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中共的意识形态癫痫病

图：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

毛泽东的徒子徒孙是一批没有想象力、没有人格魅力、没有宏大理想的平庸的党国政工干部，他们当下在控制思想意识形态方便的做派，只能是神经中枢受损退化后出现的癫痫症。

中共败亡以意识形态死亡为标志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以贩卖进一个西方理念起家的。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改造计划没有在西方的主流价值体系中找到中心位置，却在他所鄙视的"东方亚细亚"社会中找到了试验田。无论是典型的中国东方社会形态，还是半东方的俄罗斯，还是天主教占据多数的法国和意大利，都成为了远较西方新教文明更为适合共产党生存的土壤。但二战后，西方国家的左翼知识分子在经历了"粉红十年"后，认识到共产主义是一个"失败了的上帝"，开始抛弃它。赫鲁晓夫揭露出斯大林的暴行后，苏联共产主义信仰崩溃，庞大帝国开始了瓦解，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彻底坍塌。共产主义在欧洲实践以失败而告终，给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敲响了丧钟。而中共的最终彻底失败也是会以意识形态的死亡为标志的。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接受经过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三层污染，起始就带有从近、现代文明的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退化和庸俗化的特征。但因为这种退化是以暗合中国历史专制主义传统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获取了强烈的本土适应力。不过，与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相比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只是当代极权主义政权才有的特征，即对心智的暴政和对思想的控制。实施这一目标的精神改造又叫"洗脑"，或叫"对心智的强奸"。

中国共产党引进了辩证唯物主义，其实玩的是用"极端主义"和"虚无主义"双重手法来诋毁和消解中、西方的精神遗产（尤其是心智至上的哲学观和各种宗教学说），建立自己的诡辩话语体系。它又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建立了一套虚假的历史进化阶段论，用历史决定论来代替人们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把共产主义作为最高价值强加给民众。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把他的追随者转化成了精神奴隶；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把知识分子驯化成帮助他洗脑的工具。这种做法在共产党夺权后继续演绎：前者有"学雷锋"、"学大庆、学大寨"等运动，后者有"三反五反"、"反右"和"文革"。通过当代的"焚书坑儒"、愚民政策和个人崇拜，毛把马恩列斯主义打造成世俗化的神学教条，而自己则装扮成他们在中国的先知和救主。在匮乏和恐惧双重压力下，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接受了毛的乌托邦似的意识形态，直到上帝之手结束了毛的性命后，才敢发出对毛主义的怀疑。

神经中枢受损退化后的癫痫症

无论毛主义有何等的疯狂和荒谬，至少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毛还是有信念的，他似乎也试图实践他的信念，但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第二，毛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现实有深切的了解，所以他还能建立自己的超凡魅力来动员民众。第三，尽管毛牺牲了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毛也不惜牺牲自己的家人来实现他的理想。第四，毛对全球权力格局和走向有敏锐的直觉，所以他的意识形态既激发了中国人自己抵御外辱的想象力，也曾激励了无数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如果说毛是一个精力体力、想象力、抽象能力和超凡魅力都过人的激进主义恶魔，那他的后继者则是一批没有想象力、没有人格魅力、没有宏大理想的平庸的党国政工干部。他们永远不会步入毛时代"恰像台风扫寰宇"的激进的乌托邦主义，他们染上的意识形态病症只能是神经中枢受损退化后出现的癫痫症。

毛泽东紧抓意志把中国人诱入疯癫状态去奔共产主义乌托邦。矮小的邓小平则像张爱玲教导出的女人，从肠胃入手征服了中国人。在"求温饱、奔小康"的肚皮政治下，邓却也未忘一个大志：等中国人解决了吃饭问题后，再推行民主选举。江泽民似乎也认同这一思路。所以，从邓首肯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江推出的"三个代表理论"有着逻辑的联系。但到了2004年，所谓的"胡温新政"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问题是，这两项口号不是"胡、温"力求进取而践行的完美标准和追求的宏大目标，前者成了"胡、温新政"自我认证的商标品牌，后者成了中国人现状的"客观描述"。从"胡、温"到"习、李"，他们打造出了"大国崛起"、"和谐社会"和"千年盛世"的表象世界，然后，再动员举国体制把这一华丽的表象世界植入中国人的意识之中，并让每一个中国人接受它为中国的客观现实。

仅仅从政治理论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意识形态工程的几个特征：第一，新意识形态是以"训诫"的形式出现的。他们只是中共政治化妆师扳着指头来昭示天下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条腿走路"、 "三个自信"、"四项基本原则"、"五个不搞"、"七个不讲"、"八荣八耻"，等等。

"宇宙真理论"PK"普世价值"

第二，意识形态新戒律既不需要前提，也不需要内在逻辑；既不留下讨论、异议的空间，更不允许反对的声音和多元选择。比如说，中共最高智囊王沪宁把美国民主思想家杜威的"鞋子夹不夹脚、夹在何处，只有自己知道最清楚"的个人自由主义原理，运用到中国国家主义的外交，宣称"道路合不合适，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外国不能指手画脚"；同时否认个人自由选择可以同时适用于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再比如，中共又一高级智囊俞可平提出"三个和谐统一"，宣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却无法认识到，赋予中共一党永久独享执政特权就已经割裂了执政党与人民的选举纽带，破坏了法治精神（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正当程序，等等）。最为可笑的是，中共一手否认"普世价值"，另一手却捧出"宇宙真理论"，声称中国坚持的"主义"就是"宇宙精神"。

第三，中国社会科学界全方位紧急跟进，与党国宣传机器一体化，以至中国思想界妖孽盛行、妄语充斥。近几天出现的"新四论"（杨晓青的"宪政属资论"、刘亚洲"党性神性论"、《解放军报》的"宇宙真理论"、刘小枫认毛为父的"新国父论"）就是典型例证。我所认识的一位复旦教授苏长和还做了"将西方民主知识从普世降为地方级别"的工作，完全无视在上世纪的民主第三波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绝大多数人口都选择生活在了他所说的"地方级别知识"下了。

当中国的学者甘心被一个惯于迫害文人、扭曲知识的政权御用、并引以为荣时，他们似乎忘记了"存在即合理"的现状还有一个原始含义：国家的理性 （raison d'être 和reason of state）。如果他们甘愿放弃理性，热衷于仰赖国家机器来放大他们的意见和支持他们的结论时，知识精英也加入了发羊癫疯的干部官僚队伍。

法国政治哲学家福柯曾说过："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漠视真理的政权更不稳定；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声称能界定真理的政体更加危险。"

（作者为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6月号