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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西藏從當年不為人知的保密資料和檔案著手來重現史實，尤其通过幕後秘密文件和公開宣傳之間的對比，解釋了當初人們對事件作出反應的邏輯。研究者难免感概：當初要是人們知道有這些文件，恐怕就不會那麼輕信，那麼被動了。同理，五十年後，當今天的中共內部文件和秘密安排都解密了的時候，人們將怎樣看待今天的香港。
公開宣傳背后的秘密文件
八月下旬，我按照半年前安排的計劃，到香港尋找西藏當代史方面的資料。清晨出機場，迎面過來一輛出租車，車身上赫然四個大字：反對佔中。我立即意識到，我剛好是在香港處於前景難以預測的緊張氣氛之中來到這裡。我恍惚有種穿越感，研究多年的西藏歷史場景，似乎正在眼前重現。
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作為歷史研究者，專業要求我以史料說話，我不能在研究中設想"假如如何，那麼就會怎樣"。但是，因為我的研究經常是從當年不為人知的保密資料和檔案著手來重現史實，必須十分注意幕後秘密文件和公開宣傳之間的對比，才能解釋清楚當初人們對事件作出反應的邏輯，所以，我仍然會冒出一個念頭：當初要是人們知道有這麼一個文件，恐怕就不會那麼輕信，那麼被動了。
六十多年前，中共大軍西進，完全有能力拿下西藏的時候，西藏是什麼狀態？西藏名义上的宗主國大清王朝早已覆滅，後來的繼承者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都被擋在門外，千方百計想要同西藏建立某种關係，西藏有將近四十年的時間享有國際藏學界公認的"事實獨立"地位，西藏就是一個國家，具有一個國家所有的一切。當時解放軍是有能力打進西藏的，但是打進去的話，那就是一種"入侵"，就是"侵略"一個事實存在的獨立國家。所以，解放軍先在昌都打了一仗，打敗了藏軍，然後放下身段，請西藏政府派人談判，以軍事為後盾，以武力佔領為威脅，簽訂了《十七條協議》。協議的基礎是鄧小平起草的"關於與西藏地方政府談判條件的意見"，發給中央的秘密電報中說明："如果談判不成，需要戰鬥進軍，只要在三、五條文字上略加修改（精神不變），就可以作為公開宣布的約法十條。"鄧起草的第三條是"西藏現行各種政治制度維持原狀不變更。達賴活佛之地位及職權不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第五條是"維持西藏現行軍事制度不予變更"。從文本上來看，除了國防軍入藏，西藏一切不變。達賴喇嘛接受了這個協議。於是有了宣傳中的"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地方政府（這是中共在談判中堅持這樣稱呼西藏）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西藏的國家元素全部被中共廢除
协议签订后，軍隊長驅直入，偷偷帶進一整套黨的班子。由於協議上只規定了軍隊入藏，沒有規定中共入藏，這套黨的班子當時是潛伏在西藏各地的"地下黨"。入藏的中共西藏工委是不公開的，沒有招牌沒有辦公室，表面上只有解放軍軍區。中共在西藏的官員名義上只有一个中央政府代表張經武，别的都是來抵禦外敵保衛國防的軍人。直到青藏、川藏公路修通，"地下黨"才鑽出地面，這時中共已經在西藏發展了一批黨員，建立了若干黨支部，有了一定基礎。中共統戰政策對西藏的僧侶貴族非常優惠，下力氣不讓西藏貴族僧侶的生活有絲毫影響。那時藏人普遍仍然看重銀幣，即舊時的大洋，所謂袁大頭。於是，舉國收集袁大頭運進西藏，讓藏人拿到手的是實實在在的大洋，甚至在袁大頭不夠的情況下，令鑄幣廠鑄造新的袁大頭給西藏。
1955年，中共給19歲的達賴喇嘛一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頭銜，在"國家領導人"的虛擬光環裡，達賴喇嘛的實權落到了"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手中。在中共內部，從上到下都很明確，中共不僅要佔領西藏，而且是要改造西藏，而且一定是按照中共的革命綱領，根據它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發展理論來改變西藏。如今的解密文件足以證明，中共在入藏初謹慎統戰時期，就在為後來的"民主改革"做準備。從1956年開始在周邊四省藏區搞土改，開始有步驟地改造藏區。在達賴喇嘛的抗議下，一邊承諾"西藏六年不改"，一邊動員"江東堅決改"，一邊"做好打的準備"，而且要"大打"，"邊打邊改"。
當藏人的反抗和解放軍的鎮壓爆發的時候，中共的軍事準備早已在進行之中。全面改造西藏已是蓄勢待發，只剩下"十七條協議"這個障礙。獲悉3月10日藏人包圍羅布林卡的消息，毛澤東的反應是"總算爭取到了政治上的主動"。表面上派譚冠三與達賴喇嘛信件來往，背後卻積極調兵遣將，準備開戰。達賴喇嘛為避免生民塗炭而被迫出走印度流亡，十七條协议被廢除，西藏原有的作為一個國家的元素全部被廢除，協議承諾的自治名存實亡，事實上成為中國的一個行省。這一切，中共是主動的，而藏人一方卻往往蒙在鼓裡，不知事態將往哪個方向發展。中共的公開宣傳，和它內部的秘密文件內容，各司其職，動態配合。公開的話可以說得非常動聽，內部的計劃和命令卻冰冷無情，令人不寒而栗。
西藏、香港政策鄧小平都是主要操盤手
研史至此，不免會想，假如當時西藏僧俗上層看到了鄧小平的那份電報，假如他們知道中共從一開始就沒打算遵守十七條，假如他們知道中共勢必要以其意識形態來全面改造西藏，中共入藏還會如此順利嗎？
當年入藏和制定西藏政策，鄧小平是一個主要操盤手。中英談判和香港回歸，"宜粗不宜细"的"小平風格"清晰可見。協議越简单、越模糊越好，以便為日後留下操弄的空間。一國兩制到底是什麼規定，權力如何劃分，權益如何保障，衝突如何裁定，鄧小平不要英國式的詳盡規定。他答應香港人民一國兩制，"舞照跳馬照跑"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卻並沒有說明只有"愛港愛國"的港人才可以治港，更沒有規定誰來確定此人是不是愛港，是不是愛國，萬一愛港和愛國矛盾的時候怎麼辦呢？只要誰愛誰不愛由中央政府說了算，再漂亮的承諾隨時都可能消失無踪的。西藏已有前車之鑒。
八月底，我從漢堡開會後回到香港，看到添马公園集會的直播，黑壓壓一片人群，恍然是1959年3月10日拉薩羅布林卡門外的場景。現場燈光突然暗下來的霎那，心頭一沉，不由想起1989年天安門廣場那一夜。突然，屏幕上出現了亮光，人們打開手機，就像每個人捧出了心中的燭光，這一片燭光，正是維園25年從不間斷的對正義和民主的渴望。
我不知道，明年後年的今日，維園的燭光在何方。我也不知道，五十年後，當今天的中共內部文件和秘密安排都解密了的時候，人們將怎樣看待今天的香港。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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