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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王超华 |
【新世纪特稿2013年6月3日】自從鄧小平在1989年調動中共正規軍，以坦克機槍實彈鎮壓和平示威的平民以來，每年五六月間，中共當局總是如臨大敵，對"敏感"人士、"敏感"領域的強制隔離和監控都會相應升級。前兩年就曾因突然關閉高校網絡，學生大嘩，令原本沒有進入年輕人集體記憶的"六四"忽然成為每個人無可避免的現實生活之一種。從江澤民到胡錦濤時代，蠻橫蠢笨大概是控制民眾記憶的主要特徵。
今年似乎情況有所不同。四月份胡耀邦忌日，官方公開發佈相關紀念文字，而且多年來首次重發鄧小平等人出席胡耀邦追悼會的照片。之後出現了關閉微博大戶等言論管控升級的措施，卻似乎並非與六四相關。臨近六四，"敏感"人士再次遭到隔離和監管，與此同時，網絡上卻隱約出現以懷舊姿態影射八九年的言辭。而且，幾個月來，網絡上就流傳著各種關於李鵬家族或真或假的消息。綜觀而言，無論是將胡耀邦逝世與八九民運切割，還是讓與六四相關的某些辭彙脫敏，或者是重塑李鵬、陳希同等人的歷史角色，種種跡象顯示，新一屆中共領導人正試圖應用更為細膩隱晦的手法，既要擺脫六四鎮壓這個前人留下的沈重政治包袱，又拒絕將正義歸還給歷史和人民。這些政客式手段，將使歷史更為扭曲，再次傷害死傷者及其家屬，也為民族心理造成更為深遠的遺害。
八九年的大規模民眾抗議，在極短時間內蔓延全國主要大中城市，就連鄧小平本人都極為看重當時"國際大氣候"與"國內小氣候"的有機關聯。其中種種面向，多重事件的過程和細節，或可條分縷析，分別探討，但分辨的基礎和前提，卻必須是作為全景式大事件的歷史。這就像全景式的文化大革命，作為歷史看待時，不能將毛澤東和四人幫的所作所為任意切割。但八九年全景抗議與文化大革命時的"奉旨造反"又有根本不同，因為八九抗爭的核心，不是追隨哪一位"英明"領袖，而是要求還政於民。
一、胡耀邦與鄧小平
同為中共黨內高級幹部，胡耀邦比鄧小平資歷淺，兩人又共同走過逆轉毛澤東文革路線、戮力改革開放的最初幾年，可以想見，儘管在鄧小平壓力下最終失勢，胡耀邦仍對鄧小平保有基本尊重。反過來看鄧小平的態度卻未必如此。事實上，華國鋒時期，鄧小平還只是國務院副總理，胡耀邦與其他黨內元老配合，在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任內，於1978年春天承擔了為全國絕大多數右派摘帽的重大舉措，以政策實績，呼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為鄧小平走出"兩個凡是"的陰影鋪墊了道路。而鄧小平因當年曾主持反右，對此並不熱衷。
但胡耀邦黨性雖強，卻也因文革而有切實反思，並相信諸多政策方向，都有必要重新確立追求良善社會的原則基礎，而不是以人民或社會為敵。因此，1980年開放區縣人民代表選舉，對他來說就不僅是一次孤立的嘗試，也包含了向社會和人民的許諾。到1986年再次面臨區縣選舉，因中央收縮許諾引起學潮抗議，他就出現了"自由主義"的問題，在鄧小平看來，胡在處理學潮時過於"軟弱"、不稱職，必須下台，這與當年胡幫助鄧重返權位沒有直接關係。此後兩年，改革進入瓶頸，大學生對現狀特別是對鄧小平作為太上皇不滿，轉而認定胡耀邦是代他們受過。八九民運因胡耀邦逝世而風潮突起，看似偶然，其實有必然聯繫，這不是中共官方任意切割就能抹煞的歷史因緣。
另一方面，如今頌歌聲中的鄧小平，被視作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個形象其實也極為可疑。根據中共自己的官方網站記載，鄧小平恢復工作初期，分工掌管科技文教，並沒有插手經濟領域。他迅速贏得的社會聲望，既有毛澤東去世前將鄧二次啟用又再次罷黜所積累的民意基礎，也來自他在科技文教領域大刀闊斧的變革——1977年底重開高考，1978年初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用"科學也是生產力"為當了十年"臭老九"的知識份子正名。知識界因此迸發出的擁戴，裹挾了巨大的公共輿論能量。這年年底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決定了他的最高位置。此時離安徽小崗村農民包產到戶的消息傳出，還有一年左右的時間。他重返高位並非由於經濟改革的成就。
而一旦農村經濟改革見效，鄧小平第一個不耐煩的就是知識界的聲音和社會文化的活力。"一打三反"，"清除精神汙染"，以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兩個中心一個基本點"等口號，他的標誌就是毫不手軟。無論他和胡耀邦私交如何，黨內關係如何，後人發掘這段歷史，都可以發現，這是八十年代中期，他們兩人之間最大的不同。胡耀邦保留了"還政於民"的願望，而鄧小平已經開始播撒"穩定壓倒一切"的種子。這也是鄧小平不可能從六四血腥鎮壓中切割出來的原因。
二、人道立場與政治內涵
因其突發且持續時間相對短暫，八九民運這個特定的全景式歷史事件中，具體個人的作用相對有限。除了官方不惜一切清場鎮壓的最後決定以外，包括趙紫陽、閻明復、方勵之、嚴家其、劉曉波、王丹、吾爾開希在內的許多個別人，對這一點應該都深有體會。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再次肯定鄧小平有關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的觀點。也因此，我們有理由質疑那些認為柴玲是個例外的意見。很多當年的參與者，面對血腥屠城下的慘敗，寧可認定事情都是壞在柴玲一個人手裡。上世紀九十年代，這類意見還是伴隨著對政府罪行的譴責。隨著時間流逝，類似意見發生變形，先是有要求"雙方"各自讓步以求和解的聲音出現，其後又有官方身段放軟、民間不再追究的輿論趨勢，特別是在高校學生等青年一代中，官方和抗議者各打五十大板的意見漸漸佔據主導。
這種趨勢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首先，二十四年來，六四紀念在大陸和香港逐漸有強調人道立場的調整（例如，天安門母親群體和海外的"我要回家"造勢），客觀上削弱了對八九抗爭政治含義的認知。其次，歷年來對八九民運史實的梳理認識，越來越受到中國經濟成長的困擾，在需要更深入分析認識八十年代大趨勢的時候，卻少有成果，今年香港羅永生的紀念文章涉及這個理路，值得注意。再次，在持續的嚴厲控制打壓下，紀念者對官方有了相對固化的歸類和譴責，也造成反思和分析的能量總是單方面地投射在學生這邊，其中就包括上述那種怪罪柴玲的意見。這三個因素的共同作用，既將八九六四尖銳衝突中的當局一方，推到了事件背景的陰影中，又將其提昇到作為較長階段歷史角色的高度，令其俯瞰當年的抗議者，而不是平衡審視衝突雙方。美國學者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一書，是這個趨勢最突出的代言人之一。
這個趨勢的另一面，就是日趨放大譴責柴玲等人的聲音。六四屠城之後，鄧小平及其擁戴者一直在為軍事鎮壓辯護，聲稱開槍是迫不得已，並指認學生和抗議民眾才是造成傷亡的直接責任者（毋庸置言，這種辯護決不會言及那些遭到判刑關押及其他後續迫害的人士）。隨著以鄧小平為首的當局一方形象有所轉變，這種反咬一口的強詞奪理，在謊言重複千遍的狀況下，竟然逐漸被許多人接受，似乎只要能做實柴玲等人的錯誤，屠殺的責任就真的應該由和平的抗議者承擔。同時，晚近各種譴責柴玲的版本中，有些同時包括李录和吾爾開希，甚而以刻意的曲筆，將當年參與者原本很少提及的港支聯（香港人民支援大陸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一併列舉。這種歷史敘述，相當於將港支聯指認為導致六四鎮壓的幕後主犯，直接間接打擊港支聯每年堅持紀念六四的信用與威望。今年港支聯紀念口號以"愛國"開頭，引起不安反響，也可以看作是這個趨勢的一種反映。好在港支聯立即做出調整，重申堅持多年的結束一黨專制等口號。可知，紀念六四，必須要堅持還政於民的基本立場。
三、"見好就收"與妥協的藝術
由於這些新趨勢，有些問題需要重新探討考量。
六四之後不久，胡平提出"見壞就上，見好就收"，認為民主運動面對壓力時要敢於頂風上，見到成果時又要能及時收束，以求鞏固成果；而天安門遭遇清場，就是因為沒有做到這一點。這種策略思路有二十世紀的時代色彩，未必適用於今天國內的狀況。對照八九民運的發展進程，可以說，"4.26"社論之後，頂著市委層層下傳到各校的壓力，"4.27"大遊行獲得巨大成功，贏得全面輿論優勢，就是一個見壞就上的成功例子。"見壞就上"比較容易實現，因為"壞"往往能激發出同仇敵愾、不怕犧牲的精神力量。困難的是在政治運動中如何確認見好就收的"好"已經出現。
實際上，這種策略思路有二十世紀政治組織的時代色彩，因為要確認策略轉折所需要的"好"已經出現，運動必須要有相對成熟的政治組織，有相對明確的宗旨，有確定的基本目標和言說策略。從中共的革命黨邏輯看，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相輔相成，才能保證實際運作過程中收放自如。在歷史演變中，中共這個邏輯成了在大方向正確的前提下，可以不擇手段。發展到現在，不擇手段成為常態，大方向正確與否完全成了公關處理，不再有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內涵。改革以前成長起來的一代，容易接受這種邏輯。但是由於中共對政治結社權利的嚴厲打壓，直至今日，中國民眾都難以在運作政治組織方面積累起碼的經驗和資源。八九年包括學生組織高自聯和工人組織工自聯在內的各個團體，同樣缺乏這樣的積累。有一個政治組織，具備收放自如的運作能力，能夠有效實施見好就收──這在廣場當時的局面下，可以說是過於奢侈的期望。
但是，如果考慮到當時運動的意識形態號召主要不是團結一致步調整齊，而是自由和民主，再參考二十多年來世界各地的顏色革命和茉莉花革命，絕大多數都不是基於民眾方面強有力的政治組織，則"見好就收"很可能本來就不是這種運動的選項。八九年因胡耀邦逝世而爆發的大規模民眾抗議，長遠目標固然是實現民主化政治改革，但因其以自由民主為號召，抗議運動內部在手段和程序上不能不受到一定約束，有著與革命黨完全不同的邏輯。當時出現的民眾組織，如高自聯工自聯或市民聯合會等，追求的正當性（legitimacy）是自下而上的民主自治；再如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合會，將正當性建立在公民自主聯合、共同維護憲法的基礎上。這些組織內部運作的邏輯，基本上都是追求共識而不是強化紀律。因此，是否已經見到"好"，本來就是當時很多人無時無刻都在不停辯論的問題，並不是說這些表層組織的核心人物內部決策就可以確認。
近年來，與此類似但更為流行的說法是，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天安門學生不懂得妥協，所以造成血案。這種說法以模糊泛化、似是而非的論述，將屠城歸罪於學生，與胡平那種有明確前提立場的討論有根本區別。問題在於，血案究竟是由於誰不願考慮妥協，是學生還是中共當局？絕食開始以後，學生的要求其實就是兩條："立即直播［對話］；不是動亂"。按說這些並非闡述運動宗旨或方向，也不是要求立即實施民主化。顯然，如果學生方面"妥協"，就等於承認前幾個星期的運動確實是"動亂"，那麼，不要說絕食，就連曾迫使當局（袁木、何東昌等人）著手與學生對話的4.27大遊行，也將變得極為可疑。
面對這些幾乎是策略性的要求，中共統治者的首要考量，卻是絕不在言辭上退讓，拒絕公開承認"4.26"社論說錯了。文革後的思想解放和反思，本來就是從大膽承認錯誤開始，對胡耀邦來說，這是基本原則；可是在鄧小平那裡，卻成了權宜之計：一旦權力鞏固，就不再退讓。這才是血案發生的最根本原因。在某種意義上，1987年初胡耀邦下台，已經標誌了"經改政不改"的新方向，尚未絕望的民眾與鄧小平為首的權力集團之間，遲早要爆發一次激烈對抗，才有可能令民眾死心，消極接受"穩定高於一切"，積極參與"發展是硬道理"，在暴力威脅下忘卻政治改革的必要。
四、策略爭論
這並不是說學生當時只能一味堅持自己的要求，沒有策略選擇餘地。除了正式提出的立場和抗議要求以外，抗議者一方在若干層面上都有策略選擇的可能。二十四年來，柴玲飽受詬病的主要原因，就是主張堅守廣場，反對撤離。不過，
是否堅守廣場固然是重要的策略爭議點，但主觀上希望將抗議學生帶出廣場的人，也曾出現訴諸"激進"手段的情況。我們需要釐清的是：柴玲當時在廣場上是否完全個人獨大，一言九鼎；如果並非如此，她是在什麼意義上、什麼程度上受到制約，這些制約又為什麼會被以往的討論忽視。必須說明，這裡關注的，並不是如何評價柴玲這個人，尤其不牽涉她流亡海外之後的言行。
當年，學生是否要佔據廣場，之後是否撤離、何時撤離、如何撤離，從胡耀邦追悼會開始到六四清場，有關這些問題的爭論貫徹始終，到處都有熱烈的討論，積極貢獻意見者所在多多，不計其數。其中最突出的兩個情節，可說是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牽頭設立的"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和六月二日開始的劉曉波等"四君子"絕食。這兩次的參與者事後直至今日，都聲稱當時目的是要將學生撤離廣場，可惜功敗垂成。但他們事與願違的原因，卻並非都因為柴玲或其他"激進"學生。
從自覺選擇的手段來看，聯席會議在內部討論說服柴玲等人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五月二十四日在廣場中央的紀念碑上召開"保衛天安門廣場誓師大會"，宣佈成立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而且"任命"柴玲為總指揮。會上宣讀的時局聲明，明確地說，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了。事後衡量，這些措施哪一個也不像是要讓廣場上的抗議群眾做好撤離的準備。"六二絕食"聲明語氣上有所不同，著重在呼籲政府和學生都要反省各自的不足；但現場實際效應，幾乎有過之無不及，數萬人興奮地圍觀，無異於為焦慮疲憊的人們打了一劑強心針。
再看文本，廣場指揮部誓師，用的是檄書口吻。四君子則兼有檢討和規勸。他們的現場動員效果，更多來自明星效應，而不是文本理性說服的力量。問題在於，如果文本的目標讀者是廣場上的民眾，如果作者希望民眾聆聽之後能夠增加道德的和理性的自信，增加適應策略靈活性的承受力，則比較有效的進路，恐怕需要"成績講夠，缺點講透"。當時廣場上大喇叭每天散播渴望又無奈的焦慮，已使一些人意識到這方面的問題，開始思考適當的出路，可惜沒有能夠真正著手處理。戒嚴後知識界介入的這兩次，目的與手段如此大幅脫節，很值得後人省思，也顯示出單純指責柴玲的不妥。
五、形式民主是關鍵
對柴玲堅守廣場的簡單化批評，直接關係到如何看待八九年的民眾抗爭運動。二十多年來，知識界的公開言說和官方的隱晦導向，常常似是而非地指責說，廣場上的學生組織等級森嚴，要是真上台了，肯定也是搞專制，可能還不如共產黨。這些言論潛移默化的影響，似乎已使很多不了解當年情況的青年在心目中否定了這是一次民主運動。這裡有四點需要討論說明。首先，這些言論的最大謬誤在於，爭取政治權利、要求參政議政的群眾性民主運動，與一個國家的民主化進程，是兩個雖有關聯卻並不等同的事物，台灣和經歷過類似民主化進程的政治社會，早已將這二者的關係向世人展現得清清楚楚。
其次，當時的所謂等級森嚴，只是廣場上（特別是紀念碑上面）糾察隊維持秩序給人留下的印象，其實學生群體內部的自治會或籌委會等，組織架構都非常鬆散，當時高校學生中，始終有層出不窮的各種小分隊、小團體；前面提到的關於策略和戰略大方向的論爭，也是多頭並進。有絕食學生後來曾回憶並埋怨說，絕食期間廣場上糾察總指揮漫天飛。那是因為絕食開始頭三天，廣場人群急遽膨脹，糾察隊學生得不到替換，餓著肚子維持秩序，比絕食學生還要辛苦。包括天津來聲援的大學生，都很快就加入了各校自己臨時組織的糾察小隊。這種狀況後來有所緩解，才會有廣播站周圍和紀念碑上面"等級森嚴"的印象。但即使後期，學生們仍然主動採取各種行動。例如，五月十九日晚發佈戒嚴令、絕食團宣佈結束絕食（一個跟"見壞就上"反其道而行的步驟）之後，從豐台到安定門，環城各大路口都有學生和市民一起擋軍車，可是沒有幾位是廣場指揮部或者高自聯有計劃地派去的。
再次，這就關係到廣場上核心組織的正當性來源。雖然沒有甚麼組織紀律的約束，而且學生自發活動的空間那麼大，積極性那麼高，可是廣場上即使在政府方面似乎有意不動聲色的時候，都沒有發生山頭林立的爭權惡鬥（所謂"綁架"柴玲封從德夫婦的小插曲除外），原因何在？胡耀邦四月十五日逝世引發學生運動，到五月十三日絕食開始時已延續將近一個月，學生自治組織公開活動也有將近三周，其間藉以支持自身合法性的根本基礎，就是通過各種形式的選舉體現出來的校園基層"民意"。當絕食以脫離高自聯組織的個人名義發起並移師廣場時，這個民意基礎曾受到威脅，給人以學潮是基於個別領袖魅力的表面印象。但事實上，堅定絕食者很快就發現了這個問題，及時召開了各校絕食代表出席的廣場營地會議。這個會議雖然沒有過多少真正的討論，但每天聚會時都有提案和投票表決的程序，在形式上建立並鞏固了絕食團內部的權力架構。這也是絕食團在絕食開始兩天後，得以成功拒絕更多自願者加入的根本原因（當時絕食人數已經從一百多人猛漲到三千左右）。
但是，一旦絕食結束，這個正當性來源就消失了，高自聯遂成為廣場上唯一享有權力正當性的組織，而其正當性仍來自於絕食前的校園民主程序。五月二十二日深夜，重返廣場的原絕食團指揮部成員和高自聯在廣場的代表（筆者本人）達成協議，高自聯回校園整頓，將廣場領導權力移交給當時建立的"廣場臨時指揮部"（基本由以柴玲為首的原絕食團指揮部成員組成）暫行管理三天。顯然，絕食團人員當時對於自己權力的正當性也缺乏底氣。就是在這三天裡，聯席會議插手進來，給柴玲戴了"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這頂大大的帽子。高自聯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個新發展，還在以北大校園為基地，重建各校認定的關係，重組常委會，試圖重建合法性的形式基礎。但三天後重返廣場時，已為時過晚，廣場指揮部已經完全不予理會，即使在香港聲援者的多次撮合下，仍最多只愿表示同意合作。
問題是，聯席會議雖然經手催生了廣場指揮部，卻沒有意識到，聯席會議本身的政治權威，其實缺乏建立在起碼是表面民主形式上的合法性基礎。與聯席會議諸公不同，指揮部成員已經有過絕食團的經驗，立刻抓住這個機會，重新設立了廣場上的營地會議，作為
雖然粗糙但有民主程序表象的權力基礎。正是這個營地會議，行使了否決聯席會議決議的權力，賦予了柴玲改變撤離承諾的正當性，而聯席會議諸公面對這個"政變"，不但當時束手無策，而且事後至今都不情願從權力合法性來源的角度去反省。
最後，必須補充說明，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們，不管當時或以後名聲多大，一般都有缺乏底氣的弱點，其實都在努力尋找可以賴以立足的"組織"，尤其是具備民主形態的組織。唯一的例外，據筆者觀察，是並非漢人的吾爾開希。一直到六四凌晨決定是否撤離時，絕食四君子中的劉曉波、侯德健等人都能夠以個人身份做出決定並出面與不同勢力交涉，而指揮部中，柴玲卻無力面對廣場上的學生，完全自我消音了，最後決定還是要由封從德以非常不可靠、但仍然具備形式民主表象的"同意"喊聲來支持。
六、紀念八九民運，堅持還政於民
柴玲等廣場指揮部人員對形式民主的依賴，最好不過地表明了八九年抗爭的民主性質。當時的學生和市民，對此都有雖未明言但相當默契的認識。作為公民個體，每個人都有本應受到憲法保護的權利，去通過民主途徑參政議政。這是民眾得以激發出極為高昂的參與意識和犧牲精神的根本原因，普通人內在而罕見的公民精神的昇華，最終譜寫出了六四抗暴可歌可泣的壯美，至今感動著全世界嚮往正義愛好和平的人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毫無愧色地堅持說，這是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
毋庸置疑，柴玲等人主持的廣場營地會議，只是一種虛假的民主，因為那不是基於一般包涵衝突立場的社會單位。當時仍然堅持在廣場上的人們，是經過了自我篩選、政治意願高度一致的人群。何況，他們所秉持的名義，是各自所在學校，他們遵循的所謂民主形式，卻排除了考慮反對意見的可能性。這是營地會議民主表象下的致命缺陷，但慣於以個人身份行動的聯席會議諸公，既沒有注意到柴玲立場反覆的"體制"支撐基礎，也沒有能夠看到這個基礎的虛假性。他們的失敗，其實不是敗在柴玲這個年輕女生的手裡，而是敗在他們自己缺少對民主的敏感性。
對比營地會議，高自聯依賴的形式民主的組織基礎要強很多。絕食初期，當參與者堅持說他們只是以個人身份加入絕食時，高自聯作為一個組織形態，曾被動地取消了有效的行動能力。但除此之外，高自聯始終是有可能抵制營地會議並轉變事態的唯一組織機制。可惜，當時極為熱心參與、幫助協調的首都聯席會和香港來的朋友，注意力幾乎完全被與政府的博弈佔據，都未能重視運動內部民主機制的關鍵作用。同時，我們也必須指出，高自聯有其自身內在的局限性。即使這個學生自治組織能夠如願以償地存在下去，大學校園仍然不是最"自然"的公民聚居區域。就像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當年大學生在校園內的生活，實際是脫離實際社會環境的短暫非正常時期。這一點，當時高自聯的一些活躍分子已經有所認識。
八九民運和六四抗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極為重要的一頁，也為生活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留下了極其寶貴的政治遺產。這個歷史，絕不容中共當局永遠遮蔽掩蓋。
──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
於 法國南特
今年似乎情況有所不同。四月份胡耀邦忌日，官方公開發佈相關紀念文字，而且多年來首次重發鄧小平等人出席胡耀邦追悼會的照片。之後出現了關閉微博大戶等言論管控升級的措施，卻似乎並非與六四相關。臨近六四，"敏感"人士再次遭到隔離和監管，與此同時，網絡上卻隱約出現以懷舊姿態影射八九年的言辭。而且，幾個月來，網絡上就流傳著各種關於李鵬家族或真或假的消息。綜觀而言，無論是將胡耀邦逝世與八九民運切割，還是讓與六四相關的某些辭彙脫敏，或者是重塑李鵬、陳希同等人的歷史角色，種種跡象顯示，新一屆中共領導人正試圖應用更為細膩隱晦的手法，既要擺脫六四鎮壓這個前人留下的沈重政治包袱，又拒絕將正義歸還給歷史和人民。這些政客式手段，將使歷史更為扭曲，再次傷害死傷者及其家屬，也為民族心理造成更為深遠的遺害。
八九年的大規模民眾抗議，在極短時間內蔓延全國主要大中城市，就連鄧小平本人都極為看重當時"國際大氣候"與"國內小氣候"的有機關聯。其中種種面向，多重事件的過程和細節，或可條分縷析，分別探討，但分辨的基礎和前提，卻必須是作為全景式大事件的歷史。這就像全景式的文化大革命，作為歷史看待時，不能將毛澤東和四人幫的所作所為任意切割。但八九年全景抗議與文化大革命時的"奉旨造反"又有根本不同，因為八九抗爭的核心，不是追隨哪一位"英明"領袖，而是要求還政於民。
一、胡耀邦與鄧小平
同為中共黨內高級幹部，胡耀邦比鄧小平資歷淺，兩人又共同走過逆轉毛澤東文革路線、戮力改革開放的最初幾年，可以想見，儘管在鄧小平壓力下最終失勢，胡耀邦仍對鄧小平保有基本尊重。反過來看鄧小平的態度卻未必如此。事實上，華國鋒時期，鄧小平還只是國務院副總理，胡耀邦與其他黨內元老配合，在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任內，於1978年春天承擔了為全國絕大多數右派摘帽的重大舉措，以政策實績，呼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為鄧小平走出"兩個凡是"的陰影鋪墊了道路。而鄧小平因當年曾主持反右，對此並不熱衷。
但胡耀邦黨性雖強，卻也因文革而有切實反思，並相信諸多政策方向，都有必要重新確立追求良善社會的原則基礎，而不是以人民或社會為敵。因此，1980年開放區縣人民代表選舉，對他來說就不僅是一次孤立的嘗試，也包含了向社會和人民的許諾。到1986年再次面臨區縣選舉，因中央收縮許諾引起學潮抗議，他就出現了"自由主義"的問題，在鄧小平看來，胡在處理學潮時過於"軟弱"、不稱職，必須下台，這與當年胡幫助鄧重返權位沒有直接關係。此後兩年，改革進入瓶頸，大學生對現狀特別是對鄧小平作為太上皇不滿，轉而認定胡耀邦是代他們受過。八九民運因胡耀邦逝世而風潮突起，看似偶然，其實有必然聯繫，這不是中共官方任意切割就能抹煞的歷史因緣。
另一方面，如今頌歌聲中的鄧小平，被視作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個形象其實也極為可疑。根據中共自己的官方網站記載，鄧小平恢復工作初期，分工掌管科技文教，並沒有插手經濟領域。他迅速贏得的社會聲望，既有毛澤東去世前將鄧二次啟用又再次罷黜所積累的民意基礎，也來自他在科技文教領域大刀闊斧的變革——1977年底重開高考，1978年初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用"科學也是生產力"為當了十年"臭老九"的知識份子正名。知識界因此迸發出的擁戴，裹挾了巨大的公共輿論能量。這年年底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決定了他的最高位置。此時離安徽小崗村農民包產到戶的消息傳出，還有一年左右的時間。他重返高位並非由於經濟改革的成就。
而一旦農村經濟改革見效，鄧小平第一個不耐煩的就是知識界的聲音和社會文化的活力。"一打三反"，"清除精神汙染"，以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兩個中心一個基本點"等口號，他的標誌就是毫不手軟。無論他和胡耀邦私交如何，黨內關係如何，後人發掘這段歷史，都可以發現，這是八十年代中期，他們兩人之間最大的不同。胡耀邦保留了"還政於民"的願望，而鄧小平已經開始播撒"穩定壓倒一切"的種子。這也是鄧小平不可能從六四血腥鎮壓中切割出來的原因。
二、人道立場與政治內涵
因其突發且持續時間相對短暫，八九民運這個特定的全景式歷史事件中，具體個人的作用相對有限。除了官方不惜一切清場鎮壓的最後決定以外，包括趙紫陽、閻明復、方勵之、嚴家其、劉曉波、王丹、吾爾開希在內的許多個別人，對這一點應該都深有體會。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再次肯定鄧小平有關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的觀點。也因此，我們有理由質疑那些認為柴玲是個例外的意見。很多當年的參與者，面對血腥屠城下的慘敗，寧可認定事情都是壞在柴玲一個人手裡。上世紀九十年代，這類意見還是伴隨著對政府罪行的譴責。隨著時間流逝，類似意見發生變形，先是有要求"雙方"各自讓步以求和解的聲音出現，其後又有官方身段放軟、民間不再追究的輿論趨勢，特別是在高校學生等青年一代中，官方和抗議者各打五十大板的意見漸漸佔據主導。
這種趨勢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首先，二十四年來，六四紀念在大陸和香港逐漸有強調人道立場的調整（例如，天安門母親群體和海外的"我要回家"造勢），客觀上削弱了對八九抗爭政治含義的認知。其次，歷年來對八九民運史實的梳理認識，越來越受到中國經濟成長的困擾，在需要更深入分析認識八十年代大趨勢的時候，卻少有成果，今年香港羅永生的紀念文章涉及這個理路，值得注意。再次，在持續的嚴厲控制打壓下，紀念者對官方有了相對固化的歸類和譴責，也造成反思和分析的能量總是單方面地投射在學生這邊，其中就包括上述那種怪罪柴玲的意見。這三個因素的共同作用，既將八九六四尖銳衝突中的當局一方，推到了事件背景的陰影中，又將其提昇到作為較長階段歷史角色的高度，令其俯瞰當年的抗議者，而不是平衡審視衝突雙方。美國學者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一書，是這個趨勢最突出的代言人之一。
這個趨勢的另一面，就是日趨放大譴責柴玲等人的聲音。六四屠城之後，鄧小平及其擁戴者一直在為軍事鎮壓辯護，聲稱開槍是迫不得已，並指認學生和抗議民眾才是造成傷亡的直接責任者（毋庸置言，這種辯護決不會言及那些遭到判刑關押及其他後續迫害的人士）。隨著以鄧小平為首的當局一方形象有所轉變，這種反咬一口的強詞奪理，在謊言重複千遍的狀況下，竟然逐漸被許多人接受，似乎只要能做實柴玲等人的錯誤，屠殺的責任就真的應該由和平的抗議者承擔。同時，晚近各種譴責柴玲的版本中，有些同時包括李录和吾爾開希，甚而以刻意的曲筆，將當年參與者原本很少提及的港支聯（香港人民支援大陸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一併列舉。這種歷史敘述，相當於將港支聯指認為導致六四鎮壓的幕後主犯，直接間接打擊港支聯每年堅持紀念六四的信用與威望。今年港支聯紀念口號以"愛國"開頭，引起不安反響，也可以看作是這個趨勢的一種反映。好在港支聯立即做出調整，重申堅持多年的結束一黨專制等口號。可知，紀念六四，必須要堅持還政於民的基本立場。
三、"見好就收"與妥協的藝術
由於這些新趨勢，有些問題需要重新探討考量。
六四之後不久，胡平提出"見壞就上，見好就收"，認為民主運動面對壓力時要敢於頂風上，見到成果時又要能及時收束，以求鞏固成果；而天安門遭遇清場，就是因為沒有做到這一點。這種策略思路有二十世紀的時代色彩，未必適用於今天國內的狀況。對照八九民運的發展進程，可以說，"4.26"社論之後，頂著市委層層下傳到各校的壓力，"4.27"大遊行獲得巨大成功，贏得全面輿論優勢，就是一個見壞就上的成功例子。"見壞就上"比較容易實現，因為"壞"往往能激發出同仇敵愾、不怕犧牲的精神力量。困難的是在政治運動中如何確認見好就收的"好"已經出現。
實際上，這種策略思路有二十世紀政治組織的時代色彩，因為要確認策略轉折所需要的"好"已經出現，運動必須要有相對成熟的政治組織，有相對明確的宗旨，有確定的基本目標和言說策略。從中共的革命黨邏輯看，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相輔相成，才能保證實際運作過程中收放自如。在歷史演變中，中共這個邏輯成了在大方向正確的前提下，可以不擇手段。發展到現在，不擇手段成為常態，大方向正確與否完全成了公關處理，不再有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內涵。改革以前成長起來的一代，容易接受這種邏輯。但是由於中共對政治結社權利的嚴厲打壓，直至今日，中國民眾都難以在運作政治組織方面積累起碼的經驗和資源。八九年包括學生組織高自聯和工人組織工自聯在內的各個團體，同樣缺乏這樣的積累。有一個政治組織，具備收放自如的運作能力，能夠有效實施見好就收──這在廣場當時的局面下，可以說是過於奢侈的期望。
但是，如果考慮到當時運動的意識形態號召主要不是團結一致步調整齊，而是自由和民主，再參考二十多年來世界各地的顏色革命和茉莉花革命，絕大多數都不是基於民眾方面強有力的政治組織，則"見好就收"很可能本來就不是這種運動的選項。八九年因胡耀邦逝世而爆發的大規模民眾抗議，長遠目標固然是實現民主化政治改革，但因其以自由民主為號召，抗議運動內部在手段和程序上不能不受到一定約束，有著與革命黨完全不同的邏輯。當時出現的民眾組織，如高自聯工自聯或市民聯合會等，追求的正當性（legitimacy）是自下而上的民主自治；再如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合會，將正當性建立在公民自主聯合、共同維護憲法的基礎上。這些組織內部運作的邏輯，基本上都是追求共識而不是強化紀律。因此，是否已經見到"好"，本來就是當時很多人無時無刻都在不停辯論的問題，並不是說這些表層組織的核心人物內部決策就可以確認。
近年來，與此類似但更為流行的說法是，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天安門學生不懂得妥協，所以造成血案。這種說法以模糊泛化、似是而非的論述，將屠城歸罪於學生，與胡平那種有明確前提立場的討論有根本區別。問題在於，血案究竟是由於誰不願考慮妥協，是學生還是中共當局？絕食開始以後，學生的要求其實就是兩條："立即直播［對話］；不是動亂"。按說這些並非闡述運動宗旨或方向，也不是要求立即實施民主化。顯然，如果學生方面"妥協"，就等於承認前幾個星期的運動確實是"動亂"，那麼，不要說絕食，就連曾迫使當局（袁木、何東昌等人）著手與學生對話的4.27大遊行，也將變得極為可疑。
面對這些幾乎是策略性的要求，中共統治者的首要考量，卻是絕不在言辭上退讓，拒絕公開承認"4.26"社論說錯了。文革後的思想解放和反思，本來就是從大膽承認錯誤開始，對胡耀邦來說，這是基本原則；可是在鄧小平那裡，卻成了權宜之計：一旦權力鞏固，就不再退讓。這才是血案發生的最根本原因。在某種意義上，1987年初胡耀邦下台，已經標誌了"經改政不改"的新方向，尚未絕望的民眾與鄧小平為首的權力集團之間，遲早要爆發一次激烈對抗，才有可能令民眾死心，消極接受"穩定高於一切"，積極參與"發展是硬道理"，在暴力威脅下忘卻政治改革的必要。
四、策略爭論
這並不是說學生當時只能一味堅持自己的要求，沒有策略選擇餘地。除了正式提出的立場和抗議要求以外，抗議者一方在若干層面上都有策略選擇的可能。二十四年來，柴玲飽受詬病的主要原因，就是主張堅守廣場，反對撤離。不過，
是否堅守廣場固然是重要的策略爭議點，但主觀上希望將抗議學生帶出廣場的人，也曾出現訴諸"激進"手段的情況。我們需要釐清的是：柴玲當時在廣場上是否完全個人獨大，一言九鼎；如果並非如此，她是在什麼意義上、什麼程度上受到制約，這些制約又為什麼會被以往的討論忽視。必須說明，這裡關注的，並不是如何評價柴玲這個人，尤其不牽涉她流亡海外之後的言行。
當年，學生是否要佔據廣場，之後是否撤離、何時撤離、如何撤離，從胡耀邦追悼會開始到六四清場，有關這些問題的爭論貫徹始終，到處都有熱烈的討論，積極貢獻意見者所在多多，不計其數。其中最突出的兩個情節，可說是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牽頭設立的"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和六月二日開始的劉曉波等"四君子"絕食。這兩次的參與者事後直至今日，都聲稱當時目的是要將學生撤離廣場，可惜功敗垂成。但他們事與願違的原因，卻並非都因為柴玲或其他"激進"學生。
從自覺選擇的手段來看，聯席會議在內部討論說服柴玲等人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五月二十四日在廣場中央的紀念碑上召開"保衛天安門廣場誓師大會"，宣佈成立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而且"任命"柴玲為總指揮。會上宣讀的時局聲明，明確地說，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了。事後衡量，這些措施哪一個也不像是要讓廣場上的抗議群眾做好撤離的準備。"六二絕食"聲明語氣上有所不同，著重在呼籲政府和學生都要反省各自的不足；但現場實際效應，幾乎有過之無不及，數萬人興奮地圍觀，無異於為焦慮疲憊的人們打了一劑強心針。
再看文本，廣場指揮部誓師，用的是檄書口吻。四君子則兼有檢討和規勸。他們的現場動員效果，更多來自明星效應，而不是文本理性說服的力量。問題在於，如果文本的目標讀者是廣場上的民眾，如果作者希望民眾聆聽之後能夠增加道德的和理性的自信，增加適應策略靈活性的承受力，則比較有效的進路，恐怕需要"成績講夠，缺點講透"。當時廣場上大喇叭每天散播渴望又無奈的焦慮，已使一些人意識到這方面的問題，開始思考適當的出路，可惜沒有能夠真正著手處理。戒嚴後知識界介入的這兩次，目的與手段如此大幅脫節，很值得後人省思，也顯示出單純指責柴玲的不妥。
五、形式民主是關鍵
對柴玲堅守廣場的簡單化批評，直接關係到如何看待八九年的民眾抗爭運動。二十多年來，知識界的公開言說和官方的隱晦導向，常常似是而非地指責說，廣場上的學生組織等級森嚴，要是真上台了，肯定也是搞專制，可能還不如共產黨。這些言論潛移默化的影響，似乎已使很多不了解當年情況的青年在心目中否定了這是一次民主運動。這裡有四點需要討論說明。首先，這些言論的最大謬誤在於，爭取政治權利、要求參政議政的群眾性民主運動，與一個國家的民主化進程，是兩個雖有關聯卻並不等同的事物，台灣和經歷過類似民主化進程的政治社會，早已將這二者的關係向世人展現得清清楚楚。
其次，當時的所謂等級森嚴，只是廣場上（特別是紀念碑上面）糾察隊維持秩序給人留下的印象，其實學生群體內部的自治會或籌委會等，組織架構都非常鬆散，當時高校學生中，始終有層出不窮的各種小分隊、小團體；前面提到的關於策略和戰略大方向的論爭，也是多頭並進。有絕食學生後來曾回憶並埋怨說，絕食期間廣場上糾察總指揮漫天飛。那是因為絕食開始頭三天，廣場人群急遽膨脹，糾察隊學生得不到替換，餓著肚子維持秩序，比絕食學生還要辛苦。包括天津來聲援的大學生，都很快就加入了各校自己臨時組織的糾察小隊。這種狀況後來有所緩解，才會有廣播站周圍和紀念碑上面"等級森嚴"的印象。但即使後期，學生們仍然主動採取各種行動。例如，五月十九日晚發佈戒嚴令、絕食團宣佈結束絕食（一個跟"見壞就上"反其道而行的步驟）之後，從豐台到安定門，環城各大路口都有學生和市民一起擋軍車，可是沒有幾位是廣場指揮部或者高自聯有計劃地派去的。
再次，這就關係到廣場上核心組織的正當性來源。雖然沒有甚麼組織紀律的約束，而且學生自發活動的空間那麼大，積極性那麼高，可是廣場上即使在政府方面似乎有意不動聲色的時候，都沒有發生山頭林立的爭權惡鬥（所謂"綁架"柴玲封從德夫婦的小插曲除外），原因何在？胡耀邦四月十五日逝世引發學生運動，到五月十三日絕食開始時已延續將近一個月，學生自治組織公開活動也有將近三周，其間藉以支持自身合法性的根本基礎，就是通過各種形式的選舉體現出來的校園基層"民意"。當絕食以脫離高自聯組織的個人名義發起並移師廣場時，這個民意基礎曾受到威脅，給人以學潮是基於個別領袖魅力的表面印象。但事實上，堅定絕食者很快就發現了這個問題，及時召開了各校絕食代表出席的廣場營地會議。這個會議雖然沒有過多少真正的討論，但每天聚會時都有提案和投票表決的程序，在形式上建立並鞏固了絕食團內部的權力架構。這也是絕食團在絕食開始兩天後，得以成功拒絕更多自願者加入的根本原因（當時絕食人數已經從一百多人猛漲到三千左右）。
但是，一旦絕食結束，這個正當性來源就消失了，高自聯遂成為廣場上唯一享有權力正當性的組織，而其正當性仍來自於絕食前的校園民主程序。五月二十二日深夜，重返廣場的原絕食團指揮部成員和高自聯在廣場的代表（筆者本人）達成協議，高自聯回校園整頓，將廣場領導權力移交給當時建立的"廣場臨時指揮部"（基本由以柴玲為首的原絕食團指揮部成員組成）暫行管理三天。顯然，絕食團人員當時對於自己權力的正當性也缺乏底氣。就是在這三天裡，聯席會議插手進來，給柴玲戴了"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這頂大大的帽子。高自聯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個新發展，還在以北大校園為基地，重建各校認定的關係，重組常委會，試圖重建合法性的形式基礎。但三天後重返廣場時，已為時過晚，廣場指揮部已經完全不予理會，即使在香港聲援者的多次撮合下，仍最多只愿表示同意合作。
問題是，聯席會議雖然經手催生了廣場指揮部，卻沒有意識到，聯席會議本身的政治權威，其實缺乏建立在起碼是表面民主形式上的合法性基礎。與聯席會議諸公不同，指揮部成員已經有過絕食團的經驗，立刻抓住這個機會，重新設立了廣場上的營地會議，作為
雖然粗糙但有民主程序表象的權力基礎。正是這個營地會議，行使了否決聯席會議決議的權力，賦予了柴玲改變撤離承諾的正當性，而聯席會議諸公面對這個"政變"，不但當時束手無策，而且事後至今都不情願從權力合法性來源的角度去反省。
最後，必須補充說明，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們，不管當時或以後名聲多大，一般都有缺乏底氣的弱點，其實都在努力尋找可以賴以立足的"組織"，尤其是具備民主形態的組織。唯一的例外，據筆者觀察，是並非漢人的吾爾開希。一直到六四凌晨決定是否撤離時，絕食四君子中的劉曉波、侯德健等人都能夠以個人身份做出決定並出面與不同勢力交涉，而指揮部中，柴玲卻無力面對廣場上的學生，完全自我消音了，最後決定還是要由封從德以非常不可靠、但仍然具備形式民主表象的"同意"喊聲來支持。
六、紀念八九民運，堅持還政於民
柴玲等廣場指揮部人員對形式民主的依賴，最好不過地表明了八九年抗爭的民主性質。當時的學生和市民，對此都有雖未明言但相當默契的認識。作為公民個體，每個人都有本應受到憲法保護的權利，去通過民主途徑參政議政。這是民眾得以激發出極為高昂的參與意識和犧牲精神的根本原因，普通人內在而罕見的公民精神的昇華，最終譜寫出了六四抗暴可歌可泣的壯美，至今感動著全世界嚮往正義愛好和平的人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毫無愧色地堅持說，這是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
毋庸置疑，柴玲等人主持的廣場營地會議，只是一種虛假的民主，因為那不是基於一般包涵衝突立場的社會單位。當時仍然堅持在廣場上的人們，是經過了自我篩選、政治意願高度一致的人群。何況，他們所秉持的名義，是各自所在學校，他們遵循的所謂民主形式，卻排除了考慮反對意見的可能性。這是營地會議民主表象下的致命缺陷，但慣於以個人身份行動的聯席會議諸公，既沒有注意到柴玲立場反覆的"體制"支撐基礎，也沒有能夠看到這個基礎的虛假性。他們的失敗，其實不是敗在柴玲這個年輕女生的手裡，而是敗在他們自己缺少對民主的敏感性。
對比營地會議，高自聯依賴的形式民主的組織基礎要強很多。絕食初期，當參與者堅持說他們只是以個人身份加入絕食時，高自聯作為一個組織形態，曾被動地取消了有效的行動能力。但除此之外，高自聯始終是有可能抵制營地會議並轉變事態的唯一組織機制。可惜，當時極為熱心參與、幫助協調的首都聯席會和香港來的朋友，注意力幾乎完全被與政府的博弈佔據，都未能重視運動內部民主機制的關鍵作用。同時，我們也必須指出，高自聯有其自身內在的局限性。即使這個學生自治組織能夠如願以償地存在下去，大學校園仍然不是最"自然"的公民聚居區域。就像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當年大學生在校園內的生活，實際是脫離實際社會環境的短暫非正常時期。這一點，當時高自聯的一些活躍分子已經有所認識。
八九民運和六四抗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極為重要的一頁，也為生活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留下了極其寶貴的政治遺產。這個歷史，絕不容中共當局永遠遮蔽掩蓋。
──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
於 法國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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