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那》的扉頁上，恭恭敬敬寫上了上帝之語：「伸冤在我，我必報應。」這可能是知識分子比較陌生的一種現象，值得人們去深思。
我們的辨析，從中國大陸很多自由主義知識人誤讀洛克的《政府論》開始。
事實上，洛克和斐爾麥博士的論戰，有一個共同的支點，這就是聖經無誤。雙方都相信聖經是上帝的話語，相信上帝的話語就是真理。只是人緣於給定的有限理性，對聖經存在著不同路徑、不同觀點的闡釋，這構成了啓蒙時代思想多樣性的基本秩序。
也就是說，當洛克批評一些基督徒的思想的時候，並不意味著洛克在批評聖經，恰恰相反，洛克是在通過他的解釋框架，捍衛聖經的真理性。
這構成了兩個方面的思想風景，第一是保守聖經真理的立場，第二是保守對聖經解釋的多樣性的思想秩序。
前者是絕對命令（康德），是充足理由率（叔本華）；後者是自由意志（奧古斯丁），是思想競爭市場（科斯）。兩方面綜合起來，才形成康德意義上的二律背反，才構成思想的張力和湧現秩序。
中國人因為不瞭解聖經傳統，至今不能理解這至關重要的一點，進而也完全不理解言論自由的邊界秩序。也就是說當我們思考自由的時候，我們一方面要思考自由的充足理由，思考自由作為一種絕對命令，怎樣構成了對人類的影響。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思考自由在一種競爭的思想格局之中，如何凸顯了自由本身的意義，以及人類的自由精神先驗存在的邊界秩序。前者意味著為什麼，後者代表了怎麼辦。
一個現代中國人，能認識到自由、民主、寬容的美好，當然是極其可貴的。但凡事都有秩序和邊界，真正有價值的民主自由，是對民主自由本身的雙向辨析，而不是將民主自由推到偶像崇拜的地位。
大陸的自由主義者，絕大多數都首先放棄了自由為什麼的命題，僅僅關心怎麼辦的問題。這是一個巨大的認識論陷阱，要對這個陷阱展開糾錯，我認為目前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沒有起步，路途可謂遙遠。
當一個人高呼要馴化利維坦，把權力關進籠子里的時候，比這個問題先一步的問題是，一個人是否願意把自己也關進籠子里，使得自己的自由不至於越過自由的邊界。所以，如果一個人的自由權利沒有得到邊界限定，那麼政府也不會形成應有的邊界，因為任何政府也是由人組成的。
理解這一點，我們就能理解，雖然對政府權力的限制非常重要，但這個常識已經得到了普及。與之不相適應的問題在於，人們對自己的權利如何得到有效的邊界限定，一直以來連最基本的問題意識和最基本的方法論都沒有思考過。這是最大的思想空白，與每個人有關。如果人們對自己的自由邊界無法理解，那麼人們對政府權力的限制就是一個無意義的問題。很多知識分子一生思考如何限制政府權力，但卻很少思考如何限制自己。我想這才是最膚淺的學問，最短視的思考，最自負的幻想。
真正的思考應該是一個人如何實現關於自己的自治（自律），使得自己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上帝所造之人。但中國人幾乎沒有人這樣思考，而是集體走進宏大敘事。比如有人畢生思考如何一統江山，有人畢生思考如何分裂而治。雖然兩方面勢不兩立，但卻共同構成人性的喧嘩，短視，膚淺和無聊。
很多人把自由憲政當成了一個工具，當成了一個關於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而不是一種價值，一種人的生命的意義。自由是一種思想的湧現過程，自由從來不是工具。作為一種思想體系，自由從一開始就存在著人類無法逾越的邊界秩序。
都說自由是最寶貴的，但我們有選擇陽光和空氣的自由麼？如果我們承認空氣陽光的惟一性，我們也得有限承認，人的靈魂和思考，人的自由和權利，一定同樣存在著一個終極的惟一的邊界。否則，人就走向了理性的自負，一個崇尚自由的人，最終很有可能走到自由的反面。
看歷史，這樣的故事實在是太多了。人啊，總是不能把對自己的懷疑推向絕對，總是按照自己的有限理性的能力，強行把超驗的真理壓縮在自己的內心之中。因為人啊，並不願意知道，到底是什麼動力，什麼方向，才能促使人們真正願意不留餘地、毫不妥協地懷疑自己。
相關的思想遺憾，在我們的歷史上，俯首即拾。
從嚴復的時代，讀書人就開始試圖說出常識，比如強調把權力關進籠子里，進而試圖通過教育和批評的方式，勸說權力擁有者把自己關進籠子里。一百多年過去了，如今的讀書人還在這麼說。即使一點用處也看不見，讀書人也不改其志。
問題出在哪裡呢？竊以為，問題可能出在讀書人言說的深度上。真正有穿透力的知識人，不應該僅僅思考方法論，應該去思考價值觀為何成為可能，思考觀念的秩序形成的內在動力和思想源流，而不是盯住方法學方法，盯住制度學制度。
柏拉圖說過，這個世界乃是從一個偉大的理念開始。康德說的更明白，觀念在前，事物在後，康德甚至認為自己的這種表述，是人類認識論意義上的一場「哥白尼式革命」。我們的麻煩在於，有幾個中國的知識人真正理解了柏拉圖和康德的意義所在呢？
一百多年以來，如果說官僚和企業家階層總是在器物、工具和技術的層面奉行一種實用主義的原則，那麼知識人則是在制度和觀念的層面奉行一種實用主義的原則。幾乎沒有一個深刻的知識人去思考，那些深刻的觀念，那些自由的制度，到底是怎麼形成的。歐洲人或者美國人，他們到底經歷了一種怎樣的觀念演化歷史和制度糾錯的歷史，而這種演化與糾錯的能力，到底源自何處。為什麼他們擁有這樣的能力，而我們號稱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人卻沒有。
在這個意義上，知識人的急躁、膚淺和短視，與官僚和企業家的急躁、膚淺和短視，乃是異曲同工。
在觀念史的意義上，可以肯定的說，中國社會當下無知且蠻橫的社會之怪現狀，與知識人長期以來的膚淺直接有關。他們普遍沒有深度追問的能力，斤斤計較當下的名利得失，缺乏承擔苦難的勇氣，沒有為真理赴死的態度。他們配不上「先知」的稱號，配不上「思想者」的雅稱。他們在每一個時代都被權力擁有者玩弄於鼓掌之間，乃是一種必然的報應。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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