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期，伴隨著「逃港潮」的是「走私潮」，當時在深圳九龍海關辦了一個很著名的「反走私陳列室」，吸引了許多中央、外省黨、政、軍大員源源不斷的參觀，如國家副主席朱德元帥、全國婦聯副主席康克清夫婦，葉劍英元帥，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大將，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河北省委書記林鐵等。他們是來看廣東省的反走私成果？起碼不完全是。在「大饑荒」餓殍遍野的背景下，香港「西洋景」—資本主義的富裕和生活方式對誰都有吸引力。這些中央和地方大員匯流於「逃港潮」中，看眼花撩亂的走私物品，隔河眺望香港的燈火輝煌，實際上已經完成了一次眼睛的「逃港」。
「眺望香港」，後來成為中共執政者的一個固定節目。香港作為一個事實的存在，很難漠視和迴避。把香港作為一個繁榮富強的榜樣，成為後來中國改革開放的動因之一。廣東人對「資本主義」的香港有著直觀的感受，信息暢通，很難實行愚民政策。人們相信眼睛，不相信耳朵。
雖然文革前後，「逃港」定性已經發生了變化，變成了「敵我矛盾」的「叛逃者」，逃港的人改了稱謂，叫「逃港份子」，跟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五類份子」階級敵人同類，依然無損於香港的巨大誘惑和前仆後繼「逃港」的決心，而且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隱晦，絕無畏懼，白雲山水庫和珠江每天成百上千的練泳者，路人皆知，其中絕大多數是即將的「偷渡者」—「逃港份子」，就是明證。
「逃港」、「偷渡」與「包產到戶」類似，形成二十年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改革開放政策的兩隻輪子，理解起來很簡單，求生欲望使然。時任廣東省委政法委員會主任寇慶延說得更直截了當：「為什麼人民要偷渡？兩個原因，一個是香港英國當局限制進口，這是根本的。（另一個是）香港三百多萬人口，其中兩百萬左右是廣東人，那裡面很多是一家人，一半在大陸，一半在香港，叫人家長期不見面，在世界上都沒有這個道理。」「有的婦人走到派出所發脾氣，你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國有句老話，『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來的，首先是帝國主義逼的，再就是我們逼的。」
「帝國主義逼的」談不上，「我們逼的」，才是要找的原因。有學者根據臺灣救濟逃港難民的有關資料，作了一個梳理。這些資料涉及五十六名廣東、福建兩省十九個縣市大陸逃港人士。結論不出預料：
五十六人中，男四十七人，女九人。年齡最大的六十一歲；未成年七人，年齡分別為四歲、五歲、六歲、七歲、九歲、十三歲、十七歲。平均約二十四歲，顯然青壯年居多……從文化程度看，大專三人，高中畢業或在讀者九人，其餘四十四人都在初中程度或以下。至於職業，則包括在校學生、瓷器工人、手工業工人、醫護人員、小商人、紡織工人、家庭婦女、無業人員、建築工人、機械工人、教師及代課教師，比例最大的是農民，共九人。政治面貌以「地富反壞右」的「黑五類」居多。六人曾被勞改或勞教：三人因偷渡，一人因偷渡兼「偽保長」身份，一人因家庭歷史牽連，一人因民國時期就讀中央警校被判「歷史反革命」獲刑五年。還有一人被處十餘年管制，因其民國時期就讀廣州警校。出身地主、富農家庭被清算者最多，共十人。家人死於獄中或自殺者亦不乏其人。至於宗教背景，佛教最多，有五人；基督教二人；道教一人；還有二人自稱信仰孔教。有宗教背景者，共計十人，約占總數的百分之十八。
五十六名逃港人士，四十七份資料，是學者的隨機發現、整理、研究，卻很能說明問題。中共新政權的錯，顯然不僅僅是「三面紅旗」和「大饑荒」。陶趙改錯的決心，解決危機的務實態度，香港這條生路當然要利用。關於「偷渡」，陶鑄在公開的說法是：「我們廣東減少幾十萬人沒有什麼了不起。這樣做，既能夠解決我們的困難……等我們的經濟情況好轉了，可以再回來嘛。這樣不叫偷渡。」
5月22日，「反逃港」電話會議三天後，由趙率領，廣東省委成立了省、地、縣三級組成的領導小組趕赴寶安現場。寇慶延回憶說：「陶鑄當時在長沙考察，打電話給趙紫陽（當時是省委書記），趙召集民政廳、公安廳、政法委、軍區司令坐火車到深圳，看見沿途成群結隊的人往香港走。趙紫陽一路走一路說：『哎呀，絡繹不絕，絡繹不絕。』到深圳後，圍牆、鐵絲網外邊都扒滿了人，從鐵絲網下邊鑽。晚上，香港那邊一會打個照明彈，跟打仗似的，這邊的人群就喊『衝啊』。後來這邊調了一個多營的兵力把住幾個路口，又派當地的老百姓給人們送飯、送水，勸他們回來，調了幾百輛汽車往回送。」
趙在多個場合說逃港的人們「絡繹不絕」，用的是中性描述。「文革」期間，有知情者揭發說，省委還成立了「接待委員會」，國際旅行社廣東分社參加了「逃港潮」運送工作；省委交際處小車隊都參與了「逃港潮」廣州到深圳拱北的運輸，每天出車二十多輛，運送一百多人，每人票價一百多元，「幹了一個多月，估計共運六、七千人出境」。也就是說，官方參與了「逃港潮」的實際組織、運送工作。目前尚沒有更多的證據。此說備考。
間接證據是陶鑄的話，以及廣州市市長曾生的話。曾生1962年初，在市委討論壓縮城市人口問題時，曾說：到香港去吧！放幾萬人出去怕什麼呢？現在那麼多人失業。口氣跟陶差不多。
「收口」時間，5月22日至7月8日。寶安一個半個月「反逃港」工作效果如下：
經過堵截，共遣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名外流人員回鄉，其中（香港）押解回來的一萬五千五百二十三人，收容三萬五千八百七十二人。6月24日至27日，寶安縣第一批鎮壓反革命開始行動，以公社為單位召開群眾大會，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全縣參加鬥爭大會的有九萬七千六百二十二人，占成年人的百分之七十左右；是土改後最大規模的一次群眾性鎮壓反革命行動。全縣共打擊了敵人五百一十三人，其中逮捕八十二名，管制九名，鬥爭四百四十二名。
一手硬，一手軟。逃港要堵住，邊民要安撫。8月13日，寶安縣提出了《關於適當放寬邊境管理政策，切實解決邊防地區人民群眾恢復和發展生產必須解決的問題的報告》。摁住葫蘆起了瓢。邊境堵截、遣送，內地依然人流源源不斷地湧來。省委按照周恩來命令，統一部署堵截「逃港」期間，謠傳「英國女王生日，大赦邊境三日，沒通行證也可進入香港」，廣州火車站最多時聚集了上萬人，發生了大騷亂，即世人震驚的「東站事件」。
廣東逃港潮像瘟疫般蔓延全國，十二個省、三十六個縣的人湧向廣東，廣東「逃港潮」已經演變成了中國「逃港潮」。火車東站發生了燒警車、抓民警的騷亂。6月5日，廣東省省長、中南局第三書記陳郁在家召集了緊急會議。趙、副省長林李明、廣州市長曾生、廣州市委代理第一書記趙武成等出席會議。關於事件的性質和應採取的措施，會議出現了兩種意見，一種意見以陳郁、林李明為代表，認為事件「有人策劃」，「是一起有組織、有策劃的行動」，「有港臺情報組織插手」。
趙不同意這個看法。趙堅持了5月17日晚全省電話會的定性和處置意見。趙說：「是不是要分清一下是什麼矛盾。港臺特務插手畢竟還不是矛盾的根本，矛盾的根本還是老百姓沒飯吃，要跑香港。還是要以勸說為主吧，免得事情擴大。」陶趕回廣州，聽完情況彙報，說：「現在還什麼內部矛盾？一般理解是敵我矛盾了。車都燒了，還人民內部？」決定立即調動部隊，實行戒嚴。
6月6日，解放軍開進了廣州市，包圍了火車站，清場，驅散群眾。
趙反對把饑民當敵人看，反對「有組織、有策劃」的「陰謀論」，反對戒嚴、鎮壓，主張以疏導為主，平息事態，這個意見被陶否決。這個情景，頗似1989年5月17日下午，鄧小平家討論「六四學潮」處理的提前版、縮小版。
「東站事件」共逮捕十六人，送勞動教養二十二人，行政拘留三十四人。與寶安模式相同，「東站事件」平息後，廣州實行了大規模的「鎮反」，以彈壓、威懾群眾。鎮壓毫無意義。民間逃港深入骨髓，以至有持續到了七十年代的逃港暗語流行，香港叫「K城」，廣州叫「大圈」，逃亡叫「較腳」，偷渡叫「督卒」。
接下來調整治粵大政方針，截至「北戴河會議」和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大致有三項：
夏，在趙的主持下，批准回復廣東毗連港澳地區的小額外貿，放寬邊境線以外若干地方群眾赴港探親的規定，另開口岸幫助在港有親友、有生活來源的群眾出境。7月，趙親率工作組赴清遠縣洲心公社總結當地幹部群眾創造的「就地分糧」的典型經驗，將其歸納為「聯繫產量責任制」，加以提高、完善，在廣東全省推廣。8月22日，趙主持批發《關於徹底建立和健全生產隊的生產責任制問題的意見》，內稱：「可以採取固定地段，一次包工到人，由社員個人（或戶）連續操作，管理到底的辦法，一次包到底。」
開放廣東與港澳地區的邊境小額貿易和接續高級合作社的方針政策，推行「聯繫產量責任制」，即包產到人、包產到戶、包產到組。毛的政策則是極左的「八屆十中全會」和1963年的「小四清（清帳目、清工分、清倉庫、清財務）」、1964年的「大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在農村開展聲勢浩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運動」）。
「四清」運動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治國綱領。這個綱領禍國殃民十五年之久，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正式宣告結束。它的提出聲稱基於鄉村現狀的九個事實、一個判斷。九個事實大致可歸納為：地主、富農在鄉村企圖復辟，進行階級報復；地主、富農份子腐蝕拉攏幹部，篡奪和企圖攛掇社隊領導權力；雇工剝削，放高利貸，買賣土地；出現了新生資產階級份子，靠投機、剝削發財；在機關和鄉村出現了一批貪汙盜竊份子、投機倒把份子、蛻化變質份子。因此「任何時候不能忘記階級鬥爭，不可忘記無產階級專政」，否則，一個判斷是不能成立的：「那就不需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資本主義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拿在我們手裡，掌握在敵人手裡」，「中央可能出修正主義」，可能出赫魯曉夫。因此要「說服教育、洗手洗澡、輕裝上陣、團結對敵」，必須「反修防修」。
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極權主義治國的訣竅是不斷憑空製造階級敵人，不斷地運動群眾、教育群眾，讓人們相信階級鬥爭、階級敵人的存在是一個確鑿無疑的事實和迫在眉睫的威脅，以期在一種社會的普遍仇恨、恐懼氣氛中鞏固權力。1955年、1956年冬春，1957年、1958年冬春，1958年、1959年冬春，1960年、1961年冬春，1962年、1963年冬春，1963年、1964年兩年，最晚到了1989年、1990年和1990年、1991年冬春、1991年、1992年冬春，幾成一個規律，只要形勢緊張、社會危機或形勢稍有緩和的時候，要對農民進行新一輪剝奪的時候，要轉嫁矛盾和困難，拿基層幹部當替罪羊以平息農民憤怒的時候，以及進行秋糧徵購任務的時候，「社教運動」就來了。
※作者盧躍剛，記者、作家，長期從事非虛構文體——新聞報導和報告文學寫作，代表作有長篇報告文學《大國寡民》，中篇報告文學《創世紀荒誕——傻子瓜子興衰記》、《長江三峽：中國的史詩》、《以人民的名義》、《鄉村八記》、《在底層》等，曾獲「中國潮」、《中國作家》、《當代》、《青年文學》、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徐遲報告文學獎、獨立中文筆會（2012年度作家獎）等多種獎項。本文選自作者最新力作《趙紫陽傳：一位失敗改革家的一生（上中下）（印刻）。
——上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