣的毒瘤。我對這樣的判斷,感到有些存疑。國台辦的代理人,不過是表面的症候,真正的毒瘤,卻應當是——使得潑漆成為可能的帝國倫理學,預先將所有向「聖王專政」進行抗爭的人貶抑為「非人」的「王道帝國」倫理學。
從國家理論與政治理論的視角來觀察,每當「禮義廉恥」的帝國倫理學高揚的時刻,也就是我們進入了「無需戒嚴之名的戒嚴狀態」的時刻。每一個實現「禮義廉恥」王道倫理的當下,都是某種「微型的戒嚴狀態」的具體落實;倒過來說,也唯有以這種「禮義廉恥」的帝國倫理學為文化政治上的前提,才有可能實施普遍的「白色恐怖」或「紅色恐怖」。
直言之,以「禮義廉恥」之名來戮殺「非人」,不但被這種「王道倫理」預先宣布為無罪,而且還是「自然正當」的「大仁大義」;否則,就不會有「白色恐怖」或「紅色恐怖」。
因此,當台灣的天朝主義學人將訴求「禮義廉恥」的「紅衫軍運動」,規定為台灣社會運動的「典範」,乃至台灣近二十年唯一「真正的社會運動」,從那一天起,我們其實就已處在隨時可能發生「潑漆事件」的社會狀態。
我們所處的當下歷史情境,或許已經允許我們做出暫時的結論:當台灣的儒教文人,把打著「禮義廉恥」的口號,而將台灣人踐踏和貶抑為「非人」的「紅衫軍運動」,標舉為「聖王專政復權」的先兆,今日的「潑漆事件」,多少就已注定必然發生。
我們應該可以預見,關於這種帶有「聖王專政優越論」的權力紋章的「帝國倫理學」,我們如果找不到讓它停止作用的方法和策略,將來還會有類似的事件,以更大的規模,以更為真實的暴力手段(而不再僅是黑道慣用的「暴力象徵物」),而繼續發生。
乃至,我們尤其不該遺忘了:站在潑漆人背後的,乃是當下正在維護「帝國四維」的「聖戰士」——香港的警察,實際上已變身為「中國武警」的香港警察,那種可以直接射殺17歲青年的香港警察。
另一個228,不是嗎?你知道,我知道,幾乎所有的台灣人,在心底也都知道。(待續)
——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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