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正式起诉斯诺登“间谍罪”并要求香港引渡之后一天多，斯诺登就离开香港，经莫斯科转机到第三国。这个举动再次证明中共“一国两制”的虚伪，面对重大问题，必定得由北京做主，香港根本没有法治，更没有什么一国两制。
美国跟香港签有《引渡条约》，而且是香港回归中国后的1998年签署的，说明该条约是得到北京首肯的，但香港这次却没遵守。港府的拒绝理由是，美方要求引渡文件“未完全符合香港法律的要求”，这是明显的托辞。
因为第一，香港的《引渡条约》明确规定，重大案件要先“通知”北京中央政府。而所谓通知，连港府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也解释说，就是听北京的决定，“中央政府可因应国防及外交理由”，拒绝把斯诺登引渡回美国。所以所谓的一国两制，实质还是服从共产党的意志。
第二，在美方提出引渡要求后，香港司法专家和律师等指出，按照《引渡条约》，嫌犯必须先经过香港法院开引渡审判庭，确认被告符合引渡条例后，才会依法将嫌犯递解出境、送回犯案国，整个引渡过程可能需要花数年的时间。上述前负责司法的最高官员叶刘淑仪也说，“斯诺登可在港申请人身保护令，在庭上抗辩。”
但在美国正式起诉斯诺登并要求香港引渡之后不到48小时，港府就拒绝了，这很清晰地展示，香港方面没有进行任何司法审查程序，根本没经过法院，就直接按照北京的“政治指示”处理了。这再次说明，香港的所谓独立司法完全是“皮影戏”，背后拉绳操纵的是北京政权。
斯诺登不管最后藏到哪里，这个事件都没有完，将继续成为争议焦点之一。从对斯诺登事件的争议来看，很多华人对美国政治、美国反恐、美国人民的文化心理尚缺乏深入了解，或者说至少存在三个“认知误区”：
第一个认知误区：不了解美国的两党政治。奥巴马上台后，迅速实施他的扩大政府、推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导致在野的共和党对白宫的批评非常强烈，两党对峙的强度也超过以往。但在斯诺登泄密事件上，共和党主要领袖却异口同声，支持奥巴马政府，痛斥斯诺登“叛国”。为什么在诸多重大问题上对立的美国两党，在这个问题上却空前意见一致？就是因为，斯诺登的指控——美国政府监控大众是侵犯隐私和违法的——并不真实。美国国安局监控国人跟外国的通话，是国会通过法案允许的。美国是三权分立，由两党议员组成的国会是最高立法机构。所以，说国会通过的法律违法，这在逻辑上就说不通。美国的棱镜电话监控计划，是九一一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国会通过的《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中的一个部分，它不仅没有“违法”问题，而且这个监控计划的执行，是在两党议员的共同监督下，所以也不存在利用这个计划进行党派攻击和蒙骗民众。
在美国这种两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下，哪一届政府想蒙骗大众做非法的事情，不仅很难，甚至是无法操作的。因为首先，执政者会受到在野党的严密监督，反对党会用放大镜检查执政者的毛病，这不仅是由于理念不同导致看对方总是错之外，还因为只有找到毛病，才能在下次大选时有说服选民“选掉”执政者的理由。
美国媒体，同样也由于理念，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不管哪个党执政，都有另一半媒体监督它，甚至刻意挑它的毛病。在这种政治格局下，执政者想做一件隐瞒整体大众的事情，并长期瞒住，是难以想像的。而且在政府机构的雇员们，同样也是一部分人认同保守派、一部分人倾向自由派；当任政府做不规矩的事情，几乎无法避免另一种理念的雇员出来揭露。像目前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的国税局刁难保守派团体的丑闻，就是从国税局内部披露出来的。很可能就是对奥巴马左倾政府做法不认同的人，揭出了底牌。
所以，在美国这种政坛、媒体、司法、民众等全方位都是一半对一半的政治格局下，执政者想秘密地、违法监控民众的电话、电讯等，是无法操作的。
第二个认知误区：不了解美国电话监控的实际操作过程。斯诺登指控美国人民的对外通话被监听是“侵犯隐私权”。这个指控同样是扭曲事实。美国有三亿人口，如果每人跟外国通话10分钟，就是30亿分钟。这要多少人来监听？即使每人监听60分钟，也需要5000万人！而美国政府的全部雇员才是2400万。这是无法操作、更是没必要做的事情。
真实情况是，美国政府没有监听全部民众的对外通话，而只是通过电脑软件，把所有对外通话录音下来。只有出于国家安全原因等，才调出存档的电话录音来听其内容。而且要调某人的电话存档，也需要有其他它美国安全部门警觉的行为、事件佐证，并向上级申请，得到批准后才可以听录音、或即时监听。美国国安局说，去年只是监听了300人的对外通话。美国三亿人口，监听了300人，比例是百万分之一。
打个比方，如果我往巴基斯坦打了10通电话，被美国的棱镜计划自动录音存档了。但我没有去过巴基斯坦，跟恐怖分子毫无关系，没有其它引起国安局警觉的行为，也没有巴基斯坦或其它国家的安全部门给美国什么警讯，那么这10通电话，就会永远在存档中，没有任何人去听它的内容。
这种电话录音存档对破案是非常必要的，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感佩它的神奇和功效。那是在读美国记者大卫・凯普兰（David Kaplan）那本对台湾旅美作家江南被杀案的调查专著《龙之火：江南案始末与国民党海外间谍战》。1984年江南在加州家中车库被枪杀，媒体揭露说是台湾国民党政府雇用黑社会人员所为。美方最后向台湾方面出示的证据，就是那几个黑社会杀手在加州跟台北国民党军情局官员的通话录音。凯普兰在书中说，美国在加州地下设有庞大的电话监控网，所有从美国打到国外的电话都被录音存档。一旦需要，就可调出来听它的内容。美国司法部在侦查江南案时，就把那个时期从美国打到台湾的电话调了出来，最后查到关于杀江南的电话内容。
当时杀害江南的三名竹联帮黑道人员都已逃回台湾，其中两人被台湾警方逮捕。他们都不在美方手中，怎么能让国民党政府承认是他们军情局下令干的？台湾政府派黑社会人员到美国土地上枪杀美国人，这不仅是重大政治丑闻，更严重损害美台关系。如果美方没有电话录音等“铁的证据”，国民党政府是绝不会承认的。最后脸面全无的蒋经国总统下令，把军情局长、副局长和一位处长全部抓起来、判了无期徒刑。后蒋经国私生子章孝严出面斡旋，跟江南的遗孀庭外和解，赔了145万美元。
在今天美国处于恐怖袭击的反恐时代，这种通话录音就更有必要。同时，由于电脑网络的产生，增加了电邮、text等等诸多通讯方式，所以国安局也相应增加了这方面的监控记录。但那些担心隐私权被侵犯者，仍是杞人忧天，因为如果你跟恐怖分子没有关系、不从事犯罪活动，你担心什么呢？只要不涉及危害他人安全的内容，你的通话（录音）、电子通讯等等，根本就永远没人去听、去看。
第三个认知误区：不了解美国人民经历911恐怖袭击后对个人安全的重视。当然有人会强调，电话等涉及到我们的隐私，我们的通话，就是不想被任何人录音下来。但任何理性的人，都会在个人隐私和人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做个权衡。众所周知，911事件前，美国的机场根本没有像现在这么严格的安检，那时飞机起飞前二、三十分钟赶到机场都来得及。但现在起码要提前一个小时，排大队通过安检。比如我自己，外出旅行一直喜欢穿一种类似军用的裤子（有很多裤兜，可以装证件、采访笔本、手机等等，既方便又安全），再加上是平头，竟有多次被挑出来，从头到脚重新检查（戴眼镜的斯文，好像没人理）。但我从来没有感到什么隐私权被侵犯，更没感觉因为不是白种人而被歧视，反而感到很高兴，很感谢，因为他们越是严格安检，恐怖分子就越混不进来，我坐的飞机就越安全。如果他们玩忽职守、马马虎虎，你的“隐私权”保护得严严实实，可是你的命可能就没了。连命都没了，还谈什么个人隐私？
有人说，机场的X光全身透视安检，侵犯人的隐私。但常识是，谁对你的身体感兴趣呵？不是为了你的安全，机场花大代价，有几个人愿意干那种枯燥的活儿？连那些就是要闹事、出风头，过安检时故意脱成三点式、甚至脱光上身抗议的女人都不仅没人稀罕看，而是惹众怒。像类似这种代价如果你不想付，那你就不要坐飞机，去开车或者骑马。而且说X光安检侵犯隐私的人其实根本就是矫情，因为去医院照X光，怎么不说侵犯隐私呢？做CT可能全身哪个部分都被看个遍，怎么不抱怨呢？说明在健康和隐私之间，你是愿意为健康而牺牲隐私的。那么在机场的X光检查，更是在生命和隐私之间选择，怎么就不想要命了呢？
在斯诺登被美国正式起诉间谍罪之后，媒体做的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支持美国政府的电话监控计划，说明多数美国人有理性能力。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场合（包括许多私营公司）都安装录像镜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所以能很快破案，关键一点是赛跑终点处的一家商店门口有录像镜头，录下了两个恐怖分子经过的场面。
现在公共场所，街角、停车场等等，都在安装更多的录像镜头，你路过时如有什么不雅行为等，当然都会被自动录像下来。但是，如果这个地点不发生案情，你跟恐怖分子无关，你的什么隐私，可能到死也没人去看。英国女王挖鼻孔，可以上全世界的小报头版，你挖鼻孔，根本就没人理。所以，就别矫情地喊什么“隐私权”了，你的生命安全有政府这么努力在保护，实在是幸运。我是最反对大政府的，但我认为，保护人身安全是政府最重要，甚至是唯一应该做的事情。
我在上篇“斯诺登是坏蛋还是英雄”中说过，美国的电话监控目的不是监控人民的思想，而是要保护人民的身体安全。这个人民，不仅是美国人，而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生活、工作、旅游的所有国家的人。例如这次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当场仅三人遇难，就有一人是中国留学生。而唯一被两名恐怖分子劫持的汽车车主也是中国人（他的逃脱实在是难得的机智勇敢）。这个比例太高了。看到那名遇难中国女学生的父母在追悼会上泣不成声，谁都会为之动容。在实行一胎化的中国，他们只有这一个孩子，能来到美国留学是多么难得。就这样被不问青红皂白、对所有肤色和种族都“格杀勿论”的恐怖分子畜生夺取了生命。如果美国的反恐做得更细腻、更负责，或者这种电话监控做得更缜密（两名恐怖分子跟他们在车臣的父母通过多次电话），就可能提前查到他们，避免这场惨剧。美国前副总统切尼说，如果这个棱镜计划在911之前就有，连911都可能避免。在国会就监听问题的听证会上，FBI等部门的负责人指出，该监听措施已经阻止了多达五十起的恐怖主义活动。
在上篇谈斯诺登的文章我还谈到，斯诺登根本不是英雄，只是个风头欲十足的自恋狂，是个小丑加坏蛋。在波士顿爆炸案后，有专家分析指出，那两个杀人兄弟，尤其是那个哥哥（洗脑诱导了弟弟），是出于一种“失败者”的沮丧泄愤心理才杀人。连他们的舅舅也一再强调，他们是Loser。那个拳击手哥哥常年不工作，靠太太养活，他们那个家庭已领取了美国政府十年的福利救济。心理分析学家说，他们是拿伊斯兰主义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用这种一鸣惊人，来掩饰自卑。
斯诺登也是一个loser。他连高中都没念下来，后来只找到个收入较低的公司保安工作。那种失败感可想而知。后来因为会玩电脑，被中情局所属机构的愚蠢官员雇用，给了他在全球修复情报点的电脑工作。从他给友人炫耀自己终于有份高收入工作的通信可看出，他有点中彩票的感觉。但这个意外得到个位置的低能者还不满足，因为自卑心理，还想一鸣惊人，于是靠这种泄漏国家机密来成为全球名人。这跟那对波士顿炸弹兄弟是一样的心理，也是自卑导致的自狂和发疯。
而且斯诺登还有癫痫病，并神经兮兮。据他女朋友透露，他经常神神秘秘，甚至认为家里的洗碗机是窃听他的工具。这次他去香港，是以去治疗癫痫病的理由离开美国（该机构人员离美30天必须报备）。而癫痫是一种“脑神经元异常放电”的精神疾病。美国人更应该质问和追究的是，中情局相关机构为什么会高薪雇用一个高中都没念下来，并有癫痫病的无知青年？所以，斯诺登案，真正要检讨的不是监控计划，而是对斯诺登这种病态弱智者，审查得不够，监控得不够，才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caochangqing.com）
2013年6月23日于美国
——原载“曹长青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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