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整理房间，竟然发现友人送的一套大部头的书还没拆封，这是2015年1月出版的，由邓力群担任“总监制”，费时二十年才完成的《胡乔木传》。
虽说对这种过于正规的读物兴趣不大，但前些日子刚好读了李慎之先生的文集，其中多处谈到过他的老上级乔木，现在换一种角度看看，也未尝不是一件有意思的读书方式。
该书的编写组成员加起来，差不多相当于部队里的加强班，除了胡木英（胡乔木之女）、朱佳木（胡乔木秘书）之外，还有七、八个人参与了编写，加上一些打下手的，差不多有十几个人。
这些姑且不谈，我们奇怪的是，这部上下两册的巨著出版之日，仅由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该书“后记”，各级宣传机关和党报党刊却相当低调。
此外，习惯于审查别人文字的前中宣部长邓力群先生，主编这部书时，发现要送审的单位更多，有中央办公厅、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社科院、发改委、新闻出版总署等七、八个单位。着手担任组长时，邓力群已经80岁，为了编完这部书，他坚持活到了100岁，而他的老情敌李锐，这年也已经98岁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仁者寿”，也许很有道理，不过有心理学家研究分析，长寿的主要原因还是基因，其次是心态，没心没肺的人也能长寿。
此时，躺在病床上的“总监制”，年满100岁的邓力群摸着散发出油墨味的两部精装大部头的著作，流下了两行老泪，一个月之后，他欣然地跑到马克思那里汇报工作去了。
被人们称之为“左王”的邓力群，是胡乔木最忠实的粉丝。
邓力群原名邓声喈，喈的本义是鸟鸣声，《诗经》中有一句：
“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但自从他遇到胡秘书之后，这只黄鸟便更喜欢“集于乔木，其鸣喈喈”了。
在毛咏芝的30多个大小秘书当中，要论才华，那是各有所长，而名气最大的主要有这么几位：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后被人称之为五大秘书）。
另外还有周小舟、李锐（兼职）、戚本禹、张玉凤等等，其中江青和张玉凤是生活秘书。
这些秘书当中，有二位在1966年先后自杀身亡，田家英44岁，周小舟与胡乔木同年，死时54岁。其余的（生活秘书除外）几位后来都去了秦城，唯一躲过牢狱之灾的就只有胡乔木了。
从1941年到1966年，在长达25年的跟随“主公”的日子里，胡乔木被称之为“改造的最好，心灵最美的知识分子”。
胡乔木生前曾经着手写过一部《乔木自传》，但不知何故没有拿去出版。
这部八十余万字的《胡乔木传》，没有完全按照其自传的内容照抄，这是对的。毕竟个人自传有时会因记忆问题出现谬误。
胡乔木出生于1912，原名胡鼎新，他比邓声喈大三岁。
“乔木”是后来参加革命后自己取的笔名，可能是因为笔名比真名的名气更大，后来干脆就叫了“胡乔木”。
据说此名也出自《诗经》，而不是出自植物分类学中的灌木、乔木、藤木。
《诗经·小雅·伐木》有：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正因如此，当他在延安遇到他心爱的姑娘李桂英时，就把她的名字改为“谷羽”，这位姑娘就是一只被伐木人从幽谷中驱赶出来，落在乔木上的一只小鸟。
《辞海》关于乔木的解释是这样的：
主干明显而直立，分枝繁盛的木本植物。植株一般高大，在距地面较高处分枝形成树冠。例如松、杉、杨等。
过去人们做房子，一般选用又大又直的乔木做栋梁，普通人家受经济条件限制，大多用杉木。松木和杨木虽然也不贵，但容易腐烂，故不宜做房梁。然而其它结构紧密坚实耐用的乔木，往往长得不是很直，十棵树当中，有一棵是直的就很不错，所以并非所有的乔木都适合做房子，更别说成为栋梁。
胡乔木算是少有的、只跟一个人相守到老也没有任何花边新闻的文化人，不像他的粉丝邓声喈，整风运动当中跟李锐的老婆范元甄谈心，结果把人家谈到床上去了。
乔木自己洁身自好，但对别人的风流事也从不多说一句。
当年他去窑洞找邓声喈谈事，邓走到门口说了一句“范元甄在里面”，乔木二话不说转身就走，后来见了邓声喈或范元甄，也从不提此事。
当年在延安，组织上最重视的是党性，至于个人生活倒反而比较自由，“搞个男女关系不算什么大事。”主公说得有道理。
1958年以后，乔木发现自己越来越跟不上领袖的思路，这期间他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到了文革前夕（1961年），主席同意他回家养病，他因祸得福，文革虽然也受到一些冲击，后来因主席亲自看望他，便又安然无恙了。
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江青不让乔木参加守灵，于是他写了一封信，似乎是检讨，又似乎是表忠心，江青把这封信公开出来后，还是不让他参加守灵。
这是他人生最大的一次打击。
1977年，小平出山已成定局，而此时乔木仍然赋闲在家，他的超级粉丝邓声喈找到王震，让王震带着乔木的检讨书去见邓，王震在所有将军当中，心思最为缜密，虽然外面看上去很粗犷，其实是粗中有细，他考虑到小平出山后，将来一定需要一位在理论上可以帮上忙的人。
但为什么又要带检讨书呢？这是因为在反击加倾翻案风当中，乔木为了自保，写过一份检举小平同志的材料。小平说，这没什么，当年人人要过关，像乔木这种胆小怕事的人也是迫于压力。
乔木后来在配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时，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人认为乔木是“左大王”，邓声喈是“左小王”，但据原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回忆，这个头衔用在乔木身上，并不完全合适。
有时候，乔木右起来也相当彻底。不过到了最为关键时候，他能看出“主公”的脸色，所以转起来很快，不像田家英那样一根筋。
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发生时，主公要求乔木写个分析报告，乔木的观点是支持匈牙利人民的行动，并建议主公全盘否定苏联的模式，走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议会道路。不要说是在当时，就是现在这也是够胆肥的想法，主公反复看了这份报告，并非无动于衷，后来虽然反其道行之，但也没有因此对他这份报告过于责难。只要不是背着他，主公私下对身边的人还是比较宽容的。
五、六十年代，主公每次去杭州小住都会发牢骚说，我这哪里住在天堂，分明是住在坟地里。——当年西湖周边，有将近一百多座古墓，其中包括“暗香浮动月黄昏”的作者林逋(林和靖)墓、钱塘第一名伎苏小小墓以及武松、岳王(岳飞)等名人墓。
1964年，在杭州养病的乔木揣摩主公的意思，填写下《沁园春•杭州感事》：
穆穆秋山，娓娓秋湖，荡荡秋江。正一年好景，莲舟采月，四方佳气，桂国飘香。雪裹棉铃，金翻稻浪，秋意偏于陇亩长。最堪喜，有射潮人健，不怕澜狂。
天堂，一向喧扬。笑古今、云泥怎比量。算繁华千载，长埋碧血，工农此际，初试锋芒。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谁与我，吼风奇剑，灭此生光！
词填好了，先给主公看，主公将后面三句“谁与我，吼风奇剑，灭此生光”改为“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
浙江省有关领导一看，没几天把西湖边上的古墓一扫而光，此举不久便成为全国破四旧的样板，一场文物浩劫从此展开。
八十年代重新出山后，乔木也经常是忽左忽右，让人捉摸不透。
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百年祭日。3月7日，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在中央党校举行，周扬作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主旨报告，1983年3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但突然之间就风云巨变，周扬与胡乔木之间对待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观点上，剑拔弩张，针锋相对。
当年的《人民日报》总编秦川写下到这样的见证文字：
3月21日，胡乔木在中南海中宣部的一间小会议室主持召集会议，大家分作两排在铺白色桌布的会议桌前坐下，阅读中宣部给中央的报告。
周扬看得快一些。他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那本报告，掷在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对面的乔木大概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
瞪大眼睛的乔木把头伸过来，面对周扬：“你这是反中央！”
周扬：“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
乔木：“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
周扬：“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双方剑拔弩张，气氛紧张，这在党内会议上是少见的……。
有人赶忙出来打圆场：“你们都是老上级、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说吧。”乔木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接过话茬说：“是啊，我和周扬早在上海就一起工作了。”
乔木稍微冷静一下，问：“告诉你不要发表，为什么还要发表？”
周扬说：“你来我家时没有说过不让发表，你只是说异化部分要联系实际，加强一下，修改以后发表。我没法修改。既然大会都讲了，讲话稿也印发了，报纸为什么不可以发表？”
乔木坚持说不听招呼擅自发表是错误的。周扬重申他从未听说过不让发表。
周扬再次为自己辩护：“乔木说的是异化问题要联系实际。”
会场归于沉寂。有位领导（邓声喈）同志突然站了起来，声音大得惊人：“周扬同志，我多年来都尊敬你，你是我尊敬的老同志……”这句开场白之后是一番劈头盖脑的批判。最后他说：“希望周扬同志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成立时讲话，不要干预中宣部工作！”
其实，关于马克思理论，几乎所有的理论学家都心知肚明，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真正弄得懂，所以主公一再强调“要弄通马克思主义”。
没办法，马克思理论实在太深奥了。即便是恩格斯也经常跟不上老马的思路，何况一般人。
在恩格斯眼中，能够基本上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只有二个人，一是俄国的普列汉洛夫，另一个是德国的卡尔·考茨基。然而这两个人都是列宁最讨厌的家伙。虽然讨厌，但列宁对考茨基《土地问题》一书却给予了高度评价。
《土地问题》这本书五十年代初就有中译本，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一个公认为中国文化水平最高的地方，《土地问题》一书直到八十年代末期，三十多年来的借阅纪录上，却只有一个人。
所以不难看出，乔木与周扬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争议，不过是意气之争。后来夏衍说，如果这个报告是乔木作的，那么一点问题都没有，怪就怪在周扬抢了他的风头。
据说周扬一气之下便住进了医院。虽然文革时周扬坐了八年牢，但在批胡风和反右期间，更早在延安整风期间，他也没少整别人，有人甚至给周扬安过中国的“文化沙皇”的称号。
乔木对自己的理论水平很自信，但面对真正的学者，他又表现出相当地谦逊。他跟钱锺书之间的“友谊”，有时让钱锺书十分为难。
一方面，在他的关照下，钱不仅顺利地出版了百万字的《管锥编》，而且还分到了一套又大又舒适的部长楼。另一方面，由于乔木常来，钱锺书一些熟人便很少光顾了。
钱其实用不着太大的房子，他和一般的大知识分子有一点不同，别人都是满屋子书，钱锺书的藏书却并不丰富，家中的藏书，主要是杨绛和他们女儿的，钱锺书的书都在他的脑袋里装着，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据杨绛在《我们仨》一书透露，一开始乔木去看钱锺书时，身边总带着一位警卫员，后来感觉到钱有点的不自在，马上就不让警卫员跟着他。
乔木很赏识也很倚重钱锺书，请钱锺书担任社科院副院长，并且承诺他这个副院长可以不参加日常会议，不承担任何行政工作。
虽然如此，乔木还是某些方面还是有一定限度的。
有一次，乔木请钱锺书为他改诗，钱锺书真改了，而且改得很多，这样一来，乔木就不高兴了，他把改过的诗作给李慎之看，说：
“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锺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
李慎之与钱锺书是世交，都是无锡人，平常见面就用家乡话聊天，而且李慎之早年就当过周恩来的外交顾问，后来又跟邓小平出访美国，政治头脑比钱锺书强很多。
在李慎之的提示下，钱锺书意识到自己改“错”了，就给乔木去了封信：
“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蒲伯曾说，“一知半解是危险的事情”，这可能是钱“自我检讨”的托词。）
此外，乔木对季羡林、聂绀弩也很照顾。
季羡林说：
“他到我家来看过我。他的家我却是一次也没有去过。什么人送给他上好的大米了，他也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他并非百万富翁，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
乔木经常去看聂绀弩，并且为聂绀弩的《散宜生诗》作序。有传言说聂绀弩曾不满乔所作的序，显然只是传言。
作家王蒙八十年代因写意识流小说等遭到很多人的非议，乔木在很多公开场合帮王蒙说话，不仅如此，他还推荐王蒙当了文化部长。
电影《芙蓉镇》一度在中宣部审查通不过，是乔木站出来“为《芙蓉镇》辩护”，这才得以公演。
还有周作人的书后来得以出版，也得归功于乔木。
有人说，乔木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了作家们，而另一面却让人看不懂。跟学者、作家们在一起，他很谦虚，但对政治家们，除了主公和小平同志，能入他法眼的很少。
他对耀邦说，你水平不行，以后写东西先给我看，我帮你修改。
而耀邦对他的评价则是：
一日无君，则惶惶然。
在揣摩主公意图方面，耀邦的水平真的比乔木差得远，如果有他一半，也不至于……但这样的话，耀邦就不是耀邦了。
评价一个人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多数人往往以自己的主观情绪为标准，这在心理学里面叫做“先入为主”。其实，离开了大环境，每个人都是“向善”与“向恶”的一面。所以古希腊先贤把“认识你自己”作为人生智慧最高的标准。Philosophy一词最早在希腊语里，并不是哲学的意思，而是爱哲学，柏拉图认为，人是掌握不了哲学的，只有爱它的资格。
几千年来封建专制，让国人的思维模式十分独特，说他僵化吧，有时候一个个比鬼都要精明；但把这些人合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又群体性地表现出一连串弱智的行为。义和团的大师兄给每个人喝碗水，说是可以刀枪不入，一个个还都真敢往洋人的枪口上撞；五八年放卫星，下面报亩产三万六千斤，报纸也就这样登。
试图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塑造别人的人，并非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思想，然则一旦权力在握，理智就无影无踪，也许他身边人不完全是马屁精，不少人可能是发自內心的盲信者，但这并不代表人人都会像他的“老部下”那样崇拜他，信徒的心中永远没有真理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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